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百又十年的北医

大家云集，群星璀璨

一路兼程，一路荣光

筚路蓝缕领行业之先的探索者

坚定信念奋发有为的改革者

新时代在青春赛道上的奔跑者

……

今天，伟大的祖国迎来73岁生日

让我们走近3位北大医学人

了解他们以人民生命健康需求为己任

用毕生精力和心血

与国同行，与时俱进，为民服务的感人故事

徐光炜

中国肿瘤学事业发展的引领者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这是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标志着我国科技工作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大会表彰了862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7675 项优秀科研成果。

徐光炜因其在创建北大医院肿瘤科和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等工作中的突出贡献，被授予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称号，时年44岁。

作为一名步入肿瘤学领域不过十年，尚在不断摸索中前行的中青年学者和管理者，这份荣誉似乎来得有点儿突然，也太过厚重，徐光炜收藏起这份荣誉，埋头投入他对肿瘤所的建设之中。

此后，徐光炜一直主持肿瘤所的工作，一手创建北京肿瘤医院，带领肿瘤所实现跨越式发展，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肿瘤学会、中国抗癌协会主要领导人，推动了我国肿瘤医学事业的发展。

建所创院，人才和学科建设是重点

1969年，第三届全国肿瘤工作会议召开，卫生部成立了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并制定了我国肿瘤防治工作三年规划。在“攻克肿瘤”精神的号召下，全市各大医院纷纷成立肿瘤科，北京医学院决定在附属第一医院外科下成立肿瘤科。

当时，徐光炜在外科主要负责中西结合研究工作，因曾参加卫生部“西医学习中医班”，是院内唯一一名“中西结合”干部，被指派参与肿瘤科筹建，后被任命为筹备小组组长。此后，北京市成立了领导全市肿瘤协作的三人小组，徐光炜被任命为组长，负责协调全市的肿瘤防治研究工作。

回忆起参与1969年北大医院肿瘤科的筹建，徐光炜说，“临时受命，决定了我大半辈子的命运，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在尚无经验可循的创业年代，肿瘤科自力更生，中西结合，吸引了众多有志之士前来搞科研协作。

“组建一支跨专业的多学科专业队伍，开展多学科结合的综合治疗及相应的科研工作是肿瘤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

徐光炜认为，创业阶段，除了坚持科研为先，自主创新，争取多学科协作，科室内部也要注意培养个人一专多能、相互交流、团结协作的风气。

各专业医师均参加轮流值班、门诊、手术、查房等业务活动，使各专业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综合治疗成为肿瘤科的一大特色。

北大医院肿瘤科建立后，积极开展临床与科研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受到北京市政府的重视，为进一步加强北京市的肿瘤防治研究工作，北京市决定在北大医院肿瘤科的基础上成立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

1973年，徐光炜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开始筹建肿瘤所。1976年，肿瘤所在北大医院内落成，徐光炜先后任副所长、所长，带领六个研究室主任及年轻的团队，开始了对肿瘤防治研究工作的探索和艰苦创业。

筹建实验室，仪器设备是首要的。申请外汇不易，设法调拨；安装维修不懂，夜以继日钻研，“自行安装成功后，科委赞赏我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

一穷二白时，搞建设不易。临床的内科、外科、放疗科、超声科、防癌普查科等专业科室，在徐光炜等第一代创业者的艰苦奋斗中逐渐发展起来。

肿瘤所地处北京，诸强林立，建所之初，如何确立学科重点，让徐光炜大费脑筋。以“我”为主建学科，明确重点搞建设。“突出重点、有取有舍、发展特色、以质取胜”，这是徐光炜当时为肿瘤所确立的发展方向。

此后，围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肿瘤所先后确立胃癌、乳腺癌为重点，集中团队力量搞研究，在诸强林立的首都求生存、谋发展，徐光炜带领肿瘤所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快速发展之路。

