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祖国共成长(二)】他们坚持真理,他们以身试药,他们改变命运……

    1949—2019,70年沧桑巨变。

  新中国从贫穷走向富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赶上时代走向引领时代……

  70年,“我们”的个人成长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医学部推出国庆特稿《我和祖国共成长》。特稿分六个篇章:<起点,一个国家的新生>、<建设,一个民族的热血>、<坎坷,一代国人的警醒>、<转折,一条道路的选择>、<拼搏,一段距离的缩小>、<复兴,一个梦想的实现>,记录北医人与新中国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的70年。第二期推送“坎坷”和“转折”篇章。

                 2019年4月14日,“歌唱祖国,传承接力”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型爱国主题教育活动在未名湖区域举行。楼宇烈、王阳元、杨芙清、詹启敏、孙祁祥、董强、雷声、宋玺等

                 北大两院院士、教授、学生、校友等代表和一千余名师生在湖光塔影中高唱《歌唱祖国》,共同唱响爱国最强音。

  坎坷,一代国人的警醒

  1961年,北医发生了所谓的“肝炎流行”。几百学生被“诊断”为肝炎病人,有一栋楼都是肝炎病房还不够用。

  魏承毓回忆到:“实际上是由于严重营养不良而引起的假肝炎真浮肿。浮肿了,一查转氨酶高,就被说成是肝炎。”

  从1959年到1961年,新中国经历了一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二十年后,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经济困难的原因做出这样的反思——“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魏承毓在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霍乱专题组成立仪式(第一排右三)

  这一年,魏承毓被卫生部派到广东、广西、海南岛等地,进行对霍乱突发事件的调研和防治。这也是他在北医几十年中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疫情在当时被当做高度的政治机密。“当时如此封锁疫情,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六十年代,蒋介石叫嚷着要反攻大陆,沿海一带战备任务很重,这时如果传染病疫情不能控制,无异火上浇油,就会影响军心、民心;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认识上的错误,一些人主观地认为,如果让外人知道我们还有这些病,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要受人怀疑。” 魏承毓说。

  文化大革命,是人们不愿回忆又不得不回忆的,永远绕不开的灾难性阶段。科学技术领域,尤其成为“重灾区”。

  1966年,彭瑞骢成为了北医第一个被揪斗的对象,他在“牛棚”(动物实验部)度过了一千多个日夜,后又经历了数年的下放“劳动改造”。与他同住“牛棚”的还有副院长马旭和曾担任过公共卫生学系科主任的金宝善等。金宝善早年担任过国民党卫生署署长,更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彭瑞骢曾回忆:“金宝善在‘牛棚’里总说,‘我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马旭在‘牛棚’里拄着拐杖,‘行动不便’,当军宣队宣布他可以回家时,他扔下拐杖,大步流星地跑了出去。”

  此时,北大医院副院长严仁英也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正带领“北医六·二六医疗队”在密云山村医疗、办学的严仁英,被“勒令”返回北大医院,开始了“挨批斗、游街和劳动改造”。严仁英的白大褂换成蓝大褂,开始打扫楼道、厕所卫生。严仁英坦然接受了这一切,她打扫卫生干净整洁、无可挑剔。门诊上疑难患者还时常到厕所去找这位妇产科专家看病。

  同样在北大医院,刚毕业的朱学骏发现皮肤科来了一位新大夫,白发苍苍。一问才知道这是作为学术权威被“下放”的胡传揆教授。“那时,成绩好的医学生不爱干皮肤科,胡老决定好好培养我,特意在家附近的餐厅请我吃饭。”朱学骏由此得到了学术泰斗的悉心栽培。

  文革十年,从1966年开始,持续到1976年结束,这中间夹着1969年,共和国的20岁生日。

  王德炳记得国庆20周年的群众游行中,他参加的是赤脚医生方队。“20年国庆搞得很有气势,表面上看全国一片红,但实际上是很痛苦的。下乡劳动改造的,打成走资派的,全国处于一个政治狂热时代。后来当我们听到李谷一的《乡恋》时,大家都觉得太美好了。因为我们经历了文艺桎梏,政治高压的时期。”王德炳说。

