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月21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基础研究

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

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北大医学具有重要的基础研究的支撑力量

在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批批科研工作者勤恳耕耘、昼夜攻关

为解决全人类的健康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官微特开设“科学追光者”专栏

介绍北大医学科研工作者的故事

本期人物

北京大学药学院 张强

张强，北京大学药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973首席科学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创新团队负责人。

长期从事创新药物制剂的研究与开发，目前承担国家973、自然基金委重大项目、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教育部创新团队、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项目等。

率领北大药剂学科获得全国第一个药剂学创新团队，在重大专项药剂平台的申请与结题中名列前茅，973纳米研究结题评为第一并再度获得立项，建立了全院第一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完成创新制剂研究30余项，申请发明专利50多项，开发上市多个创新制剂。

习近平总书记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对此，我们这一辈人深有感触。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大批学者到国外学习，国际交流明显加强，实验室硬件软件不断与国际接轨，研究能力日益提高，研究水平正在接近发达国家，证明改革开放是非常正确的大方向。在药剂领域，中国自己的创新产品少、自主技术更少，而我们的研究就是希望用自主研究和创新，开拓出属于中国的道路。科研的道路需要“承上启下”：承接老一辈的科学家以身许国、心系人民的精神，为祖国荣光、为人民安康而奋斗，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启发青年一代的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为科学研究的持续发展提供后备力量。

——张强

药学楼4层的走廊两边排列着十余个完全相同的房间。往里走，一块电子屏上循环播放着张强课题组的照片及英文介绍，一幅鲜红的对联贴在灰色大门上十分显眼，这便是张强老师的办公室了。

从1995年回到北医，张强就一直在这个房间里办公。最开始是和几个老师合用，后来有的老师退休、有的老师出国，慢慢的只有张强老师一个人在这里办公。北医校园不断在变化，药学楼也经历了装修翻新，这间办公室始终在这里。

进门的时候，张强老师在通电话，他正在给对方解释药物原理方面的事，语言十分接地气——是南方口音。挂断电话后，老师朝我走过来，逆着窗户透进来的阳光，一头晃动的松软白发格外吸睛。简单的黑框眼镜，清瘦的体格，平静的步伐和微笑的眼尾，无一不让人联想到学者的模样。

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生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是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阶段，张强在这时出生，注定会同新中国一路染上跌宕起伏的时代色彩。

1977年恢复高考，作为第一届考生，张强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只身从四川来到北京求学。毕业后，与大多数同学留在北京不一样，他逆向而行，回到了老家成都。

张强被分到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之后在那里呆了将近十年。作为国家医药管理总局下属的研究机构，川抗所综合实力不错。刚毕业那会儿，没有经验， “有点瞎撞”，初生牛犊不怕虎，有几个项目没人敢接，张强接下了，好在“运气还不错”，最后还是做出来了。比如当时器官移植领域的新药环孢素，张强做成口服特殊制剂后，转让给当时国内最大的制药公司“华北制药”，到如今每年依旧是上亿的销售额，成为华北制药的拳头产品之一。

川抗所的这段经历让张强知道如何从实际应用出发去做研究。在这里的十年，于学术生涯，是一次接地气的历练；于人生，也是重要的段落。从二十出头到三十而立，张强在这里成熟成长，收获丈夫和父亲的身份。对于这份工作，他还是比较喜爱的，但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

时间从80年代初来到90年代初，这十年中国在经历巨变，张强也将面临时代浪潮下的个人选择。

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屋子里读书

在工业界呆久了，张强总觉得知识水平不够。在遇到一些比较新的制剂时，他也想过自己上手去做，却发现不仅受限于基础条件，也受限于自己的知识水平。川抗所偏向应用，基础研究这方面的缺漏还是要靠读书才能补足。

1992年选择去华西读博，是与大潮流逆向而行的举动。

“1992年是下海的高潮，很多我的同学、包括刚考上博士的同学，不读了去下海，说要挣钱去了。”

1992年邓小平南巡，提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国民经济更好地上一个新台阶”，在周遭都在“动”起来的背景下，张强似乎是“静”下去的。

而“静”下去的不只张强一个，张强的妻子听说他要继续读书，不甘示弱，在第二年也考上了华西的博士。“那时候好玩，我们一家三口都在读书。我先考上的博士，我爱人第二年读眼科博士，我们家儿子读小学。”张强老师笑道。