短短数年，肿瘤所的胃癌和乳腺癌的临床诊疗与研究工作就在国内占有一席之地，并成为这两个专业国家攻关课题的主要负责单位。徐光炜牵头的乳腺癌和胃癌研究成果先后于1985年和1999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为了进一步拓展肿瘤所未来发展空间，徐光炜积极推进“肿瘤医院”立项和创建工作。从立项到落成，历经了漫长的16年的等待，1995年9月，北京肿瘤医院终于在现址建成，成为集医教研于一体，预防、治疗、康复相结合的肿瘤防治中心。

医院开展的众多研究项目均居国内前列或国际先进水平。给予肿瘤病人全程无痛的综合治疗，是北京肿瘤医院的建院理念和最具特色的优势之一。医院在肿瘤学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医疗服务能力等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

医院的发展历程留在记忆的长河里，每一次医院名称更替，徐光炜都亲历见证。有一步步创业的艰辛，也有一个个成功的喜悦。2011年10月28日，医院正式启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名称，在“北大医学”的平台上，获得了更强劲的发展动力。

徐光炜自1978年开始参与中华医学会肿瘤学会的工作，1985年成为中华医学会肿瘤学会主任委员，前后参与学会工作26年。1984年，作为发起人之一，徐光炜参与创建我国肿瘤学领域第一个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抗癌协会，历任副理事长、理事长，同时担任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1991年，联合编著我国第一部肿瘤诊疗规范类著作《中国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

• 1996年，联合编著肿瘤学领域综合性学术专著《肿瘤学》,填补了国内肿瘤学领域高级参考书匮乏的局面

• 2000年，联合我国两大肿瘤学会，开创我国肿瘤学领域大型综合性学术会议的先河，促进学科融合与发展

• ……

徐光炜历经中国肿瘤防治事业近50年的发展历程，与诸多肿瘤界前辈一起开创并见证了中国肿瘤学事业的发展和不断进步。

伉俪携手，推动肿瘤康复事业起步

1988年春，徐光炜的妻子、北大医院儿科教授宋琳琳被诊断为结肠癌晚期。跟癌症打了半辈子交道，徐光炜从来没想到癌症有一天会悄悄降临到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

在陪伴妻子抗癌的过程中，作为一名肿瘤科医生，徐光炜发现了很多以前在临床医疗实践中没有关注到的问题，亲身感受到肿瘤患者的困惑、无助和忧虑，深感在日常诊疗工作之外，要对癌症患者的诊治和康复全过程给予更多关注，要引导癌症患者科学抗癌。

此后，玉渊潭公园的小山坡上，就是徐光炜的周末“科普大讲堂”。妻子负责提前收集患者问题，徐光炜自带马扎骑着自行车，载着妻子，共赴每周末的“科普之约”。夫妻二人如一股温暖的春风，吹散了众多癌症患者的心理阴霾。

在徐光炜的倡导和积极推动下，1990年，在中国抗癌协会下成立了以医生为主导，患者自治的癌症患者组织——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会。由于迎合了广大癌症患者的切身迫切需求，很快在全国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引领癌症患者科学抗癌的灯塔。

徐光炜的妻子宋琳琳作为癌症康复会的创始人，投身我国癌症康复事业二十余载，以自身抗癌成功的经历，激励了无数癌症患者，为他们点亮生命之光。宋琳琳成为徐光炜在抗癌事业上的“贤内助”，而徐光炜则成为妻子在癌症康复事业上的“陪衬”和“绿叶”。伉俪情深，携手抗癌，传为佳话。

• 1991年，创办肿瘤科普杂志《癌症康复》

• 1995年，作为发起人之一，以中国抗癌协会名义设立“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

• 2003年，被卫生部“相约健康社区行”活动聘为肿瘤专业首席专家

• 先后在《癌症康复》《大众医学》等科普杂志以及报刊撰写肿瘤防治科普文章百余篇

• 主编肿瘤科普读物五本，组织编写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科普系列丛书一套

• 主编的科普读物《肿瘤可防可治》作为《相约健康社区行巡讲精粹》系列丛书之一，于200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

