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自2013年4月启动“我的中国梦”主题征文活动以来, 广大师生积极参与，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收到近300篇投稿。其中,有的来自医护人员，有的来自教师学生，有的来自管理人员，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书写了对中国梦的理解，以及为实现美好梦想而付出的努力与行动。北医新闻网特开辟《我的中国梦征文》专栏，从众多稿件中择优摘编刊登，以飨读者。医学部党委宣传部还将组织”我的中国梦”主题演讲活动，以使北医师生对“中国梦”内涵的学习和探讨不断深入，敬请垂注。

        党的十八大描绘的中国梦是“民族复兴”，把伟大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让勤劳的人民享有更多福祉，使坚强的中华民族展现一贯和平友好的崭新气象。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是我小时候老师描绘的“共产主义”的美景，我觉得这个梦很遥远。以前“电话是身份的象征”，只有大领导家里才有电话，我认识的同学里，没有谁家有电话。

        普通老百姓有事打电话只能找“公用电话”，居委会、报亭、药店大都挂着一个“电话”标志牌子。“公用电话”只能打，如果找人接电话，要交“喊人费”。大学同学英子搬家到团结湖小区，感觉搬到外地了，我们有事找她，先要打电话到她家所在地居委会公用电话，看电话的大妈要绕过几个楼“翻山越岭”去她家楼下喊。等她从五楼跑下来接怎么也得10分钟，每次她都得陪着笑脸给人家5毛钱，当时一个馒头不过1毛钱。饶是这样，居委会大妈很是不满“你家在高楼，鬼吼都听不见”。英子嘱咐我们“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千万别打电话”，因为通讯滞后，同学之间慢慢疏远了。

　　1972年，我在路边等车，看到一个女孩靠着电线杆子，脸色惨白，赶紧过去询问，她说特别难受，心脏病犯了，给我一张电话号码的纸条，麻烦我给打电话。那时电话是奢侈品，我跑了老远找到一个大单位的传达室，说尽好话求人家借电话用用。好不容易打通了，她父亲接的，非常着急“她人在哪儿？”等我跑回来，女孩已经被人送医院了但不知道是哪家，我想“她家人得多着急呀”，如果电话能普及多好啊。

　　1974年我下乡插队，村里只有大队部有个老式电话，是手摇的那种，我在打仗电影里见过。那会儿打电话是个“力气活”，先要哗啦啦摇上一阵，等对方给信号。费力得到的信号很差，老会计接电话时总是扬着头，脸涨得通红跟吵架似的拼命喊“几点开会？大声点成不？” 老会计一听说给公社打电话联系事，宁愿抓个小伙子“二牛，骑车去公社一趟，不着这个奶奶急”。刘大哥家里有人住院，往县医院打电话想询问“病情”，使出吃奶的劲儿才打通，人家一句“医生不在”，挂了。   

　　1979年我给朋友小茹介绍对象，说好下午3点在北海后门见面。小茹早早到我家打扮的花枝招展，然后美滋滋一起坐公交车去了。左等没来，右等没来，以为小伙子记错地方了，也没别的联系方式，我想“也许他去公园前门了”。我俩顶着大太阳辛辛苦苦去了北海前门，还是没见到，气得够呛“不跟这号没时间概念的人谈了”。后来才知道，头天半夜他父亲突犯心脏病，急着送医院，一直在抢救，我家没电话，他急得上火也没辙。说开了就好，重新定了约会时间，姑娘小伙一见钟情相濡以沫过到现在，真悬，差点因为通讯不畅误了一份好姻缘。

        1983年我结婚时公公家有部电话，邻居们有急事小心翼翼敲门问“孩子生病了，想借电话叫他爸爸回来”。这部电话只能打市内，要打外地得到西单的“长途电话局”。电话局线路也少，一溜小电话亭子满员，旁边等候的椅子上总坐满了人等着服务员“叫号”。好不容易通了，也不能随便聊“话费可贵了”。记得1984年有个同学给她在外地的老公打电话，说高兴了忘了时间，结果带的钱不够，押了证件跑我家借钱。

        公事可以到单位打电话，但也不方便。1978年我在中学当老师，全校只有传达室和校长办公室有电话，老师们有急事才去传达室打电话。如果外面电话打进来找人可头疼死了，传达室准备一沓白纸条，老大爷先问好对方电话和姓名记在小纸条上，托人带给当事人回电话。我带学生去工厂学工，车间办公室有一部电话，只能接不能打：拨号盘用木板做个箱子“锁上了”，只有干部才能开锁打电话。我问“为什么？”人家说怕私事电话聊天，交不起电话费，我咸吃萝卜淡操心“要是车间着火或是有人突然生病可怎么办？”

