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8年5月12日

四川省汶川县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震动了全国

里氏8.0级的大地震

瞬间摧毁了无数家园

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

时间就是生命，灾情就是命令

时任北医三院副院长的刘晓光临危受命

作为原卫生部首批北京抗震救灾医疗队副队长

全面负责医疗救治工作

带领着来自9家不同医院的49名应急人员

于次日立即奔赴伤亡最为惨重的北川县

和危重伤员最集中的绵阳市

开启了18天的艰苦救援

他冒着生命危险科学救治伤员

大大提高了患者的保肢率

建立有效的救灾体系和应急机制

获得全国劳动模范，首都劳动奖章，全国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等荣誉

做了最坏的设想 却远不及现实艰苦

虽然此次震中在汶川，但由于地质特点等原因，伤亡最惨重的却是北川。地震中，北川县医院被震毁坍塌，上班的医护人员及就诊住院的患者全部遇难，无一生还。

整个县城都是残垣断壁，瓦砾遍地，受灾居民尚未从灾难中缓过神来，一片混乱中，想找个人都极为困难。进北川只有一条路，路的一侧临江，另一侧是悬崖峭壁，路口被大石堵住，刘晓光和队员们只能背着包，沿石头缝隙爬进县城。

由于没水、没电、没信号，路口又被封住，整个北川就像一座孤城。受灾居民的食品供应严重不足，队员们主动将自己的食物拿出来分给灾民。

当时没多想，可等自己也饿了两三天，才感觉到，没吃的，真不行。

到达北川后，刘晓光全面负责医疗救治。在当时灾情特别严重、工作环境特别危险、生活条件特别艰苦的情况下，他充分发挥自己在医院全面负责医疗、护理、药事、应急、院感等工作时所积累的经验，结合灾区情况，精密谋划、科学指挥、有力协调，快速建立医疗救治工作体系。

冒着余震大楼垮塌、山体滑坡、洪水溃堤的危险，刘晓光四进灾情最重的北川，发挥自己的业务优势，投入到救治伤员的一线工作中。

整个绵阳市都变成了一座大医院，到处都是伤员。市中医院，200多名重伤员横七竖八地躺在大厅里，1000多伤员还挤在院子里等候。看到那些奄奄一息的危重伤员的眼神时，医疗队员们被震撼了，那是一种渴求生命的眼神。

我们共同立下一个誓言，一定要全力保住这些大难逃生的伤员！

队员们迅速和当地5家医院一起，规范救治流程，对伤员实施分类管理，组建专家会诊组，确立联合查房机制。

刘晓光用极大的勇气力主保全部分伤者的肢体，第一时间成功挽救了大量伤员的生命；他还严格要求，保证相邻帐篷间有足够的间距，避免交叉感染；他和队员一起风餐露宿，把食物和帐篷让给受灾群众；他们顶着酷暑，冒着余震和随时被感染的危险，一家一户地巡诊、发放防疫药品，“有力、有序、有效”地完成了抗震救灾的医疗救治任务。

科学救治 提高保肢率

地震中，肢体损伤是最常见的一种。但受卫生条件和混乱现场的限制，一旦伤处感染不治，伤者就可能面临截肢。对于这类紧急情况，直接截掉患肢，远比保下来风险更低，但刘晓光坚持，能不截肢就不截肢。

他们未来还有漫长的人生，装再好的假肢，跟保留下自己的四肢都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为他们多做一些，他们的人生就会不一样！

为此，医疗队制定规范原则，所有准备截肢的患者都要经过专家组会诊，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最终，百余人受益于此，他们却可能至今仍不知道，做出保肢的决定对当时的医生来说，需要多大的勇气。

5月14日，绵阳市中心医院，一位75岁的老人脑疝危及生命，队员们尽管30多个小时没合眼了，还是第一时间抬着老人，不顾余震频发，冲进12楼手术室，将当时一片狼藉的手术室清理后立刻开始手术。这时，距医疗队到达绵阳仅两个多小时，这是震后该院在手术室内完成的第一台手术。

一位伤员左腿不幸被砸成严重骨折，一直担心腿保不住，经医疗队3个多小时的手术，他的左腿成功地保住了，术后第二天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北京来了‘神医’！”大家四处奔走相告，伤员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

坚持科学救治是我们成功的法宝，我们采用外固定架治疗儿童肢体多发骨折，避免了切开手术可能给患儿带来的不利影响；还发明了简易组织间测压仪，避免了伤肢盲目切开，提高了保肢率。

在绵阳市中心医院发现一例疑似气性坏疽的患儿时，刘晓光顶着压力，关闭了问题手术室，进行封闭消毒。

之所以说‘顶着压力’，是因为当时整个绵阳市可用的手术室非常有限，而排队要手术的伤员数量巨大，在此情况下，关闭一间宝贵的手术室，让当时很多人都难以理解。

经进一步检验，确认了患儿的气性坏疽诊断，但因为处理及时，不但患儿很快康复，也防止了疾病的传播，绵阳市再没出现一例气性坏疽的伤者。

救人是唯一信念 苦累危险早已置之度外

地震灾区工作的特点之一就是任何时候都可能遇到余震。不到20天的时间，医疗队经历过数千次余震。在强余震中的手术间，没有一个队员离开工作岗位，他们总是先护住伤员，然后凭借自己精湛的技术尽快结束手术。在这种情况下，医疗队完成了开颅手术、肝破裂抢救手术、脊柱骨折脱位手术……

