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号贩子”问题的热炒已经让众网友到了一听就怒的地步，关于“号贩子”问题的解决办法，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在3月6日发表的“提高挂号费”的建议让广大网友给出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在刘玉村看来，提高挂号费的初衷很简单，那就是促使病人不要都涌入大城市，而是尽量就地诊疗，这样才能让医疗资源的利用更合理更平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也提到要在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解决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及由此衍生的“号贩子”问题，这或许是一种可行的办法。3月10日，国际在线记者再次专访了刘玉村委员，询问他对于分级诊疗的看法。

　　国际在线：上次您谈到北大医院300万的门诊量里有100万人次是不用去的，所以结合“号贩子”问题，您觉得分级诊疗是否是解决医疗资源供需失衡的一个关键办法？

　　刘玉村：对，现在大医院人满为患，每家医院都有几个重要的科室、出名的专家，这些人一定是所谓的稀缺资源，而另外一方面，病人看病那么自由，这必然产生矛盾。而且国家出台的一些办法比如异地就医报销，实际上是助长了这种矛盾的产生，它带来的副作用甚至是大于这项政策原本的目标期望的，所以实际上我并不赞成，比如京津冀医保联通，看病更方便，但方便的结果是大家都来北京了。

　　国际在线：前不久我刚去参观了河北燕郊的燕达医院，它是北京市属医院跟河北地方医院合作的项目，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促使河北的病人就在那边看病，就不要来北京了，这也是分级诊疗的一种措施？

　　刘玉村：对，我的观点还是病人要在家门口看病，所以政府出台的分级诊疗政策也是想达到这个目的。

　　国际在线：你觉得分级诊疗应该怎么分？怎么实施？

　　刘玉村：分级诊疗的问题是，它应该设计成一个什么样的内涵。按什么来分？按病情轻重来分？按病人付费能力来分？还是按病人的个人诉求来分？实施上，由谁来分？谁来控制流向？是靠行政的手段还是市场化的手段？我觉得这个内涵里涉及好多的关键词。

　　咱们简单说，这个分级诊疗到底分几级？现在中国医院的分级办法是一级、二级、三级，三级里分三甲、三乙，我个人认为分级分层太多，让病人觉得分那么多级，到底这级代表的是规模、能力、水平，还是什么？所以在分级这方面我主张分两级，一个是社区、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另外一级就是医院，病人在社区里能解决的就在社区解决，解决不了的再联系医院。

　　比如北大医院对德胜社区，他们社区大夫看不了的病人，联系我们转到北大医院，我们跟他们有一个网上联通的机制，病人来预约挂号都是绿色通道，我们的医生看完了后，所有临床资料包括我们记录的过程、检查的结果、治疗的方案、开出的处方、化验的报告等各种结果完全从网上传回社区，他的社区医生就能掌握这个病人在北大医院就医的整个过程和资料。

　　实际上这个分级是非常有效的，而且让病人放心，所以我觉得这种分级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分级。在二级三级医院，你怎么分的出来这个病人先到二级合适还是三级？分不出来，疾病很难分。我觉得分级诊疗主要分的是医院，分两个级，谁来控制这个病人，他必须先找谁后找谁。

　　国际在线：那如何控制病人的选择？

　　刘玉村：行政的手段肯定是不能了，有一种半计划半市场的方式，就是医保，医保我给你付钱，我说的你得听吧？不然我不给你付钱。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结合起来，给病人看病的流程做了设定，这就有秩序了，那个东北女孩就不会因为一个不太大的问题跑北京来，她就不那么着急生气了。如果她真的有一个大病，她有需要，她的社区医生就给她转走了。

　　国际在线：医院内部是否也有分级机制？

　　刘玉村：对，病人从网上看了一些医生一些专业，但是谁真正懂这个病人应该由谁看？是我们。所以医院内部也应该有一个分级制度，比如阑尾炎，年轻医生看就可以了，更大的一点的病，副高职的看，风险特别大的，由医院最大牌的人出诊。

　　国际在线：卫计委主任李斌说，分层诊疗的要点在于基层首诊，您如何看待这个基层首诊问题，如其他委员所说，基层面临医务人才流失，那么如何应对？

　　刘玉村：现在基层的硬件条件基本具备，主要是信任问题，基层医生的能力水平、综合素质，在一定程度上让病人信任这个过程是一个相对长的过程。

　　国际在线：一方面要病人信任医生，一方面也要医生自身水平高？

　　刘玉村：对，高智商决定了你的能力你的水平，高情商决定了你的态度决定了你受欢迎的程度，所以实际上对基层医生的要求要比大医院里专科医生的要求更高，因为他接触的是实实在在的人，他甚至接触到病人的家庭，他影响到病人的价值取向。

　　国际在线：所以现在大家都去大城市看病，是因为基层医生不受信任？

　　刘玉村：对，现在基层医生还远没有达到让病人信任的程度。部分地区解决了，比如很多社区服务中心，待遇比较好，所以就能留住一些有能力情商高的人，就能良性循环，但很多地方还没有进入良性循环，这需要时间。

　　留住人的核心问题是待遇，你在三甲医院拿很高的待遇，到了基层差几倍，这样怎么能留住人？所以现在的分级诊疗，医疗能力的辐射，只能是城市辐射农村。

　　国际在线：通过行政手段呢？

　　刘玉村：做不到，现在社会是以市场为导向，国家也提多点执业、自由执业，这些概忥会促使他们（医务工作者）更加流动，自主性更大。现在大家都在学美国，医生成为自由职业者，但是当我们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有灾难的时候，你派谁去？我是自由的，你凭什么约束我？拜拜吧。他完全可以这样，所以大家看事情一定要看两面。

　　国际在线：那会不会导致基层医生的整体水平一直无法提高？

　　刘玉村：只是时间问题。为什么说城市辐射农村呢？大城市里的医生慢慢的人满为患，不需要这么多医生的时候自然就会分流，三甲用不了就到二级，二级用不了了再往下走。专科医生、全科医生也是像水从高往低处流这样的流向，就业市场就是这样的规律，人们首先选择大城市，不行就二线，再不行三线，以此类推。

　　当然这背后的因素很多，不仅仅是待遇，还比如子女上学，这些是配套的，所以需要时间，大家不要太着急。

　　各级政府也不要太着急，你说现在看病到底难不难，我觉得绝对来说不难，不要非得挑医院，非要挑医生，能看得上病，家门口的乡镇医院县医院，城市里的社区医院，你不去你都赖政府？而且到了大医院，如果你不非要去看那几个科那几个专家，大家都能挂上号，没难到那个份上。

　　国际在线：所以从大家都想找专家来看，还是回到了对普通医生的信任问题？

　　刘玉村：是，中国人的特点就是一想到什么就要最大的、最好的、最快的，我们总是太着急。所以中国人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着急，一个是信任。

　　（统战部摘自国际在线 ）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