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重症救治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国家应对各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有利于推动其他医学专业的发展，是国家综合医疗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随着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重症医学的重要性愈发显著。老年患者群体中多种合并症、多脏器功能衰竭的诊疗需求明显增加。截至2021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占总人口的18.9%，预期在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危重症救治体系的建设需要紧跟老龄化和社会发展的步伐，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就医需求，提高我国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乔杰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危重症救治体系的建设。疫情前我国ICU床位数量为67,198张，人均重症医学床位数量仅为4张/10万人；疫情期间我国在短时间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实现了“平急转换”，截至2023年1月5日，全国重症医学床位总数为21.6万张，人均重症医学床位数量接近10张/10万人，已经步入了发达国家水准。与硬件上的快速发展相对应的，全国重症医学床位总数为21.6万张，重症医学医师12.8万人，重症专业护士33.3万人，储备“可转换ICU”床位13.5万张、医师13.7万人、护士26万人。目前全国二级以上医院重症床位的使用率约为80%。同时，我国也对救治设备进行了准备，据统计共有血液透析单元17.5万个，床旁血滤机2.5万台，体外膜肺氧合机（ECMO）2857台，有创呼吸机14.5万台，无创呼吸机9.8万台，监护仪119.8万台，高流量吸氧仪6.9万台。我们暂时度过了本次新冠疫情危重症救治的高峰，但伴随着防疫策略的调整，当群体免疫的红利期过去后，我们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危重症救治高峰。

虽然在新冠疫情期间，我国危重症救治体系得到了一次快速发展，但是依然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重症医学专业医护人员缺乏。经过规范化专业培训的重症救治人员严重不足，与国家要求的重症医生和护士数与床位数0.8:1和3:1的水平依然存在很大的距离。专科重症医师是重症医师数量增加的重要来源，目前我国的专科重症培养体系不完善，依然缺少“增加重症医学专业注册”相应的法律法规，专科重症医师缺少规范化培训，切转岗通道不顺畅。此外，薪资结构的相对不合理也是重症专业吸引力较低的原因之一。

2. 基层危重症救治能力较差。目前我国的重症床位有70%以上集中在三甲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的危重症救治能力依然较低，甚或存在着配备了呼吸机却不会使用的窘境。依托区域性重症医学医疗中心和专科医联体建设，推动基层医务人员危重症救治能力的提升，完善各级医院危重患者转诊机制，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危重症救治同质化，依然是需要持续推进的工作。

3. 危重症救治技术核心竞争力不足。虽然我国在新冠疫情期间实现了相对充足的危重症救治设备的储备，其中大部分已经实现了国产化。但是部分设备的核心部件依然需要依赖进口，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依然存在差距，依然需要持续投入支持技术攻关，

为了持续推进我国危重症诊疗体系的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 在现有的重症医生培训和认证体系之外，增加面对专科医师转岗需要的专科重症医生培训方案和资质认证标准。建设专科重症医学培训基地。尽快出台相应法律法规，允许经转岗培训考核合格且符合条件的，在原专科执业范围的基础上增加“重症医学专业”执业范围。

2. 继续加强重症医学区域性医疗中心的建设，持续支持各三甲医院危重症医疗能力建设，调整危重救治从业人员薪资标准，增加重症医学专业医护人员数量。

3. 加强重症医学专科医联体建设，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危重症救治能力，建立基层医疗机构危重症救治评价考核体系，并作为专科医联体建设的考核内容。

4. 继续加大对于危重症诊疗核心技术研发的支持，通过科研项目带动高质量重症医学人才培养。

（统战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