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医历史上名师云集。

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初，接受国内乃至国际优秀、严格医学教育，是现今很多老教授们心中的“高山”。

他们对国家、对医学、对人民，总是怀有赤子之心。在祖国需要之时，他们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在政治风云变幻中，他们坚持真理、无所畏惧；在医学征途上，他们殚精竭虑、上下求索。

斯人已逝，风范犹存，我们开辟“追思”专栏，再次追寻大师思想，仰望大师人格，以传承精神、继续前进。

王叔咸

（1904年-1985年）

著名内科医学家、教育家、

中国现代肾病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1985年2月4日上午8时5分，王叔咸教授正在准备来医院工作时，猝发心脏意外，不幸与世长辞，享年81岁。

他的学生，著名的肾脏病学家王海燕（已故）在悼文中写道：“大半个世纪以来，经过王叔咸大夫直接、间接抢救的病人已不可数计，但偏偏他的学生们却未能来得及向死神夺回我们敬爱的老师的生命。”字里行间难掩悲痛之情。

要知道，虽已年逾八旬，但当时的王叔咸教授依然“才思敏捷、精力充沛，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排得满满”，所以，他的突然离世，才让同事亲友错愕、悲痛。

“王叔咸大夫”，这是他最喜欢的称呼。

他的一生勤奋严谨，数十年来保持每周日到图书馆读书的习惯；

他的一生清廉俭朴，自己的稿费也全部交公使用；

他的一生淡泊名利，曾婉言谢绝担任医院、学校、学会的各种职务。

在医学上的成就之外，王叔咸教授还是一位有着精湛技艺的琵琶大师。生于上海，他自幼拜华南著名琵琶大师汪显庭老先生为师，青年时代他是江南一带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多次参加大型音乐会并获奖，一曲《十面埋伏》激荡人心。他还弹得一手好钢琴，能演奏小提琴。据说，在协和医学院读书期间，每晚王叔咸弹琵琶自娱，夜深人静之时，则开始自修读书。音乐，是王叔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上世纪三十年代，王叔咸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同时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在协和从医、任教，到美国、奥地利进修。

1945年，王叔咸来到北京大学医学院（现北大医学部），历任内科一级教授、医学系主任、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第一附属医院内科主任、肾脏病研究室主任等职。他是中华肾脏病学会第一任主任委员、《中华肾脏病杂志》总编辑。

王叔咸教授常说：“临床医生最大的财富有二：一是把病历管起来；一是把图书馆管起来。”他教育、影响了中国几代医学大家。

王叔咸指导医疗系学生临床实习

骨科泰斗冯传汉教授记得30年代读书时期得到王叔咸教授教诲：“专家并非完全靠见多识广，经验积累，关键是要系统的问病史，系统的做体检。”冯传汉感慨：“严格有效的临床训练，是获益无穷的基本功。”

“抢救大王”张树基教授回忆起50年代他做住院医的时候，王叔咸教授经常对他们说：“做临床医生，一定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张树基说：“他的话对我们年轻医生来说就是金科玉律。几十年来，我一直牢记老师的话，对基础的理论知识下功夫去记忆。这对我的临床工作很有帮助，也指导了我的一生。”

妇产科专家郎景和院士记得60年代他初到协和之时，每周日的图书馆里，总能见到一位老教授。事后他得知这就是王叔咸大夫。“他那么大的年纪、那么忙的工作，还赶那么远的路程，好像必须要来报到一般，雷打不动、风雨无阻地出现在图书馆里。老医生尚且如此，何况我那时只是初出茅庐呢！”郎景和感叹。

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教授回忆：“王叔咸教授治学严谨，临床经验丰富，哪个专业的房都能查，查的各专业的头头都口服心服。王老对下级医生要求极为严格。如果病史问的不仔细，物诊做的有差错，如：脾大没触到，肝大小摸的不准确，心音、杂音或附加音听的有差错，王老都会严厉批评。”70年代年轻的胡大一在北大医院内科病房学习，他下了夜班也舍不得走，极珍惜跟着王叔咸教授查房的学习机会。

“他治学严谨，谙熟临床医学教育规律，一贯强调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主张临床教学要少而精、启发式，重视临床实践。他特别强调在当前知识爆炸的形势下，应坚持将最基本的、有举一反三作用的知识教给学生；反对一味延长学制，一味增加讲课学时；反对临床实习讨论搞成变相的小讲课。他主张讲课要‘浅入深出’，即由浅显的事实引导学生推导出深刻的原理。”他的学生王海燕曾这样总结道。

王叔咸教授（前坐右）夫妇与同事、学生们（后右三为王海燕）在家中合影

王叔咸教授力倡“博以养专、广而求精”，他有着渊博的大内科基础，早年在呼吸、结核、糖尿病、钙磷代谢等多方面从事过临床和实验研究。以“馒头餐”代替“葡萄糖耐量试验”检测胰岛功能的方法，便是由他在1963年率先提出的。

王叔咸教授一贯认为：临床科研工作应以指导及解决临床工作的问题为出发点，他重视中西医结合工作，继承并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他既不是一个好高骛远在文献夹缝找课题、脱离临床的空洞理论家；也不是一个墨守成规、蹈袭前人实践的临床经验医生；而是密切地将研究工作与临床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并大胆创新，善于从理论上分析和指导临床实际问题的解决，走出自己的路子。”他的学生王海燕在悼文中这样写。

王叔咸指导学生

50年代后期，王叔咸开始肾脏病研究，几乎与国际肾脏病研究同步启动。他在北大医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肾脏病专业科室，并建立了实验室，培养了第一批肾脏病专业人才。1964年，王叔咸教授在全国学术会议上，做蛋白质代谢报告，并与专家共同制订了“肾小球肾炎和肾盂肾炎的诊断治疗标准”，历史性地确定了他作为中国肾脏病学科创始人的学术地位。

文革十年，王叔咸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工作受到冲击，中国肾脏病专业学术水准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也愈来愈大。在极度困难之时，王叔咸尽力坚守医生职责。在一个诊断不清的患者病故后，他只身到患者家中动员尸体解剖。70年代初，他便带领课题组恢复了实验研究。他开办英语学习班，受到批判。王叔咸教授说：“学外文没有什么错，否则医疗水平怎么上得去？我是老运动员不怕了，你们怕不怕？”

文革过后，他已年届古稀，仍奋力追赶国际前沿。他提出了肾小球疾病的临床分型，多年来在国内广泛应用。在他的领导下，北大医院在国内最早开始对肾小球疾病发病机制的研究。

王叔咸教授对中国肾脏病学科发展的贡献更在于，他对肾脏病专业人才的培养着眼于全国。1979年，在他的主持，中国第一个“肾脏病专业医师培训班”开办，首批学员中很多在日后成为各自单位的肾内科主任。80年代，他主编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肾脏病学》和《肾脏病学》教材，在这一过程中，王叔咸教授患了青光眼。术后尽管医生禁止他看书，他仍借助放大镜一字一句地修改了约200万字的书稿。

王叔咸的立足临床的学术思想，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心系祖国的学术情怀是北大医学人永远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怀念卓越的临床医学家王叔咸教授》.王海燕、潘缉圣、刘平.《北京医学院学报》.1985年第17卷第2期；

《纪念王叔咸教授诞辰100周年暨逝世20周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毕增祺.《中华肾脏病杂志》.2005年01期；

《王叔咸：琵琶曲终人犹在》.李惠新.《健康报》.2008年09月26日

（文 / 徐璐  感谢北大医院肾内科提供支持  图片来源 / 北医档案馆、北大医院肾内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