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尼苏达大学的第一位中国“杰出校友”。
2004年8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做了这样一件事，为外国留学生及访问学者，设立了一个“杰出校友奖”。
25年，其间慕名到此求学的人，闪现着各种肤色，一茬接着一茬。如果将这些人按国籍排成队伍，不亚于奥林匹克的入场式。而通常，最能经得住考验的东西莫过于时间。占据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不算敷衍。最终，明大的中国“杰出校友”的称号落到了她的身上。
她是吴希如。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我国著名的小儿神经学专家。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女儿。
从提供的资料看，明尼苏达大学的“杰出校友奖”，框定的资格条件大致有五项：一是在校期间的表现；二是所学的东西在自己国家的应用；三是大量的科研成果；四是传播知识，培养后人；五是在专业学会的领导工作中做出成绩。如此看来，美国人的评选当属名副其实。
初见到的吴希如，素淡，平和，朴实无华。最深的印象是满头的银发。如果你认定眼前这位年长的lady犹如好大一棵树，那么你能不费力气地从那些动感的发丝中感觉到一种负重的美。几乎每一根抖动的发丝如同繁茂的枝叶。而那些枝叶无一例外地与积蓄和沉淀、慷慨和奉献紧紧地相连。在大树的眼前，你会情不自禁地驻足仰视。
历史说，她代表的一拨人是“末代傻瓜”
吴希如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向美正式派遣的早期留学生，1979年10月到1981年11月间，吴用她纤巧的身躯在明大校园、那个对新中国学者一片空白的环境中，播撒下了属于“共和国”的别样气息。之后，尽管这里的老师换了一拨又一拨，但是有关她的印记却是丝毫没有风化的保留下来。
吴希如属于建国后的第二批大学生，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出国那年她45岁。从照片看，肩头依然甩着牛角型的辫梢。当年吴所代表的留学生们给美国校园投下太多的新奇和不解。首先是外观，衣着单调，色泽灰暗，直观的错觉，仿佛总有一股寒气包裹着他们。
更大古怪当数不会制造笑容的面孔。这完全归功于历史的雕琢。每一张脸上留着“四清”、“社教”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底色和纹路。那时，即便是在国内，他们也归于古板一族。英语补习课上，这些超龄的学生甚至让老师不能容忍。同样是幽默的段子或是滑稽的俚语，换上应届的学生们会笑得肚子疼。可是她们，每一张脸都像是冷冰冰的铁板，搞得课堂气氛索然无味。最终老师面露愠色：“这样的学生我再也不想教了。”
那一年，著名的华人学者杨振宁教授得知吴希如即将到美，非常高兴。吴的飞机刚刚落地，他的电话便打到中国大使馆。“希如呀，已经到了华盛顿了，无论如何到我这儿停留两天。往返纽约的机票我给你出。”毕竟，大洋东西，遥遥30多年，几乎音讯全无；毕竟她是自己的恩师、大科学家吴有训的女儿；毕竟曾经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中一起在昆明的农村中度过。那么多的童真童趣，终于等到两鬓斑白时异国相遇……。但是，电话的这边，当年的吴大妹，眼下被“使命”浇铸得钢筋铁骨一般。既是“使命”，必与沉重相连。于是，欢聚、倾谈、观光、浪漫……所有上天赋予人类的轻松元素在吴希如的心里统统冻结。此时，她的眼中更多的是紧张。因为凭着专业的敏感她已经意识到，即将面对的差距远比预想的差距要严酷得多。而弥合差距只有从落地的那一刻起，然后，从每一分钟里挤出缩短差距的有效分子。于是，“冷漠”代替了一切。