“华西有集体宿舍，一个门进去有好几间，刚开始还有其他人，后来我们老去，人家也不好意思来了，所以那一小间就给我们了。我们三个就住在里头，三个都在读书。”

华西那间小宿舍，还没有张强现在的办公室大，只有一个上下铺、一张小书桌。张强白天在实验室，吃饭是在食堂，回去已经很晚了。三个人在宿舍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看书和睡觉。

一位川抗所的同事去看他，说他当时面黄肌瘦的，一定特别艰苦。但张强却不这么认为。

“我倒并没有觉得（艰苦），因为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可能提升你的，所以特别有兴趣，一点不觉得累。”

一个三十几岁的人重新回到校园读书，会有阻力吗？对于张强来说，几乎没有。他出生于读书家庭，父亲毕业于川大，在公安学院当过副院长；母亲也读到了高中，在解放前那一代属于很有文化的女性。张强“读书人”的气质孕育自家庭的土壤，另一方面，也正是父母的支持让他能够不带功利目的地读书。“他们一直特别支持，读完博士还问我，你读不读博士后呀？恨不得我一直读下去。”

“我那时候对于挣钱这种事，没什么感觉。我本质上还是偏书生气的类型。”

回忆起那段时光，张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气息，那是干净、纯粹、简单而充实的三年。

读书那三年是没有收入的，导致张强对工资也没有什么概念，毕业后才发现，大家的工资都涨了这么多，从入学时的每月四五十元到毕业时的几百元，工资的变化也是社会经济巨变的写照。

重回北医，彻底进入“学术的世界”

毕业之后，张强最初计划在华西留校工作。但就在华西的入校手续办得差不多的时候，北医药剂教研室的魏老师给他打来了电话，教研室的副主任突然出国，急需人过去填补空缺。一边是如鱼得水的熟悉生活环境，一边是更具吸引力的学术环境，张强权衡再三选择了北京。

1977年来到北医读本科，1995年又回北医任教，兜兜转转十几年，张强还是在北医落脚了。接下来的二十七年，他再没有换过地方。

来到北医后，张强非常高兴，天天泡在实验室里。以前研究所不缺经费，因为来合作的企业不少。而基础研究几乎从零开始，所有的基金需要自己申请。初来乍到，张强还是从魏老师那儿借了7000块经费才起步的。他连续不断地交申请、写标书，第一年没中，第二年也没中，但是第三年一下子中了俩。

在这里，张强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学术氛围，有幸接触到一些响当当的学术泰斗，如张礼和院士、王夔院士等，他们的言传身教让张强获益良多。这些大师们特别有眼光和洞察力，即便不在同一个专业领域，也能提出自己非常独到的看法。

一次学术会议结束后，张礼和院士随口提了一句，说大分子药物递送可能是未来十年的发展趋势。在此之前，张强并不是做大分子药物递送的，听了这句话之后查阅了很多文献，发现大分子药物的非注射给药确实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于是将此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领域，直到现在。

后来张强由副高升正高、做了药学院副院长，也都离不开张礼和院士的叮嘱与鼓励。来自大师的指引和信任似乎击碎了最后那层迷茫感，让他更加坚信自己的研究。

张强能感受到，他们是真正做学术、搞研究的人，能心无旁骛地去探索未知。和他们在一起，可以彻底进入“学术的世界”，这让他非常幸福。在这样的环境中，张强觉得科研特别有方向和动力。

药剂领域需要中国自己的技术和产品

最初十年，张强延续博士期间关于纳米药物的研究，在张礼和院士的指引下将研究重心放在大分子递送上。

以糖尿病治疗药物胰岛素为例，每天三次注射给药，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不便。张强用了很长时间，尝试了各种给药途径，包括鼻腔给药、吸入给药和口服给药等。世界著名的胰岛素制药公司诺和诺德，曾主动找张强和复旦的实验室作为合作伙伴。

“胰岛素这个东西比想象的要难很多。在需要的时候才能把血糖降下来，不需要的时候还不能降。”

20多年过去了，当初张强曾参与的一项研究目前还在做临床试验。在大分子递送领域，张强两度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目前团队已从当初的多肽递送拓展到抗体、疫苗、核酸递送等。

