訾维廉生平
訾维廉（1923-2004），卫生防疫学专家，汉族，中共党员，1923年生于天津市。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毕业于北平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曾历任内蒙鼠疫防治所副所长、河北省鼠疫防治所所长、省卫生局防疫处副处长兼省防疫站站长、河北省卫生局防疫处处长、副局长、党组副书记、河北省卫生厅顾问，省卫生厅技术顾问、政协河北省委员会第五、六届常委、全国计划免疫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计划免疫杂志主编、中华预防医学会河北分会名誉会长、中华预防医学会理事。1993年12月离职休养。
建国前，訾维廉同志积极参加我地下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和团体。历任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主要负责人），北京大学医学院地下党领导的进步社团“萤火社”社员，北大医学院地下党领导的秘密青年组织民主进步青年会成员，华北学生联合会北大代表。在地下党领导下参与组织了解放战争时期华北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
将生命融入革命事业
从青年时代起，訾维廉同志就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运动和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斗争中。他不仅自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还影响、带动起一批人。1947年5月中旬，北平地下党学委决定配合上海掀起的“全国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北平开展斗争。“反饥饿、反内战”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中持续时间最长、给敌人打击最重的运动。
1948年8月，国民党发动大逮捕，当时许多进步的热血青年不畏白色恐怖的威胁，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不惜牺牲个人生命。訾维廉同志因领导学生运动，名字也被列入通缉的“共匪”名单中，在同学们的帮助、掩护下，他终于辗转到了解放区。后到天津军管会工作。
建国初期，訾维廉同志回到了北京，在卫生部工作期间， “鼠疫威胁北京城”，訾维廉同志临危受命，接受了组建鼠防队的艰巨任务，到张家口一带去防治鼠疫。那个地方生活贫困，很艰苦。当时流传着一个顺口溜，说那个地方“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没有大姑娘。”可见那里荒芜的程度。
“狼”就是黄鼠狼。一平方米就有几个鼠洞，往地里一走，黄鼠狼“呼啦啦”跑成一片。当地生活很艰苦，他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坚持工作了好几年。
五十年代，国家公派知识分子留学苏联，他符合选拔条件，然而当时，我国察北疫情紧急，没有合适的人代替他，他毅然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又出发来到疫区工作。真正体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吃苦在前的优良品德。
完成这次任务之后，他本来可以继续留在国家卫生部工作，但是考虑到当时河北省卫生防疫工作需要加强，也请他去，从此就来到了河北省卫生防疫站工作。
几十年后，当他回忆起离开北京选择到基层工作时，深有感触地说：“当年，在离开北京前的一个夏日的夜晚，我又一次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想了许多许多，想到了我们参加学生运动时曾有过的青春年华，还有对未来防疫事业前途的憧憬。”他怀着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奔赴了国家需要的地方，为祖国的防疫事业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
訾维廉同志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开拓者。建国后，他主要从事卫生防疫工作，凭着不断学习和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以高超的组织领导才能，促进了河北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1966年他参加了邢台大地震后现场的防疫工作。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他在现场省指挥部负责防疫工作的设计与实施，对取得大灾之后无大疫，大部分传染病疫情下降做出了贡献，被评为“省抗震救灾先进个人”。他撰写的相关论文于1988年获准在“北京国际地震对策讨论会”上宣读。
不仅如此，在1955年张家口坝上1000亩农田灭灾，1975年河南水灾，1983年陕西安康水灾等灾后的防疫工作中，他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随后的二十多年间，他在浮肿病的防治、河北水灾、河南驻马店水灾和陕西安康水灾等工作中，提出了很多合理化建议，获得了明显的成效。曾多次以防疫专家的身份代表中国参加瑞士、美国、日本、菲律宾及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和亚太办事处、美洲区办事处的考察防疫工作。在工作中，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进取，以自己的丰富经验和模范行动带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到卫生防疫事业中。
以科学的态度面对科学问题