当时的经济状况，国家支付给她们的生活费，每月不足500美金。这个数字在美国，意味着只能合伙挤在低廉的寓所里，并且在支付了必须的保险费之后，可供日常食用的开支所剩无几。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她没有出游过，没有离开过明尼苏达。只是随着时间的推延，慢慢地人们把办公室和实验室的钥匙陆续归集到她的口袋里。道理很简单，既然每天最先到的人是她，最后走的人也是她，甚至通宵达旦的还是她，那么钥匙对于别人便毫无意义了。尽管当地的华人教授和美国友人给予她们很多的友情和关照，但是，从当年保存的照片看，最明显的是面孔的苍白、疲惫。她说，体重在持续下降，到回国时只剩下不足80斤。直到这次重返明大，老师们依然感慨万千：对于25年前的、非常少的几个中国留学生，印象太深了。
“实在是奇特，一拨不会潇洒的中国人。”美国老师们总是这样说。其实，不是不会，只是这一拨人太在意“担当”。他们“傻”到就不知道把自己肩膀上的东西放一放，哪怕是几分钟也好。“两年，只有两年的时间呀”。吴希如经常这么说。实际上这就是他们挑的担子，一分钟也不敢歇脚的原因。
就是这短短的两年时间，“傻瓜们”从专业的领悟到语言的驾驭能力，收获了一个又一个丰厚的回报。老师们终于明白“他们真的，真的是想为自己的国家干点事情！”
两年的最后时刻，吴希如抽出两天时间专程赶到芝加哥大学。她一个人静静地走在这所对她有着特殊意义的校园里。这里曾经留下父亲太多的足迹。当时她在拼命地呼吸，仿佛要从这特殊的空气中尽量地吮吸父亲身上的气味。她的耳边是父亲熟悉的声音：出国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到生你养你的故土！父亲的爱怜多是以中肯理性的方式表达：做学问没有任何捷径，只有吃苦。对于女性则意味着付出更多……她俯身摩挲着路径上的尘土，眼下只想告诉父亲，女儿是按照您的嘱托去做的。现在是来替您看望始终没能重返的故地。
父亲是在她出国前猝然辞世的。认真地说是“将死沙场”。那时中国已经听到了科学的脚步声。吴老受国家之命，紧张地筹备全国第一届科学技术大会。然而，老人家没有等到邓小平亲自主持的大会……母亲在经历了父亲离去的巨大悲痛后，面对的是女儿行期的临近和即将被撇下的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那是心在滴血的日子。应该说，她是在生离死别中踏上出国求学的路。之后，她的心里对于父母亲是永远的伤痛和深深的歉疚。
往事并不如烟。直到今年吴希如前往明尼苏达，事隔25年之后，为数不多、依然健在的华人学者圈中，隐隐传出有关吴家父女的说法。特别是与吴老见过面的老科学家们，再次看到吴希如的时候，眼神格外地不敢大意，仿佛要从这张脸上尽量找回她父亲的影子。然而，时间无情，一边已是耄耋之年，一边也已是霜雪染发。微笑中彼此会意了当年的缄口不言。这或许就是科学人的科学处世。
颁奖的那天是8月12日。会议由明大的国际科教委员会主任亲自主持。场面带着追述和展望的气氛，隆重的程度是吴希如没有想到的。仅从20公分见方的邀请卡上就不难看出主办人的用心。卡片的上方用中文书写：“医之艺术与科学：中西合璧。”下方是用英文记录的歌德名句：“医学和艺术属于全世界，国界的屏障是不存在的。”
美国老师说，她是一位非常特别的“lady”
吴希如的美国老师叫Kenneth F. Swaiman，作为美国小儿神经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拥有让人羡慕的实验室。他的“在神经细胞原代培养中研究疾病机制”的课题，在当年是世界注目的前沿项目之一。
开始K.F.S根本不会注意到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中国学生。但是吴希如从一开始就被两地巨大的差异震惊了。出国前，她所在的北大医院，从教学、科研到临床均代表着中国医学的水准。然而，两厢比较，她致力的小儿神经学的基础研究，与美国整整相差了一个时代。
吴希如的美国老师对她的最先印象：这个中国lady，这么厚的一本书怎么一个字，一个字地做了圈点？