随着研究团队的扩大，张强开辟了纳米药物的新方向——抗肿瘤药物的主动靶向递送系统。2000年以后，大量肿瘤标志物被发现，张强团队提出是否可以把肿瘤标志物作为药物递送的靶点。以肿瘤新生血管高表达的整合素为例，如果在脂质体上连上靶向整合素的序列，便可实现对肿瘤治疗药物的主动靶向递送。2005年开始发表系列论文，张强团队成为国际上最早开展相关研究的团队之一，也获得过省部级一等奖。虽然也有专利授权，但当时产品的开发时机不太成熟。直到近年，一位以前的博士生提出合作，这个项目的转化研究才重新启程。目前进展还比较顺利，但离真正开发出新药还比较遥远。“开发和基础研究又不一样，确实非常非常难。”

从2009年开始，前后十年的时间，团队又连续拿下了两个纳米药物研究的973项目。第一个五年，他们在细胞器水平（即囊泡水平）开展研究，阐明了纳米粒从肠上皮细胞外表面转运进细胞内、在不同亚细胞器之间的转运过程，描绘了纳米粒细胞转运的“全景图”，被国际论文评价为该领域的“里程碑”研究。第二个五年，他们更加深入，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哪些蛋白质参与了纳米药物细胞转运的调控，以及纳米粒在细胞转运的过程中对细胞本身功能的改变以及细胞的反馈性调控机制等，被认为是国际上最早系统研究纳米药物细胞转运机制的团队之一。

张强很强调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的结合。

“基于973项目，我们也进行了一些产品研发，其中有一个产品已经进入临床研究。在药剂领域，中国自己的创新产品少、自主技术更少，我们骄傲的点在于，我们是用和国外完全不一样的属于自己的技术研发出来的这个产品。”

2019年，张强团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高水平的基础研究＋高水平的应用研究

在海量的科研资源、数以万计的研究论文堆积的当下，如何从纷繁复杂的信息里，获得自己想要的，在此基础上寻找创新点，这个问题依旧困扰着很多科研工作者。张强认为，身为一个研究者首先需要厘清自己的定位，即定位在基础研究还是临床应用研究，亦或两者皆有。

“我曾经跟学生们说，最理想的就是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加上高水平的应用研究，当然，如果仅达到其中一项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药物递送领域，张强最推崇鲍勃•兰格，认为他是高水平基础研究加高水平应用研究的典范。“很多人评价鲍勃•兰格，说他做了很多事情都不成；但即便如此，鲍勃•兰格一直不停地去做。他既聪明又努力，一方面文章发的都是顶级期刊，一方面他又不满足于发文章，不断地尝试将基础研究转化为临床应用，因此他的基础研究都非常有针对性。”

如何在众多问题中选择一个去研究呢？对于科研人员来说，现在的选择很可能会变成一生的研究方向。张强认为，基础研究一定要选择“重大”科学问题，此外使用的解决办法要与众不同，比如说用全新的思路、全新的技术、全新的递送系统等，体现创新性。

“重大需求、重大创新、重大成果等方面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好的基础研究。”

“风雨过后，又是无限江山”

在很小的时候，张强就发现自己对形态十分敏感，比如喜欢画画、善于认人认路等。他时隔很多年还会记得曾经见过的人，即便叫不出名字但也会记得脸。去过一个地方，隔上很多年再去，他都还能找着路。

除了形态方面，张强也很喜欢文字。他从小作文就写得不错，后来因为工作没有继续提笔写作。疫情期间，他的一位师兄写了两首古诗发在群里，他觉得挺好玩，自己也试着开始写，师兄评价他“写的很少，但质量不错”。对于任何事情，张强都希望做到最好，因此他喜欢在初稿上反复修改、精心打磨，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张强最喜欢的作家是苏东坡和李白。因为时间有限，他的想法是“做就要做最好的事情，看诗就要看写得最好的”。李白和苏东坡，并不在文风上追求晦涩与华丽，但大道至简，蕴含的道理却是深刻悠远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每句话都很大白话，但结合在一起就那么美。”他喜欢这种胸怀和气度。

采访结束后，我问张强老师可否提供几首他写的诗给我作素材，他欣然答允。隔了几天，他发给我两首诗，一首写“小家”，一首写“大家”：清明时节、感念双亲，于是有了“一梦幽幽几万里，两眸汩汩泪千行”；雷神山医院清零、缅怀抗疫战士，他写下“百花深处，多少英雄长眠”。

不过，最让我喜欢的是这一句：“风雨过后，又是无限江山。”

（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文/学生记者 张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