最危险的一次，北川县上游的堰塞湖突然崩塌，但由于通讯不畅，在县城救援的医疗队没能及时得到通知，直到发现城里的军队开始撤退，他们意识到可能有危险，才跟着军队一路跑出来，因此躲过了一劫。

北医三院的医疗队员们每天平均工作18-20个小时，很多时候，他们只能在颠簸的车上打个盹，然后再次投入工作。一个深夜，忙碌了整天的医疗队拖着极度疲惫的身体回到驻地，却发现自己的帐篷里住进了四家受灾群众。但大家只是稍稍一愣，就选择了露营草地，因为第二天，还有繁重的救援工作在等着他们。

早期的救治工作之后，就是开展防疫工作。顶着酷暑，刘晓光和队员们走村串户为灾民发放药品，传播科学防疫的知识。由于北川的村庄很分散，经常是进一个村，就要翻一座山，每到一处甚至需要5个多小时。

就这样，在倒塌的废墟中，在尸体腐烂的恶臭中，医疗队员们冒着随时可能被感染的危险，一家一户地巡诊下去。

有人问我们怕不怕，那时候，我们就靠‘救人’的信念支撑着，其他什么都顾不上了。

辛苦中也有温情。当地村民偶尔在废墟里挖出一点粮食、两块腊肉，就会做成腊肉米饭，送给医疗队。这点荤腥，对每天以面包、方便面果腹的医疗队来说，不啻为一顿丰盛的大餐。

大后方北医三院也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一次，在和院领导的通话中，当领导问大家最缺什么的时候，刘晓光不禁脱口而出：“有块儿肉吃就好了……”没想到几天后，院里真想办法给大家寄来了肉罐头，“这让其他地方来的救援人员羡慕得不得了”。

建立有效应急工作体系

刘晓光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与其他分队长讨论研究出了一套有效的应急工作体系，包括指挥系统、医疗救治系统、医疗保障系统、物资保障系统和信息支持系统等5个系统，甚至还考虑到了党组织的建设。

在构建宏观体系的同时，他又提出建立微观的沟通机制。把具体工作按照队员的个人特点、年龄特点进行细致分工，从而做到了让每个应急队员充分发挥出自身的最大价值。

体系还规定了各种工作流程，严格的信息沟通上报流程便是其中之一。

从到达灾区的第一天起，每个夜里，当其他队员卸下工作，准备休息时，刘晓光还要搜集、整理、分析当天的各种数据，将疫情汇总信息上报给原国家卫生部、北京市卫生局等，并针对性地提出合理化建议20余项。

我需要告诉他们现场什么情况、最缺什么，这些都为后续医疗的派出和物资供给提供了重要参考。

凭借在汶川救治的丰富经验，回京后，刘晓光参与牵头成立了国家卫生应急专业委员会，并将灾难救治工作细化为各种规范。如今，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有常设的应急医疗队，队员们都接受了专门的紧急救治培训；常备各种救援物资，并定期检查是否充足，一旦发生灾难需要救援，就能随时启程。

在2013年4月20日雅安地震发生时，这样的应急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救援的有效性和及时性相比汶川时期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此时，刘晓光的身份是国家整体医疗救治监督组组长。

而在此后，针对我国逐步建立并完善的救灾体系和应急机制，为了更有效地救助更多生命，刘晓光也提出了很多建议和意见。

在家国情怀中实现人生价值

汶川抗震救灾期间，刘晓光体现出的卓越的应急指挥组织能力、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得到了当地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特别是灾区群众的高度称赞，他也因此被授予全国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并获得首都劳动奖章。

“成为一名充满爱心、拥有高超技术、受人尊重的骨科医生”是刘晓光的职业理想，正是在为国为民的无私奉献中，他实现了自己的这个理想。

多年以后，谈及当年汶川地震救援时面临的生死考验，刘晓光的态度十分超脱，他说：

倘若生能够带给每个人长久的发展，又能帮助别人，则生而有益；倘若死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得到救助，则义不容辞或大义凛然，死亦无惧。

说到自己作出的贡献，刘晓光更为感叹的是自己身后的国家。作为医学专家，他经历过许多救援，也见识过世界不同地区的灾难救援，他毫不掩饰心中对祖国的自豪：

整个救援过程反应迅速、救治完全、组织严密，在大灾大难面前，更能体现出我们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更能感受到国家力量的强大。这样的救援，只有中国能够做到。

这就是刘晓光的大爱和他的家国情怀。

人物介绍

刘晓光，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脊柱退行性骨病、肿瘤、外伤、微创外科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

获得全国劳动模范，首都劳动奖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表彰的全国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等荣誉。

主持国家自然基金委、科技部“十五攻关”课题、首发基金，承担了卫生部、教育部等多项重点基金课题。

（素材来源/《生命时报》、大医生健康    整理/宣传部 韩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