在一年多的临床观察后，老师同意她参与实验研究课题。就像鬼使神差，在一盘盘放着白鼠脑细胞的碟子面前，她的腿竟是挪不开步子。从碟子里，她惊奇地看到了仅仅16天的原代鼠胚胎脑细胞标本，那是不偏不倚的大脑皮层细胞。这让她异常兴奋，胚体细胞在人工培育的碟子里足足可以存活20多天。也就是说，整个神经发育的过程可以尽收于人的视野和掌控之中。一切听来遥遥无期的神话，居然就在自己眼皮底下。这时，她已不属于自己。一个“编外人”居然比“正规军”还要起早贪黑。一连三四个月，她整个人完全长在了实验室里。
老师开始把目光更多地移到这个中国学生身上。这位很诚实的师长丝毫不对自己的偏见遮遮掩掩：“吴的工作做得确实很好。”之后，他请吴为他培养了两名取得硕士学位的实验室工作人员。
事后吴希如说，“那是让我逼出来的。”她不否认自己有些过分。她说，那时我真的管不了那么多，老师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反正我是一定要一个月和他碰一次头。无论是临床的病案，还是实验室的结果，到时候我统统拿到他面前，好坏要让他说个所以然。而且她承认自己不是一味顺从的那种人，免不了会对老师的结论提出质疑，甚至力陈自己的观点，直到彻底信服了为止。
第二年，就在这些细胞碟子的基础上，吴希如完成了一个有关“苯酮尿症”机制研究的课题。这种以呆傻、抽风为典型症状的遗传疾病在中国儿童中发病率相当高。对于这种疾病发病机理的研究在当时并不多见。之后，这篇论文在《美国神经》杂志发表。文章的署名——K.F.S和吴希如的名字之间用的是“and”。老师认同了彼此的并列关系。3个月后，由于吴按时归国，这篇论文便由K.F.S在全美小儿神经大会代为宣读。
1990年，吴希如再度应邀赴美参加NIH的一项发育神经分子生物学的课题。回国时她用有限的工资买了大量的试剂，整整两大箱，致使北大医院小儿神经学科较早地开始分子水平研究；1985年她被任命为北大医院儿科教研室主任；1991年，这所近百年的医院，建起了全新的儿科大楼并且有了自己的实验基地；1995年，她带着学生到美国拿到第一个美国小儿神经学会“D’ souza”青年论文奖……
2002年，吴希如在北京主持召开“国际与亚太小儿神经大会”。那是一次有72个国家、1100多人参加的国际学术盛会。那天，她把明大的老师们也请过来了。可以想见，那一刻的她该是怎样的心如潮涌。也正是在这一刻，在座的美国老师们从这位非常特别的中国lady身上感受到成功的慰藉。
因为吴希如，K.F.S的目光转而投注到对整个中国小儿神经学发展的重视。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K.F.S先生几次自费来中国。他爱屋及乌，慢慢地被这片土地吸引。他同样弯着腰在北大医院的儿科病房为孩子们看病；他跟着吴希如一起挤公共汽车；他随着儿科的医生们一同去走访典型病例……从1989年以来，这位退役的学者，每年无偿地给中国境内12个小儿神经科邮寄他主编的杂志，直至今天还在继续。让他如此心驰神往的不是一个lady，而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坚韧，一个民族的性情。
她自己说，“我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
中国当代小儿神经学科的奠基人是左启华教授。60年代中，左老在一片空白中着手筹建小儿神经学科。吴希如是1955年开始做儿科临床医生的。她与左老同在北大医院。然而直到1977年，两位钟情于儿科的学者仿佛殊途邂逅。她认为，当初是左老的创业艰辛和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感动了她。之后，经左老的启发点拨，她毅然走进这个领域。那时的她已经40多岁。
“因为小儿神经学科难”。这是今天吴希如对当年的选择做的解释。小儿身心健康在当时的学术界是一个崭新的概念。而“身与心”两者相比，投入的比重是显而易见的悬殊。可能正是因为人们对于孩子“心”的漠然，对于儿童神经性疾病的近乎迟钝，吴毅然改变了志向。她说，“脑科学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素质，非常重要”。这些东西注定将主宰她漫长的日后，也是她毫不吝惜地掏尽所有心血的原始动因。
