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对党的领导理论的创新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
党的十九大,全球瞩目,万众关切。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开幕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不仅高度回应了这种关切和期待,而且还带给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多的惊喜、振奋和鼓舞,在国际上也引起巨大反响。这是一篇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新时代宣言。特别是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不仅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而且同时形成了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领导理论体系,实现了党的领导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领导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和发展,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现了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有机统一
党的十九大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辩证关系做出了更清晰更科学的阐述,达到了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之间的事理圆融,实现了领导主体和事业客体的良性互动。这种良性互动的过程就是不断实现党的领导的动态过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干的伟大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做这个伟大事业的指导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好,就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科学的坚强有力的领导;而只有依靠党的建设的真实功夫才能保证党的坚强有力,也才能保证党的领导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就是这种关系最生动的诠释。
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一体特征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国家民主富强的真实写照。自世界进入政党政治以来,在一个国家民族历史上出现举足轻重的大党可谓不少,但大多数要么昙花一现,要么时过境迁,即便是对一个民族曾经起过决定性影响的党,比如苏联共 产 党, 也 不 过 是“成 也 萧 何 败 也 萧 何”,很难与国家民族同体共命。而中国共产党则完全不一样。在世界政党政治舞台上,可以说是最为独特的一个大党。其特殊的品格和精神铸就了党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一体的特征。从中共孕育诞生一直到今天,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就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特殊重要性,决定了只有通过党的建设才能保证党与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学理逻辑必须首先在理论上廓清党要领导人民做什么事情、如何做好这些事情,以及要做好这些事情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自身建设建成这样一个党。这就是我们党总结出来的”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重要经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在孜孜求解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而艰难的课题。比如面对中华民族自1840 年以来的苦难现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中国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有什么不同?与苏俄社会主义革命有什么不同?与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有什么不同?中国革命内在规律是什么? 如何遵循这种规律进行中国革命?等等。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中华民族独有的大智慧大气魄,成功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些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课题。与此同时,也在给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出一系列独特、复杂和艰难的课题。这些课题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样是不可能实现的。比如,要领导如此艰巨复杂的中国革命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吗?既然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那么这种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政党领导才名正言顺,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怎么可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呢?这是非常棘手但又极其重要的重大问题,这个理论问题解决不了,就会出现下面非常尴尬的悖论:即中国共产党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规律,但同时在理论上却失去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合法性。
面对这样的理论困局,中国共产党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是为了得到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而否定我们自己探索的正确结果,放弃中国革命性质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判断。但这种不实事求是的事情,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做的。第二就是历史的实际进程所展示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运用中华民族的大智慧,提出”两个先锋队统相一“的党建目标,把中国共产党不仅建设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而且同时建设成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办法就是通过”重视从思想上建党“,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既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纯洁性特质,同时又具备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最广泛代表性的品格。只要通过党的建设实现了两个先锋队的统一,党就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验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卓越的理论领导能力,印证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党的领导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成功,也证明了必须紧紧围绕中国革命进行党的建设、必须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建设良性互动中把握党的建设的内在遵循。
在成为全国执政党以后,特别是1956 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新的问题同样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首先就是要回答和解决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是什么?经过曲折艰辛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回答和解决了这一重大课题,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同样在经历了曲折艰辛的探索之后,初步回答和解决了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才能建设成功这样一个党等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后,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还是执政党建设伟大工程,都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成就,形成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来党的建设都不是就党建说党建,从来党的建设都是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进行的,从来党的建设都是与我们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党的建设宝贵的历史经验,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和特点的体现。因此,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必须首先通过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来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如果党的建设不过硬,是宽松软的,那就无法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不可能有什么坚强有力的领导,更不可能领导和带领人民群众把伟大事业做好。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效果好与坏,最终要落脚到党的领导力和号召力是不是得到了加强,是不是能够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因此,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时代先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脊梁,始终成为合格的中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通过党的建设做到自身始终过硬。