二次创业，关注乳腺癌早诊早治

2001年，徐光炜从肿瘤医院院长的岗位上退休，已年近70岁，本可以安享晚年，但闲不住的他还是希望能为中国肿瘤防治事业再尽一份绵薄之力。从事肿瘤工作三十余年，徐光炜越来越感到作为一名肿瘤科医生的局限和无奈，唯有在健康的人群中找到临床前尚未发病的癌症，才是“上医治未病”之良策。

徐光炜在肿瘤所时期曾经主持过乳腺癌筛查国家攻关课题，还取得了国家级成果奖；也曾组织开展过多年深入基层的乳腺癌筛查工作，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基础。鉴于中国女性乳腺癌发病率不断增长的趋势，而乳腺癌是在国外已证实可以通过筛查降低死亡率的疾病之一，徐光炜决定将自己晚年的研究重点重新回归到创业之初的“乳腺癌筛查研究”，他自诩为“二次创业”。

从2003年开始，徐光炜全身心投入乳腺癌筛查研究，在全国推动规范化的乳腺癌筛查工作，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女性的乳腺癌筛查最佳方案。2006年，他创立乳腺癌公益基金，致力于乳腺癌筛查规范化培训，在全国先后帮扶建立40余个乳腺癌筛查点，身体力行参加每一个筛查点的建设和规范化培训。

2010年，徐光炜初步汇总了10万人群的筛查资料，并对前期工作进行了总结。他希望自己的这些探索性工作，能为我国科学开展乳腺癌筛查提供实践经验，助力推动中国的乳腺癌早诊早治工作的开展。

从立志要做一名优秀外科医生的医学生，成长为引领肿瘤学事业发展的肿瘤学家，徐光炜的理想在对肿瘤事业的不断追求中得到升华。“奉献创新，敬业乐群，爱心济世，律己育人”，这是1995年建院时，徐光炜为医院题写的院训，他也一直以此作为治学、为医、做人的基本原则，孜孜以求、不断探索、一路前行，在中国肿瘤防治事业发展的道路上留下奋斗者的足迹。

郑芝田

中国消化专业开路人

郑芝田，我国著名消化疾病专家，我国消化内镜学奠基人之一，曾担任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他是国内最早开展胃镜、腹腔镜及肝穿刺等检查的专家之一，在肝病和胃肠病的临床和科研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慢性胃炎和溃疡病的研究方面贡献突出。

消化内镜先行者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消化专业刚刚起步。当时，胃肠病的诊治手段有限。在北大医院内科工作的郑芝田一直对“镜子”很感兴趣。他动手能力强，善钻研，又敢于尝试新技术。

19世纪，德国人受“吞剑艺人”的启发而发明了胃镜。早期的胃镜材质坚硬，无法弯曲，此后百年内虽经多人改进，但使用仍不方便。郑芝田曾在《消化性溃疡病》一书中回忆：“我在北大医院工作时，曾用一台Korbsch式胃镜，因操作困难未能发挥作用，直至可屈式胃镜，操作较为容易。解放后，我们用此型胃镜检查1000多例次病人。”

郑芝田所说的“可屈式胃镜”1932年由德国发明，其前端是软的，可以弯曲30度。这种胃镜在上世纪50年代，由兰州杨英福教授首次引入中国。

为了掌握胃镜观察技术，熟悉胃镜功能，郑芝田就坐在办公桌前拿着胃镜阅读报纸。科里同事们看到这个场景就开玩笑说：“看，郑大夫又拿胃镜看《人民日报》了。”

就这样，自1954年开始，郑芝田在全国率先开展了胃镜的诊断检查。“当时，全国做胃镜的一个是北京的郑芝田，一个是南京鼓楼医院的吴锡琛，被称为‘南吴北郑’”，同事李益农回忆说。

在1956年出版的《胃和胃病》一书中，郑芝田详细介绍了胃镜的检查方法。

“胃镜的优点是能直接看到胃里的情况，因此胃炎的诊断，几乎全依靠胃镜。如果遇到较大的溃疡，通过直接的观察可以判断溃疡是良性还是恶性以便决定是否实行手术。”

同一时期，郑芝田还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诊断性腹腔镜检查。李益农就跟着郑芝田做腹腔镜。