此时的吴希如回顾自己18年的住院医师、10年的主治医师的道路，忽然发现，“我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
迟到的早晨同样绚丽。
吴希如在我国儿科首先诊断并报告了“RETT综合症”、“Laudau-Kleffner综合症”以及“小儿线粒体脑肌病”等疾病。被称为“RETT综合症”的神经性疾病，从1987年她发现第一例患儿开始，至今北大医院儿科已累计发现80多例。与常规做法不同的是，她们主张对患儿长期随访，并确立了系统研究的原则。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们进行了基因分析及机制研究，目的是从基因的突变上寻找答案。随后，“肉碱治疗法”跟着答案进入临床，目前这套治疗方案已在试行中。
“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是发生在男孩身上的神经遗传性疾病。无法解释的是，好好的优等学生，忽然失明失聪，行动迟缓，智力丧失。这种突如其来的恶性疾病，一直是吴课题组与美国方面共同面对的研究课题。目前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产前干预上，已经成功地进行了9例产前诊断，以此努力杜绝遗传性疾病的蔓延。
2000-2003年，在多年小儿癫痫机制研究的基础上，吴希如课题组的“小儿失神癫痫与T型钙离子通道的关系”，在《美国神经年鉴》登载。此项成果为寻找癫痫共同的基因提供了重要线索。吴希如说，那一天，我们未必能等到。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为这个方向做准备。
10多年来，吴希如主持或指导了近20项国家或部级科研基金。尽管很多课题是她的点子和思路。但是，以长者的风度，她一次次悄悄淡出，然后将年轻人推到第一主持人的位置上。她深知学科需要后劲，学术的方方面面不能没有带头人。她从1991年开始有资格担当博士生导师，至今她培养的博士生、博士后有30多名。她最欣慰的是“第三代已经成熟”。
旁观者忽然发现，她的心与思的空间因为过多地装载着学生的身影，她的过去与现在的时间因为单一地只是记录着中国儿童神经疾病的对抗过程，于是在构成生命的权利中，恰恰冷落的是自己的两个孩子。
她说到了老大打小是由母亲拉扯着，而老二的出世让年迈的母亲实在力所不及。无奈中，她一咬牙把襁褓中的孩子抱出去了，托付在一个工人的家里去寄养。那家人在北京旧鼓楼大街的一条胡同里。拮据的生活从他们低矮破旧的小屋便一目了然。之后，那条胡同几乎被吴希如走烂了。日子在匆匆的来去之间打发得很快。忽然有一天，小家伙会说话了，那是吴希如第一次听到孩子喊妈妈。但是，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骨肉，一边喊着妈妈，一边趔趄地扑向工人妻子的怀里。两个女人敏感的眼神不期而遇。工人妻子的眼圈在微微地抽搐，吴希如这边立即递过去一个感激的微笑，是在鼓励那双不堪承受凄楚的眼睛，更是在给自己打气。她看到自己的孩子已经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懂得了依恋亲情，她看到小家伙一样拥有着开心娇昵，她觉得自己没有理由不为孩子高兴。只是在迈出这个院子之后，她觉得自己的心酸的像一把泡苦了的咸菜。她一面在用手背抹去脸上不断淌下的泪水，一面在骄傲地夸奖自己：应该这样，绝不能破坏孩子仅有的一点点美好和安宁。
当然，现在人近暮年为时已晚，她知道，这种亏欠今生今世再没有机会弥补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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