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医历史上名师云集。

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初，接受国内乃至国际优秀、严格医学教育，是现今很多老教授们心中的“高山”。

他们对国家、对医学、对人民，总是怀有赤子之心。在祖国需要之时，他们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在政治风云变幻中，他们坚持真理、无所畏惧；在医学征途上，他们殚精竭虑、上下求索。

斯人已逝，风范犹存，我们开辟“追思”专栏，再次追寻大师思想，仰望大师人格，以传承精神、继续前进。

王序

（1912年-1984年）

化学家、药学家、教育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实验室大概是王序一生最熟悉和热爱的地方了，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身影所在。

“1984年2月10日，学校尚未开学，72岁的王序教授与往常一样，八点半准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他先向一名助手谈了抗肿瘤药物核苷酸的研究如何制订新规划。九点半钟，他走进303号实验室，坐在实验台旁，又向另一名助手布置了与美国默克药厂制订科研协作合作的问题。王序教授表示准备谈三点，但是，十点十分，当第二点内容尚在阐述中，他猝发心肌梗塞，使心脏破裂，突然去世。”

在一篇缅怀王序教授的文章里，北京大学药学院程铁明、蔡孟深两位老师详细记录了王序教授最后的时刻。“谁能相信呢？八点钟，他还坐在学校的班车里与大家谈笑风生。两个钟头后，他却在从事和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在熟悉的实验室工作台旁溘然与世长辞了。”

王序教授毕生致力于药物研究工作和药学教育事业，他是我国最早从事中草药成分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之一, 在有机化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的科研成果曾先后获得国家科委、卫生部和北京市的奖励。他培养了大批药学科学技术人员。

1940年, 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获博士学位的王序教授, 满怀一腔爱国情, 倾其所有, 买了两箱微量分析仪器和实验用的小型玻璃仪器, 从香港绕道回国。在抗战时期的昆明，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王序用小炭炉作加热工具，用瓦缸作为容器，创造一切条件，进行科学研究。

他采取经典的有机化学方法，成功研究了土大黄、丹参、射干等中药成分，确定了它们的结构；完成了香豆素类化合物的合成，并发展了一个稠环角甲基的合成方法。

1950年，王序来到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现北京大学药学院），历任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药学系主任。

王序认为，科研要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要尽量为生产实际、为提高社会效益服务。他领导着实验室，在中药成分、核酸化学以及药物生产工艺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王序强调常用中药的研究，认为这是宝库的精华。他主张研究中药必须与中医的辨证施治原则相结合。他不满意经典的药理学筛选药物的方法，而提出了用酶和受体作为寻找中药活性成分的工具。他从二百多种中药中，发现了十余种新的生理活性成分，初步说明了一些中医用药的规律。

1958年，他又抓住了生命科学中极有发展前途的核酸化学这一方向，提出了要建立系统的研究碱基、核苷、核苷酸合成方法的学科体系，结合抗肿瘤药物，寻找新药。1961年，卫生部在北医药学系设立核酸化学研究室, 由王序担任主任。他在含氮杂环的取代反应中，发现了羟基含氮杂环化合物的不正常对甲苯磺酞化反应, 为羟基含氮杂环的取代反应, 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为合成大量化合物, 提供了方法。这项科研成果, 获得了1964年国家科委的发明奖。参与这项研究的，还有王序日后的研究生，当时刚留校工作的张礼和。

张礼和在科研思想和方法上受到了王序教授的教导和启发。他记得王序教授经常和他一起分析最新的外语资料和文献。每读完一份资料，王序教授总是提示他，这份材料背后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王序教授将张礼和引入了核酸化学研究的大门，培养出了又一位未来的中科院院士。

王序教授很早便开启了多学科协作的研究探索模式。为了研究抗肿瘤药物，他钻研了大量生化、生物、组织等基础医学文献，组织了临床、基础医学和药学等多学科专家来共同探索。

有机化学教研组王序教授在给青年教师讲课

王序终生都没有离开过课堂，70岁高龄之时，仍亲自登台讲大课，连续为三届学生系统讲授有机化学。他讲课时，要求学生通过自学来掌握、学习具体的材料。他常说：“讲课不能只是转移材料、解释材料，要教会学生如何运用这些材料。”王序讲课的重点放在通过素材的分析来讲解事物内在的联系，以触发学生的想象力；他着重讲问题的由来、如何认识问题，如何解决问题，来启迪学生的思维；他用我国化学事业发展的具体状况，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来点燃学生的创造力和进取心。

“我们看到差距是为了脚踏实地去奋发工作，去迎头赶上，千万不能因为落后而自弃，更不要说空话、发牢骚，重要的是每个人从自己做起。”王序殷切地期望他的学生们勿要为分数而学习，要为振兴祖国而学习。

王序向来重视学生的能力培养，因此他提出在教育改革中，要从实验教学开始。他常说：“搞有机化学的人，如果手不行（指实验技能不行），就等于废物。”他要求，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教师，必须在短期内完成三倍于学生的实验量。而他本人也以身作则，六十多岁仍亲自动手做实验，为大家示范如何做微量物质重结晶的方法。在实验教学中，他反对那种“把一切准备好，把细节都讲清楚的万无一失的实验教育”。王序提倡少讲多做，从而让学生在解决困难中受到训练。

文革期间，王序毫无意外地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但他不畏强权，坚持信念，向当时的“军宣队”直言：“要重视人才培养、加强学生的基础训练，不能片面强调实用；要开展科研工作，让科研走在生产之前……”

文革过后，王序已步入晚年，王序常对别人说：“我的余年不多了，我得赶紧干，我欠了好多账……”他抖擞精神，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遇到前来讨教问题的年轻人，他热心接待，毫不保留地谈看法，常忘了吃饭。

他对祖国和事业的热爱发自肺腑，所以他的讲话常打动人心。在一次讲话中，他说：“我们将来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创造能力要与世界水平相适应。现在应提倡创造性的工作，要看到将来是要靠创造能力来竞争的。要培养大批有创造能力的人。人是最关键的……”

“披肝照胆诚诚恳恳为了祖国未来；呕心沥血点点滴滴付予革命事业。”1984年，北医药学系全体师生送给王序教授的挽联上如此写道。这幅挽联如实地反映了王序为了药学事业和祖国的未来鞠躬尽瘁的一生。

参考文献：

张礼和、董令娇，《献身药学事业五十年——悼念王序教授》，《北京医学院学报》，1984年第16卷第2期；

程铁明、蔡孟深，《缅怀王序教授》，《化学通报》，1985年02期；

董领娇、张礼和、马灵台、韩桂秋，《呕心沥血,为振兴中华奋斗一生——怀念王序教授》，《化学教育》，1986年06期。

（文 / 徐璐  图片来源 / 北医档案馆  来源 /《北医人》第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