訾维廉同志长期从事卫生防疫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1976年夏季，河北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在灾后紧张进行的防疫工作期间，有关人士曾对尸体的致病作用提出过质疑，继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尸体处理方法的争论。当时，訾维廉同志是主管防疫工作的学者，他以渊博的专业学识和多年防疫工作的经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健康人的尸体没有致病菌。病人尸体在腐化分解过程中，由于腐生菌大量繁殖，也会把致病菌杀灭，不会引起传染病。尸体的主要危害是孳生苍蝇、传播病菌、尸体经腐化分解，会逐步变成水、二氧化碳、简单形态氮和较稳定的腐殖质，最终转化为空气和土壤的一部分，有的成为肥料，这就是‘自然净化’和物质循环，唐山地震遇难者死于非命，很少有致命菌携带者，其尸体不作消毒处理，只能延缓尸体腐烂过程；尸体对土质和农作物只起肥料作用，而不会传染疾病，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大面积地进行尸体和土壤的‘消毒’不仅费用高得惊人，造成极大的浪费，而且还可能会破坏‘自然净化’作用，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这样干。”
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在学术辩论间隙，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包括寻找前苏联卫国战争和我国三大战役期间的尸体处理资料，结果都无类似事件的记载，没有资料可供借鉴。资料表明，一次性地、科学地掩埋处理如此大量的尸体而取得成功，世界上尚无先例。
对于防疫专家们而言，对唐山地震震亡尸体掩埋方式的正确选择，不仅达到了预期的防疫目的，而且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减轻了日后对灾区环境产生副作用的危险。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訾维廉同志长期在河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参与设计和实施灾后的防疫工作，其间有两项重大贡献：制定了大规模预防接种的对策，在700万人口的唐山灾区下发17种疫苗１５００万人份，使灾区绝大部分传染病较震前有大幅度下降。其中疫苗控制的7种传染病较震前常年下降69．16％～９４.7%；对城内及村边暂时掩埋的7万具尸体清出重新安葬。清尸不消毒，依靠自然净化的主张得到了证实。这样不但节约了数千吨消毒药品，而且防止了因消毒不彻底，破坏腐生微生物的繁殖影响自然净化的过程……
从1974年以来，訾维廉同志组织领导了河北省的儿童普及免疫活动，通过计划免疫的实施，到1987年， 6种儿童传染病较实行计划免疫前分别下降为94．25％～99．82％。
訾维廉同志作为一名防疫学专家，一直没有间断过对防疫工作的关注，在1998年10月14日的《人民日报 》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预防艾滋病 杜绝不安全注射》的文章，文章中指出：
“几年前，我在河北一家医院传染病科住院时发现，护士把大量用过的一次性输液器堆在病房走廊一隅，过一段时间便有农民模样的人前来取走；不久前，我因扁桃腺化脓到北京南城某医院注射抗菌素，在为期一周的治疗过程中，每次注射完毕，护士就将一次性注射器放入身旁一盛满清水的瓷盆中。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一次性注射器的处理要求是：用后放入原纸箱内，然后焚毁；如不焚毁，则应灭菌后深埋。我真为这些已使用过的一次性注射器的去向担心……
有关专家告诉我，我国农村在预防接种上主要采用一人一针注射方式，国内外一些研究结果早已证明这种方式是不安全的。上海市奉贤县卫生防疫站的调查表明，只换针头不换针管的操作，不但在针管内可检出红血球，而且可以检测到乙肝病毒颗粒。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研究显示，被含艾滋病病毒或乙肝病毒血液污染的针头刺伤后，受染的机会分别为0．5％或6％—30％。”
他以真实和可靠的数据来证实存在于注射中的隐患，针对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弊端，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为了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国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主要采用突击性接种的办法。訾维廉同志对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这种平均摊派、盲目接种、重种漏种等问题时有发生；疫苗的运输、保存条件很差，常致失效。这些都影响了控制疾病的效果。”
卫生防疫事业直接关系到国民的身体健康和国家的稳定发展。离休之后，他仍然关注着流动人口的防疫工作和注射器交叉感染、艾滋病传播带给大公卫的严重问题。在漫长的公共卫生事业中，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地工作着。在消灭和预防脊髓灰质炎、麻疹等一系列传染病以及计划免疫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撰写、编译并报道了许多相关的学术论文，发表在专业杂志上，他特别注重培养新一代的专业人员。为促进我国乃至世界公共卫生事业的交流和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历史不忘 精神永存