腹腔镜检查需要在腹部切开一个小口子，将气体注入腹腔，然后进镜观察。郑芝田首先在狗的身上做实验。

“早期的胃镜、腹腔镜都无法照相记录病变，郑大夫就联系了北医绘图室，请绘图员一起来看，用笔绘图记录。”李益农说：“后来我们进口了一台带照相机的腹腔镜，彩色照片在一次学术会议发表后，全国参加会议的大夫纷纷来参观。”

腹腔镜检查对各种肝脏病的诊断帮助最大。郑芝田在实践中总结：

“早期肝硬化的检查方法不多，而腹镜可发现肝硬化的早期表现，是确诊早期肝硬化的有效方法。腹腔镜还可以直接看到癌瘤组织，对原发性肝癌和转移性肝癌的诊断有帮助。”

1958年，时年44岁的副教授郑芝田，接受组织安排，从北大医院调至新成立的北医三院。他创建了内科教研室，并担任内科主任。时任内科副主任的王世俊回忆说：

“郑主任团结和带领大家走上创业之路——规划建制，明确职责分工，建立规章制度，统一工作细则，抓医疗质量和服务态度，抓教学规划和科学研究。”

郑芝田和几位对消化疾病有兴趣的年轻大夫组成了内科消化组，其中也包括李益农。

此时，美国已经发明了纤维胃镜，后经日本的奥林巴斯和富士等公司改进生产，日本的胃镜技术走在了国际的前沿。中国在70年代引进纤维内镜后，消化内镜迅速发展普及，成为常用的诊断工具。

李益农回忆：

“买胃镜需要外汇，当时国家外汇不多，外汇指标需要卫生部或者外经贸部批准。郑大夫就多方争取，一遍一遍地跑部委。后来，北医三院得到了一批型号不全的内镜，其中包括一台十二指肠镜。”

十二指肠镜可用于开展“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但操作难度大。已是花甲之年的郑芝田又重新学习，他参考日文资料，钻研琢磨，操作熟练后，用于临床。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申请外汇指标的艰辛已不复存在。做了一辈子胃镜的郑大夫和他所在北医三院，终于得以配备型号齐全的内镜，内镜室也建立起来。在这里，又率先开展了诸多内镜检查，如：放大内镜、超声内镜、电子内镜等。

虽起步艰难，设备掣肘，但郑芝田在消化内镜领域披荆斩棘，从不放弃。他用手中的“镜子”，为临床病人的诊断解决了各种疑难问题。

小杂志上大发现

上世纪70年代，一份地方医学杂志上的简单报道，引起了郑芝田的注意。

山东的赤脚医生报告了用痢特灵（呋喃唑酮）治疗溃疡病12个成功病例的初步观察。他们认为用治疗细菌性痢疾的痢特灵，口服治疗溃疡病也有很好疗效，毒副作用小，价格低廉，使用方便，但治病原理尚不明了，远期效果也有待观察。

这则报道让郑芝田对痢特灵产生了兴趣。溃疡病的发病率高，1960年，郑芝田在论文中提到该病“占门诊初诊人数的8.54%”。以往，溃疡病的治疗常常是‘治标不治本’，吃点药不疼了，但没多久就复发，最后不得已，只好做手术进行胃切除。看到这则报告后，郑芝田决定“试试看”。

1978年，郑芝田团队与北医消化生理专家王志均团队，合作发表了论文《痢特灵治疗溃疡病的临床效果及动物实验的初步观察》，论文中进一步证实了痢特灵治疗溃疡病的疗效，同时通过对胃液分析检查，证明其治疗作用并非对胃酸分泌的抑制作用。

郑芝田的学生、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段丽萍说：

“郑老师非常注重对临床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他与王志均教授常常一起进行相关的学术和科研讨论，可以说是临床与基础结合的典范。”