　　到北医工作后，办公室有电话，虽然是分机也兴奋了好一阵子。分机往外打难度不小，先拨“0”接通“外线”，然后再拨号。如果对方也是分机，那就是“麻烦+烦恼”再X2：先打通总机请人家转，单位外钱少，接通外线就不易，好不容易接通了，对方分机占线，“白瞎了”。天时地利人和一次接通“要找的人不在”，撮火，工作效率可真低。

　　1991年我去火车站接外地的同事，火车晚点，车站没有到站时间预报，对方也没法通知我。我在火车站溜溜等了“6个小时”，累得实在不行了，与上访的挤在火车站窗台上睡着了，我偷偷告诉你“北京站候车大厅窗台特别宽，睡觉没问题，就是有点凉”。

        1988年我女儿在幼儿园全托，周四班里有小朋友得腮腺炎，老师怕传染别的孩子，通知家长把孩子接走。我家没电话，她也说不清爷爷家的号码，结果幼儿园就剩她一个孩子，等周六接她时嗓子都哭哑了，心疼死我了。

　　1992年去美国留学的同事电话打到办公室聊天，我说“多贵呀，捡重要的说”，他笑着说“这儿国际长途超级便宜，我来的第二天申请安电话，马上就能用。安电话免费，只要每月交电话费就行”我觉得是像“天方夜谭”，羡慕得一塌糊涂。

        1995年私人可以安电话了，但特别贵“5000块”，这对一般老百姓是个不小的负担。我想安电话，老公反对“咱家又不做生意，每月还要交好几十块钱月租费，烧包”，商量结果他让步了。周日一早去西单电信局排队，人可多了，折腾半天才拿了个号，除了5000块“初装费”，还要交180块“查线费”。交了钱，拿了收据回家等，半年都没信，跑去问电话局，人家说“想安的人多着呢，没那么多线，等着吧”。电话都是拉明线，这个楼有人交钱了，就拉根线进她家。那个商店交了定金，也拉根过去，没一点规划，好好的楼外电话线像蜘蛛网飘在空中，一刮风就绞在一起又乱又不安全。

        1995年底，我家千呼万唤的电话终于安上了，立马觉得方便了，生活半径扩大很多。1998年妈妈家也安了电话，是分机，靠接线员转，如果我有急事晚上打电话，接线员很不高兴，我也觉得内疚“大晚上的麻烦人家”，长话短说，跟报火警一样。过了一年电话号码升位，分机改成电脑自动转接，只要拨个“0”就能直接打电话。现在我妈有事就拿电话“明天帮我挂个口腔号，牙痛，昨天吃……”。深圳的表姐，武汉的姨妈，小学同学、中学校友，连远在美国的老同学都能随时联系，电话让世界变成了“一个村庄”。

        2000年在做生意的朋友那儿看到移动电话“大哥大”，听说这个“黑砖头”一样的家伙卖4万多，试着给外地亲戚打个电话“真方便”，听说话费数后，我的舌头半天收不回来。不久有了寻呼机，“嘀嘀嘀”，车站，饭馆，小蛐蛐的声音到处都是，亲朋好友的联系方便了。能看短信的BB机着让我兴奋了几年，直到手机普及，随时随地与人联系的梦想就这么实现了。

　　我妈爱逛商店，溜达高兴了就忘了时间。老爸是个急性子，坐立不安几分钟就给我打电话“赶紧去找找，她血压高，会不会晕在街上了”，我只好去找。门口这条街就80多家商店，真是无从找起。我先去附近医院急诊室打听“有没有晕倒的老人送来，没家属的？”。现在好了，花200多块钱买了个屏幕大、字大、功能简单的手机，教老妈学会打电话、接电话，出门放在小包里，她踏实，我也解放了。

　　2007年跟朋友开车去西藏，在林芝密林深处一间小房子里休息时，做饭的藏族奶奶熟练地用手机眉飞色舞大声说话。司机翻译说她与嫁到远方的女儿聊天呢，嘿，深山老林的通讯也不靠“吼”了。

　　2009年5月某天报上一则消息“XX车祸现场，倒在血泊中的男人没有任何证件，唯一的手机也摔碎了。警察把他的SM卡换到了自己的手机上，拨通标着‘家人’的号码，家属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

　　现在有了视频电话，那些嫁到国外的女孩们隔着千山万水可以随时与国内亲人唠嗑拜年，学做家常菜。老人不用越洋也能看见可爱的孙子外孙女，与他们面对面聊天。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在各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其中通讯的巨大变化令全世界瞩目，方便百姓、提高效率、促进经济活动、推动社会发展，我小时候梦想也实现了。

　　 （公共卫生学院 周小平）

编辑：韩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