二、把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
今天我们对党的领导的理解与过去对党的领导的一般理解有很大区别。过去谈党的领导一般指的仅仅是党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很少提及我们党对自身建设的领导。现在看来,这是党的领导理论不够健全和完善的所在。党如果对自身建设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各级党的组织对党的建设如果不重视,或者是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把经济建设招商引资作为硬指标,把党的建设当作虚指标,党的建设长期处于“宽松软”的软弱无力状态,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党的建设这个根本性的也是基础性的工程没有做好,最后经济建设也不可能持续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不可能成功。这就进一步突出了第一部分讲的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和党的事业有机统一关系的重要价值。
习近平新时代党的领导理论的突出特点,也是对党的领导理论的重大贡献,就是把党的领导首先界定为党对自身建设的领导,并把党对自身建设的领导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强调党的领导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对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
过去党的自身建设中出现的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根本上是党对自身建设领导弱化的问题,是没有履行好各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责任的问题。因此,加强党对自身建设的领导,必须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责任。这是全面从严治党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最直接的动因,也是全面从严治党敢管敢严、真管真严、长管长严的基本保证。
从严治党从建党到现在90 多年,我们党任何时候都在强调。特别是改革开放开始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不能说我们党不重视从严治党。很多从严治党的道理都讲到了,也讲得非常好,包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包括从严治党的现实意义、历史意义、对党和国家命运的特殊重要性 ;包括一定要怎么做、务必要怎么做、必须要怎么做的原则要求等等,但到了具体执行的时候有些人就不这么做,我们很多监督机构也不能拿这些人怎么样。这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党存在“一手软、一手硬”的陈年痼疾一直得不到有效治愈的最直接原因。一句话总结就是,问责不到位,违纪违法的人得不到应有的严厉的及时的惩处。时间一长,就如同黄炎培先生当年对毛主席谈的那样,懈怠之风由少数演为多数,待大的风气养成,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了。
为什么一些地方党组织和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在如此重大的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上敢搞宽松软,而不敢严紧硬,直接的原因就是当地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成效好坏,与其政治命运没有直接挂起钩来。也就是说,导向不明确,一个是责任不清、问责不力;一个是政绩不明、激励缺失。所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党对自身建设的领导,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开始,做到了如何问责,做到了如何激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严治党是各地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书记的首要责任和最大政绩,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特别强调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带头意识,尤其是抓好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是关键。把这部分人抓好了,能够在全党做出表率,很多事情就好办了。这就等于抓住了牛鼻子,抓住了纲。导向明细清楚了,对全党同志都是无声的指令。大家很快就知道该怎么做,并且很快就学会怎么做。
事实上也是这样,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以来,各级各地党的组织特别是党组织的书记一把手,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都把党建工作当作日常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都逐步习惯并学会如何抓好党建工作。现在我们可以说,也许大家抓党建工作的水平有高有低,但大家对党建工作的重视程度很难分出高低来,因为都特别重视了。这是多少年都没看到过的让人振奋的景象,也让全党发自内心地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抓党建的好思路、好办法。多少年来一直被邓小平同志牵挂于心期望尽快解决的“一手软、一手硬”这个似乎无法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很短时间内就迎刃而解了,而且不仅继续把经济工作抓好了,党建工作也抓好了。
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面貌之所以能够焕然一新,意识形态建设的面貌很快能够变得正气充盈,全面加强党对全面从严治党的领导是关键,全面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是关键。党对自身建设的领导强化了,党自身就强大了。
习近平新时代党的领导理论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特殊重要性,并把这种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党的建设总要求,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反复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党建要求还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这是对党的领导的重新定位,是对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领导核心地位的重新定位,把党的领导的重大意义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体现了新时代党的领导理论的彻底性和通透感,也必将大大促进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的实践。
习近平新时代党的领导理论还进一步强化了党的领导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一体特征。他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本质特征”的重要思想,强调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怎么领导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怎么统帅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展开,就是这种良性互动和命运一体的集中体现,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讲得更具有彻底性和通透性。与明确“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本质特征”重要思想形成呼应,同时更指明了“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党建目标。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确保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鉴于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那如何才能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呢?如何才能成功实现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权呢?正如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的,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宝贵经验告诉我们:必须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纯洁性、先进性、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厚植党领导和执政的政治基础。