在随后的十年中，郑芝田持续对痢特灵（呋喃唑酮）进行了深入的临床和实验研究。

郑芝田以临床随机双盲对照的研究方式，证实了大剂量呋喃唑酮对消化性溃疡具有明显疗效，溃疡愈合率明显提高，2周溃疡愈合率达到70%以上。随后在2-4年随访中，他发现呋喃唑酮治疗组在治疗后2年和3年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1985年，郑芝田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Lancet》上。

郑芝田使用痢特灵治疗消化性溃疡病获得成功，开创了抗生素治疗溃疡病的先例，属于国内领先。由于应用痢特灵治疗溃疡病，北医三院外科溃疡病胃切除手术大幅下降。

对于痢特灵治疗溃疡病的作用机制，郑芝田尝试推测了几种可能性，包括“抑制体内单胺氧化酶活性，调节植物神经功能平衡”等。他写道：“痢特灵治疗溃疡病确有佳效，但机理尚待阐明，愿有志者共同努力！”

郑芝田的系列研究在1988年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989年获得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5年，郑芝田组织召开了北京国际溃疡病会议，来自美、加、日、英、澳等国的相关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时任北医三院消化科主任的林三仁负责会议筹备。

“当时，在中国召开国际会议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资金、场馆、设备处处不如人家。但郑大夫在国际上很知名，很多著名的溃疡病学者都出席了会议。”

会议就溃疡病基础研究和临床治疗上的九大主题进行了讨论，业内反响甚佳。这也是在中国首次举行的关于消化疾病专题的国际研讨会。

值得一提的是，在郑芝田研究溃疡病的同一时期，澳大利亚科学家首次从人体胃黏膜分离培养出幽门螺旋杆菌。在随后的研究中，人们发现这一细菌是导致活动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重要原因，而呋喃唑酮有着较好的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作用。多年后，澳大利亚科学家因为这一研究而获得了200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国内学者惋惜郑芝田的研究只差一步，错失诺奖。

段丽萍记得，当她将这一消息和评论告诉病榻上的老师时，郑芝田笑说：

“这是人家在恭维我，我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呋喃唑酮通过对多巴胺的影响而治疗溃疡，根本就没想到是因为发挥了抗菌作用而治愈溃疡的。”

有一说一，实事求是，郑芝田对待科学严谨、求实的精神从始至终。北医三院建院院长左奇曾说：“郑芝田最大的特点就是学风正，坚持独立自主、创新搞研究。”

一生致力研究消化疾病

郑芝田一生致力于消化疾病的临床和研究工作。他常说：“看准一个问题, 长期深入研究下去, 必然会有成就。”北医消化疾病研究中心的建立，凝聚着他多年的努力。

从50年代开始，郑芝田就利用一台显微镜，研究胃黏膜活检和肝穿刺的病理标本。之后，郑芝田将一间教室改造成消化实验室。消化科离不开病理组织学的验证。利用这小小的一间消化实验室，郑芝田又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消化专科病理组。

1980年，研究病理的叶嗣懋调至北医三院，她回忆道：

“我天天在实体镜下看手术切下来刚固定的胃大体标本，满屋里都是刺鼻的福尔马林味，郑大夫却毫不在乎，共同‘享受’。许多大医院都十分羡慕北医三院能有自已的消化病理，它不仅为提高临床质量、培养高科技人才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郑头’的一生心血所在。”

1978年，郑芝田申请成立消化疾病研究室，获得批准。研究室的成立使得人员和经费得以充实，北医生化、生理专业的研究人员加入进来，能够开展相关研究的动物实验。研究室进行了早期肝硬变、胃癌、慢性胃炎、溃疡病等研究。

随着学科的发展，1984年，消化专业从内科分离出来，独立建科。北医三院消化科也是全国首个消化专科。

同时，郑芝田申请创建消化科研究基地的工作，也得到了卫生部和北医领导的支持。消化科在病房、门诊、急诊的基础上，建成面积三百平米的临床试验基地。一层为内镜室，引进了电子内镜、超声内镜、超声腹腔镜等先进诊疗设备；二层为实验室，由生理室、生化室、病理室、细胞室组成。这一规模在当时国内尚不多见。

1985年，郑芝田退休前，集临床、消化病理、胃肠造影及实验室于一体的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消化疾病研究中心终于成立。