訾维廉同志与医科院的于世诚同志在解放前北医搞学生运动期间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义。文革结束不久，于世诚同志病逝。但当时，文革中遗留给他的所谓政治问题尚未得到彻底平反。在外地的亲友中，只有訾维廉同志一人闻讯，他便匆匆赶到北京，下了火车直驱八宝山参加于世诚同志的追悼会。之后每年来北京，訾维廉同志都要到于世诚同志的家里看望他的家人，经常谈起当年他们在一起工作、战斗的情形，以此缅怀逝去的光阴和生死之交的战友。五十年代，訾维廉同志陆续送给于世诚同志一些工作照，在照片的背后记录下了他们的情谊。这友情一直维系了半个世纪，訾维廉一张骑马的照片在于世诚家的书桌台灯相框中一摆就是几十年。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纯真的感情和兄弟般的情谊，这种在革命战斗中建立起来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他们的儿女，影响到后人，这仿佛是一个缩影，一个代表着老一辈革命人出生入死为共和国建功立业时期人际关系的缩影，值得当代人的尊崇和借鉴。
熟悉訾维廉同志的人对他有着很高的评价，说他具备着以下的优秀品质：
他是一位仗义执言、不计个人得失的人。在“三反”“五反”运动时，他正在察哈尔防疫大队担任领导工作。一位蒙族会计因文化水平较低，将一笔账目算错，为此有人想诬陷他，将他定为贪污犯。这时訾维廉同志顶着压力，冒着风险， 据理力争，终于将问题澄清，使这位同志免遭迫害。
在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们因饥饿导致营养不良、浮肿，甚至死亡。在调查死亡原因时，被划成右派的教训使人们心有余悸，不敢直陈造成死亡的原因。这时的訾维廉毫不考虑个人得失，坦诚相告。最终使组织了解了事实真相，并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的学者实事求是的优良品质和尊重科学的工作作风。
訾维廉同志是一个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人。他对新形势下产生的学术腐败深恶痛绝。几年来，他不畏艰辛，不怕报复，亲自调查取证，实名举报担任现职的领导干部在发表学术论文中的造假问题。工作中，他非常有责任心和使命感，顶着风上，看到问题就要提出来，为此也得罪了一些人。
訾维廉同志是一位廉洁奉公、一身正气的人。他生前连续十几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对社会上走后门、收授礼品等不正之风坚决抵制，维护了一个共产党干部的尊严，保持了廉洁自律的优秀品质。
他作为卫生部计划免疫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经常外出开会。对所赠礼品能退则退，不能退则上缴组织处理。她的女儿回忆说：“有一次父亲开会回来说，把一个礼品花瓶上交给卫生部了。因我母亲非常喜欢收藏瓷器，我就说：‘钱您上交我们没意见，花瓶留下怕什么呀？’我父亲听后非常生气，他说‘不是我应该得的东西，我坚决不要！以后我不希望再听到你们说这样的话。’”
文革后，他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对文革中反对他，甚至打骂过他的人，不仅做到了既往不咎，而且发现他们生活有困难时，还把自己的手表送出去救济他们。
为了不影响家人的工作，他生病住院，甚至在车祸撞断肋骨后也不让他老伴告诉儿女们。他患脑瘤后行走不稳，依然保持应有的公德与风度，出入门口遇到女士，他还是主动让路，请女士先行。他从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在他病危住院期间，连续高烧40余天，也从不叫一声。当他神志清醒时，问他怎样了，他总是说“还可以”。
从学生时期起就与他一起参加学生运动的李天霖教授在介绍和评价訾维廉同志时说：“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非常困难，那时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级别，国家照顾这一级的干部，每月发给两斤油，五斤豆子。他把每月国家给他的油和豆子都放在防疫站的食堂里，大家一起吃。
在保定市他任河北省卫生防疫站站长时，我去看过他，他的办公室是一间不大的房子，一张木桌，一把椅子，一张木床。他天天晚上在这里学习。他不仅自己学习，并且尽可能地充实单位的图书室，晚上经常到那里去，关心大家的学习情况。我们有多少干部在红旗下革命了一辈子，最后保持不了晚节，犯错误。没有理想，更无诚信，为了捞取个人利益弄虚作假，贪污腐化，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损失。而訾维廉同志这方面做的非常好。他的家我也去过，很简朴，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所坚持倡导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和前途，以国家利益为重，是公认的‘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的典范。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始终在同恶势力作斗争，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他也不改初衷。訾维廉同志工作上勇挑重担，临危不惧，为祖国的卫生事业呕心沥血，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是北医人的骄傲，是医务工作者的楷模，是医学生的榜样！”
李天霖教授的话概括地总结了訾维廉同志的一生，也由此刻画出了代表那个时代革命人的群体形象，这形象传递着一种精神，影响、激励着后人，也净化着人们的心灵。作为学术之外的人文课题，需要深化、需要研究、需要继承和发扬，也需要后人对历史传承下优良品质的再诠释再追寻。这样的诠释与追寻、这样的继承和发扬并不像从事一项事业、一门学问那么复杂那么深奥，但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系统工程，远在所有事业所有学问之上，那就是真正共产党人、真正科学家的内涵与外延给当今时代创造出的精神财富。逝去的光阴已成为历史，但这历史将永远与“今天”同在。
（梁宾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