  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主持工作,各项工作开始陆续恢复。

  在乡下插队的韩济生被调回北京医学院,继续研究“针刺麻醉原理”。这一研究题目自1965年由周恩来总理提出,被安排给韩济生后,便一直萦绕在他心中。

  为响应周总理攻克癌症的号召,徐光炜在北大医院肿瘤科的基础上,开始筹建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

  沈渔邨坐在同事自行车后座上,跑遍了北京郊区乡村,开展农村家庭社区精神病防治的试点工作。三年之后,这个工作效果良好,在国内进行了推广。

  北大人民医院的陶其敏挽起袖子,让同事在自己的胳膊上,注射了她和团队研制的中国第一支乙型肝炎疫苗,两个月后抗体产生,试验成功。

  1976年,陶其敏教授及其团队成功研制中国第一支乙肝疫苗,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十年浩劫,留给人们的除了沉痛和创伤,还有警示和思考。在江西,邓小平在一条1.5公里长的红土小道上走了3年零4个月。他每天踱步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将走向何方。

  转折,一条道路的选择

  1978年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王志均、陶其敏、米勒、叶恭绍教授(从右到左)在全国科学大会上。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医学院副院长汉斯·米勒教授,卫生学系叶恭绍教授,基础医学系王志均教授、林克椿副教授,人民医院陶其敏医师、党委副书记彭瑞骢等代表北京医学院参加了大会。

  在开幕会上,他们听到了邓小平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论点,他们听到邓小平明确指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座的知识分子们热泪盈眶、感概万千,在新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他们总是处于漩涡中,这次大会终于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

  彭瑞骢信心满满地说:“这次大会鼓舞人心,科学的春天来到了!”

                 1977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制度,让人才培养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

                 图为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北医七七级同学在学校门口的合影。

  1978年,当刘玉村得知自己能参加高考时,因为“成分”问题,他仍然心有顾虑。

  7月20日,刘玉村还是如愿参加了高考,拔得学校头筹,被北京医学院录取。但当时的他并不知道,就在他参加高考的三个月前,有关“成分论”的争论还出现在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

  最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使得全国610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和知识青年参加了考试,40.2万人录取进入大学。这40.2万人,以及1977年录取的27万人的命运,从此发生了转变。

  詹启敏是1977年录取的27万人中的一员。1975年高中毕业后,詹启敏在江西当过农民,参加过抢收抢种;做过乡村民办老师;当过机械修理工人。

  1977年、1978年的高考改变了詹启敏和刘玉村的命运。而另一次重要的会议,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告了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回归了发展的常识。从此“改革”、“开放”这两个动词,被紧紧连接在一起,而成为一个中国特色的专属名词,被广泛使用。它就像是象征光明与前途的火炬一般,被高高举起。

  1979年,美国《时代》周刊在第一期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改革开放,马旭院长率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

  走出去!北医也抓住了自己的机遇。1978年,北京医学院院长马旭随中国医学代表团到澳大利亚出国访问,他看到了差距。回国后,他做了一个决策——开办面向教师、医师的英语培训班,想办法让教师们走出国门。这个决策被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北大医学部主任韩启德评价为:“直到现在,对我们北医的发展还在起作用。”

  最早被公派出国的人中,有的已是不惑之年,甚至年过半百,如北大医院肾内科的王海燕、人民医院外科的杜如昱、免疫学系的陈慰峰、药学系的张礼和、卫生系的陈育德……他们的大好青春耗费在十年动乱的中,因此他们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把所有精力和时间投入在学习和研究中,他们做出了成绩让外国人刮目相看,又以拳拳报国之心回归母校。

  王德炳回忆说:“国家派出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北医也选送一批批骨干出国学习。我们当时肩负着学习的任务,主要学习人家的科研思想和先进的技术。”

  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转折,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历史方位,深刻影响了世界格局的走向。

  1982年9月,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摸着石头过河,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做出了选择。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文/宣传部 徐璐  图片/北医档案馆或来源于网络  资料参考/《北医百年历程》;严仁英、邓稼先、彭瑞骢、王德炳等人传记、《厚道北医人》或其他公开报道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