退休后，郑芝田谢绝了许多社会活动，居家潜心著书立说，完成《胃肠病学》《消化性溃疡病》等著作，将自己大半生医教研的经验进行总结，即便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还以90岁高龄，带病坚持主编完成了《医学缩略语词典》。

吕秋云

重大灾难心理危机干预先行者

躬身于行，投身危机干预工作的先行者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吕秋云教授是国内最早从事心理救援和危机干预的专业人员，自1994年第一次参与由原卫生部派出的心理救援工作，已经在这个领域探索、实践了二十余年。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宾馆发生火灾。国家和当地政府对这次火灾高度重视，迅速派出专家前往支援。

在那个年代，提起“救援”，通常没有人会想到精神专科医生，直到当地综合医院在灾后救援和安抚工作中发现，受伤者和遇难者家属的心理问题很突出，才请求原卫生部选派心理专业人员援助。

吕秋云第一时间向时任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的沈渔邨院士提出申请并即刻准备奔赴现场。那时距离火灾事件已过去两周，国内也尚无精神科医生参与重大事故干预工作的先例，吕秋云和同事们带着教科书，在准备期间反复查阅灾后可能出现的心理反应并初步提出干预方案。

到达克拉玛依后，应急救援专家与当地救援医疗队组成联合工作组，吕秋云所在的联合工作组汇总事件基本情况，决定先对反应比较严重的家属进行家访，评估及处理遇难者家属的居丧反应。

吕秋云教授和马弘主任医师在克拉玛依对丧亲家属家访后的回程路上

在累计接待30多人次的家访后，工作组为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在综合医院开设了心理门诊，并设立咨询热线，同时利用休息时间撰写科普文章、进行电视讲座，为更多市民实施心理教育及媒体宣传。除此之外，他们还为医护人员和工会干部开展心理讲座和培训，提升基层人员的心理援助能力。

此次心理危机救援为稳定当地民众情绪发挥了积极作用。救援结束后，吕秋云深刻认识到中国需要开展危机干预工作。他们把此次干预中精神受伤者的临床表现和治疗过程进行对比和分析后写成论文，开展学术研究和培训，并参与编写了《现代心理治疗手册》，其中一个章节专门介绍了危机干预和居丧干预。

与此同时，吕秋云对国外文献深入学习后，发现心理医生投入重大灾难后救援工作的做法已有先例，因此带头并鼓励精神科医生到重大灾难现场进行危机干预，积累经验，开始逐步建立中国的危机干预模式和团队。

吕秋云教授在当地为老年患者看诊

•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吕秋云到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讲解洪水灾难后可能会有的心理反应以及应对方式。

• 2000年12月25日，河南洛阳东都商厦发生特大火灾。吕秋云及团队以卫生部观察员身份主动介入，对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当地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进行集体干预和培训。

• 2002年，北京大学山鹰社登山队在攀登西藏希夏邦马峰的过程中，5名队员不幸遭遇雪崩遇难。吕秋云及团队对家属做了心理干预，处理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居丧反应。

• 2002年，大连5·7空难后的第二天，吕秋云和两位同事对遇难者的11位家属及30余名同事进行灾后心理干预。通过记者的报道，人们目睹了接受心理干预的显著效果，从此，“心理危机干预”得到了大众和媒体的了解和认可。

在前后十多起灾难后心理救援过程中，吕秋云和她的同事赶赴现场进行危机干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她的努力下，精神科医生参与重大事故危机干预工作成为医院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操作模式。

2002年，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联合下发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中明确规定，建立国家重大灾害精神卫生干预试点，开展受灾人群心理应激救援工作。这是中国精神卫生领域里程碑式的发展，与如吕秋云一般长久奋战在心理危机干预一线的精神科医生所做出的努力息息相关。