三、发展丰富了党的政治领导理论
习近平新时代党的领导理论体系,旗帜鲜明地把讲政治与党的政治领导、政治能力、政治建设、政治意识、政治生活、政治文化、政治生态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系统的政治领导生态链条。
第一,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理直气壮讲政治。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政治是一门科学,政治活动是艺术。人心向背是政治的普遍规律。因此,讲政治就是讲政治科学和政治艺术,就是自觉遵循人心向背的政治规律,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规律去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善于通过为人民掌好权、管好权、用好权,有效巩固扩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有效赢得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的信赖支持,有效形成党的强大凝聚力向心力,不断提升党的政治能力、政治智慧和政治境界。它要求全党必须掌握政治的规律性,善于敏锐把握和考量政治形势的变化和走向,善于采取及时有力的正确战略和策略处理执政实践中的复杂政治问题。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必须善于从政治上把握大局、审视问题,善于从政治上谋划、部署、推动工作。这就要求任何改革、发展和治理的决策都要有政治的考量,都要有政治担当和执政党意识的高度自觉,都要把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同作为其根本价值取向,都要评估和考量一个决策执行以后,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是巩固了还是削弱了,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而不能仅仅以GDP 论英雄。
讲政治是所有政党的基本职能。一个政党如果不讲政治,不高度重视政治研究政治,不按政治规律运作政治,那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资产阶级政党如果不讲政治,不会讲政治,没有政治能力和政治经验,在西方国家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中,其后果是非常清楚的。原来是执政党的很可能就会变成在野党,再后来就会在国会中失去议会党团资格,再后来就自生自灭。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不讲政治,后果更直接,革命时期直接被敌人消灭,执政时期丧失执政地位,而且由于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政党制度决定了党和国家命运的一体性特征,亡党的同时还很可能带来亡国。这些都不是理论的推演,早已是活生生的历史真实。
我们党是具有先进性特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是最讲政治、最懂政治、最会讲政治、最善于运用政治规律为人民和民族谋利益,并在领导人民实现奋斗目标的进程中持续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的先进性政党。因此,我们党讲的政治,不是蝇营狗苟的低俗政治,不是专制独裁的寡头政治,不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政客政治,不是美国的“纸牌屋”,而是有着崇高理想、远大目标、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政治,是全心全意为了人们的利益而奋斗的正义大义的政治。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共产党无论对讲政治的重视程度,还是由此而形成的政治能力水平和政治艺术水平,都是所有政党中出类拔萃的。这些方面不仅与资产阶级政党有本质不同,而且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有很大不同。
中国共产党96 年多的历史,之所以会取得如此辉煌的发展成就和治理绩效,与我们党通过讲政治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能力是密不可分的。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曾评价中国共产党具有“天才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艺术”。他们认为,正是凭着这种能力,中国共产党才把近代以来一直被西方国家称为东亚病夫、被孙中山先生称为一盘散沙的国度,一举变成一个具有强大内聚力的现代民族国家。
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规律的高度自觉,而且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培育了党的优秀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活动方式和领导方式,使“讲政治”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联系起来,使“讲政治”有了强大而持久的动力支撑,并逐步成为我们党强身健骨、始终保持战斗力的看家本领和传世法宝。从古田会议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的理念,到延安整风时期建立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基础,到改革开放之初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再到十八届六中全会颁布《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党内政治生活这个大熔炉中,讲政治、炼党性、砺品格,凝聚成了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
第二,高度强化了党的政治领导地位。首先强调党的领导是党的政治领导。这是对党的政治领导功能的科学定位。然而,政治领导不是说党只能领导政治建设和政治工作,而是指党作为政治组织,必须把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实行政治领导放在首位。这就是“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意义所在。这一定位也使新时代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立刻清晰起来。党政需要分开的是功能和职能,而不是党政分家。其次,对新时代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做出了结构性安排。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必须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也就是说,全党必须着力于提升党的思维能力、政策能力和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驾驭能力,这样才能把新时代党的政治领导功能落到实处。
第三,强调提升政治能力的保证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党的建设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这与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理直气壮讲政治是相因应的,是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和针对性的。政治是科学,这门科学最大的规律是人心向背,即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的“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讲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如果不能以高度自觉的政治意识和卓越的政治能力去讲好政治,想要长期执政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对过往有拨乱反正的意义,对当下和今后提升党的政治能力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
第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前提是增强党的政治意识。要把全党的政治意识升华为党内政治文化,内化为全党的内心信念,外化为全党的行为自觉,实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讲政治的知行合一。久久为功,逐步凝聚为全党的政治生态,沉淀为全党的政治自信和政治定力。进而通过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结合和同向发力,以制度化、程序化和具体化的方式确保党的政治生活的严肃性,确保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新时代党的领导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必将促进新时代党的领导实践的创新和发展,必将为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强大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支撑。
(作者张志明,系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