作为国家级专家，吕秋云始终在思考和总结不同灾难的干预方式。

• 首先是介入的时间和方式。在当地主动要求下，以医疗队的方式进行干预往往更有效，不同的时间段，干预的内容也不相同。

• 其次是组织的情况，是否有统一部署对工作的开展情况有着重要影响。

• 另外是服务的范围。是否有后期干预，比如灾难发生一年或两年以后，对于没有康复的患者还需进行创伤治疗，这是医疗机构的长期任务。

探索求知，引进心理治疗新方法的创新者

在专业深造方面，吕秋云秉持着学无止境的态度，不断探索，引进新知识与新疗法。

吕秋云教授参加第一次世界文化精神医学大会

• 1989年及1991年，吕秋云两次到美国夏威夷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学习心理治疗，10多年来多次邀请夏威夷大学的曾文星教授、徐静教授，德国认知行为治疗领域著名的Iver.Hand教授、美国结构式家庭治疗创始人Dr.SalvadorMinuchin及其华裔传人李维榕博土讲学，组织心理治疗讲习班。在普及提高心理治疗知识和水平的同时，她的个人能力也得到很大提高，在门诊开展的分析性心理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家庭治疗、婚姻治疗及青少年、老年心理问题咨询，受到患者的欢迎。

• 2002年，吕秋云首次接触眼球运动脱敏再加工（EMDR）。

• 2007年，她的团队邀请欧洲EMDR的主席来国内交流，此后建立了比较好的联系。

• 2009年退休后，吕秋云开始系统学习EMDR，并发现这是创伤治疗快速有效的方法。

EMDR三阶培训上，美国培训师为吕秋云教授颁发证书

经过深入学习，吕秋云将这种疗法运用到临床工作中。当年，一位患者在处理熟人的车祸善后工作后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多处求医效果都不明显。吕秋云用EMDR方法对他进行治疗，做了3次后，闪回症状就有明显好转。这加强了吕秋云对EMDR的信心，她更加深入学习，获得了欧洲EMDR创伤治疗师及督导师的证书。

截止到2016年，吕秋云已经使用EMDR治疗了100多例患者，治疗效果明显好于药物治疗和一般的支持治疗。EMDR不只是对PTSD患者，对和创伤相关的抑郁、焦虑、恐惧症、躯体形式障碍、进食障碍等都有很好的效果。

吕秋云教授荣获“中国EMDR特别贡献奖”

2002年以来，欧洲和美国的HAP组织及EMDR协会多次在中国举办国际创伤EMDR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2009年，吕秋云积极筹备成立了EMDR创伤治疗学组，并任学组组长，致力于EMDR在中国的培训和推广。同时，吕秋云还成为了亚洲EMDR的理事成员，分别在第一届和第二届亚洲EMDR大会上发言，介绍中国EMDR的发展。2017年在上海主办第三届亚洲EMDR创伤心理治疗学术大会获得各国好评。

在近年的云南、四川地震，天津地区“8·12”爆炸事件，深圳光明滑坡事故等重大灾难的心理救援过程中，经过EMDR培训的精神科和心理学家在灾后心理救援中运用EMDR技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受到国家卫生计生委精神科救助专家的称赞。

吕秋云还创立了“联络会诊科”。与以往所说的会诊不同，联络会诊科是联络不同医院各个科室的医生定时参加研讨活动和会诊患者。这为精神科和其他科室之间共同处理患者出现的问题提供了机会，是一种治疗模式的转变。经过多次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十分有效。

吕秋云教授主持联络会诊网络的疑难病例讨论共有十余家综合医院医生参与

2003年SARS之后，在吕秋云的倡议下，医院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联络会诊科，定期邀请本院和其他医院各科室医生就疑难精神疾病进行会诊。至今已有北京市二十余家综合医院的几十名医生成为联络会诊科的固定成员，连续十余年每月进行病例讨论，让更多患者受益，也让医生储备多学科知识、增长经验，对在综合医院各科普及精神卫生知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吕秋云教授荣获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2019年度杰出精神科医师”荣誉称号

吕秋云于2020年11月获得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2019年度杰出精神科医师”荣誉称号。这一奖项是目前中国精神科医学领域设立的最高奖项，是为精神科医师颁发的终身成就大奖。

(素材由各医院提供  文稿整理/宣传部 韩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