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医办学110周年，历史上名师云集。

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初，接受国内乃至国际优秀、严格医学教育，是现今很多老教授们心中的“高山”。

他们对国家、对医学、对人民，总是怀有赤子之心。在祖国需要之时，他们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在时代风云变幻中，他们坚持真理、无所畏惧；在医学征途上，他们殚精竭虑、上下求索。

斯人已逝，风范犹存，我们开辟“追思”专栏，再次追寻大师思想，仰望大师人格，以传承精神、继续前进。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2022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乔杰院士在讲话中，回忆张树基教授：“被百姓誉为‘抢救大王’的北大医院张树基教授，在半个多世纪的从医生涯中，凭借精湛的临床技术、丰富的抢救经验，屡屡使患者转危为安，会诊足迹遍布京内外众多医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奇迹。”

张树基（1926年12月31日-2011年11月3日）我国著名的临床医学家、医学教育家，原中央保健委员会内科学会诊专家，北京市西城区科协副主席。1954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是北大医院消化内科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精通内科和消化内科，对于疑难杂症、危急重症的诊疗工作，更是造诣精深、见解独到，赢得了人们崇高的赞誉——“抢救大王”。1986年被评为卫生部“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1992年获北京医科大学“名医奖”（八大名医之一），1993年获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 2009年荣获“首都十大健康卫士”。

张树基口述

报恩与信念

我为什么要当医生，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这原本并不是我的初衷。我不像很多同行那样：出身于医学世家，有从小受家庭耳濡目染的优越条件；或从小就立下了长大要当医生这个志愿。我过去一直喜欢理工科，希望工业强国，高中毕业后曾学工科一年。后来，由于身体不好，患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不适合再搞工科，就想通过学医治好自己的病。于是1949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了一年预科，四年医疗系本科，靠党和人民给我的助学金读完了大学。1954年毕业后，即留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科工作。当时，我的思想很单纯，只想报恩。我想，既然人民培养了我，我就要为人民看好病。然而，事情的开头并不顺利。

最初做住院医生，真应了那句老话：万事开头难。由于技术不行，整天忙得晕头晕脑，对于怎样能够做一个好医生真是很茫然。那时，哪个医生值夜班，第二天就要给病人取血做化验。由于我静脉穿刺技术不过硬，轮到我值班时病人都跑光了。再加上临床上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特别多，没有什么规律性可言，觉得做医生真不容易！记得当时值夜班，遇上病人晚上睡不着觉，常用速可眠。我看到一个肝硬变的年轻人，因为睡不好觉，服了两片药，谁知睡了十几个小时才醒过来。这件事给我的震动很大，看到了小小的药片在不同的疾病和不同的病人身上所起的不同的作用，认识到临床医学的复杂性。由此我联想到，我们获得临床知识，除了要有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积累之外，光靠直接的知识是不够的，更主要是靠间接的知识、靠从总结他人的经验教训中去获得。我想做个好大夫，光有良好的愿望，没有精湛的医术是不行的。越在病人面临生与死的关键时刻，越能显示出医生的功力。

在做主治医师时，我看到一个晚期尿毒症的病人，病情已经危重，处于半昏迷状态。他的妻子带着大约只有四岁的小女孩，小女孩看见为爸爸治病的医生护士，拉住他们的白大衣不让走，小小的眼眶里含满了眼泪说：“救救我的爸爸……”当时在场的大夫护士都流下了眼泪。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救不活一个普通病人，对社会来说看不出什么影响，但对一个家庭，产生的后果却是难以想象的。这个病人不过三十来岁，他的妻子也不过二十多岁，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一旦病人离去，会给这对母女带来巨大的痛苦。面对这样的病人，我感到无能为力，心里也很难过。通过治疗类似的病人更坚定了我努力钻研业务。尽可能为病人解除一些痛苦的决心。而要做一个好大夫，就要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做个有心人。凡事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要善于发现问题，并努力想办法解决它；只有不断总结临床工作的经验教训，才能丰富自己的临床积累。

“千里之行足下始，万分甘苦内心知”。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回想起临床工作的日日夜夜，真是感慨良多！我曾有过最初做医生时的笨手笨脚和感到医生不好当的痛苦；又有了认真思索和刻苦钻研之后，逐渐认识到医学科学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恍悟；于是更有了掌握临床工作的规律，越干越有兴趣和解决病人诊断问题及治好难治病人的兴奋；终于从一名“笨医生”磨炼成为一个想为病人解决问题，专爱解析临床难题的人。我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学习条件和工作环境随着国家的强盛都越来越好了，临床诊断可以借助许多先进的医疗仪器和诸多的检查项目。但是，看到一些年轻人不重视临床一线工作，忽略医学基础理论的重要性，不愿多看病人，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外语、写论文上，我的心里很着急。平时常有学生问我：“张大夫，为什么有些很难诊断的疾病，总能被您想到呢？”我想，我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不变的想法是能为病人解决点问题。只要有了想为病人解决问题的心，就会热爱临床工作，就有能刻苦钻研的精神，就不怕苦和累；另一方面是重视基础理论知识，重视临床经验的积累。我在临床工作中能够这样做，得益于我的老师。常言说，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我庆幸自己能够成长在尊师重教，同时又学有榜样的年代。

恩师与实践

我在医学院学习时对临床工作究竟什么样还不入门，进入临床后在老师的谆谆教导之下，经过多年的磨炼，才逐步悟出了一些门道。有幸的是，在做医生的最初几年我遇到了从医路上的好老师，其中有三位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我。我从大学毕业来到北大医院内科，可以说，是老师们的教诲让我更加热爱这份事业，使临床工作成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们的教导使我一直坚持知难而上肯于实践。

回想我刚做住院医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我国著名的内科学家、肾脏病学的开拓者王叔咸教授经常对我们说：“要做临床医生，一定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王叔咸教授作为医学大家，是我们十分崇敬的学者，在我国医学领域很有影响，他的临床造诣很高，他的话对我们年轻医生来说就是金科玉律。几十年来，我一直牢记老师的话，对基础的理论知识下功夫去记忆。因为临床工作中的许多知识是不能估计和推算出来的，比如：白细胞计数是多少、药物的剂量是多少，都是需要记牢的。有许多的数据我一次记不住，就经常多次去记它，一旦记住了很少再忘掉。这种对必要的基础知识死记硬背的笨拙方法对我的临床工作很有帮助，也指导了我的一生。看到现在的一些学生基础知识不扎实，说明他们相当忽略基础，还没意识到要想当个好医生，掌握好基础知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你在内科做临床工作，一定要学会思维，只有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认真思维，才能成为好的内科医生。”这是我的老师马万森教授曾经对我说的话。我常问自己，你到底想不想把病人的疾病搞清楚？你有没有能力解决病人的问题？只要你有了这份心，尽了这份力，就能为病人把事情做好。这成了我多年来遵循的原则。

著名呼吸内科教授穆魁津老师在临床工作中，常常言传身教。在我当实习大夫的时候，他曾对我说：“当大夫一定要主动找事情做，要善于动脑筋多分析。”

老师们的这些教诲使我获益匪浅，在后来的工作中我越来越爱琢磨，不仅熟记医学基础知识，大量阅读与临床有关的医学专著，而且特别喜欢查房，喜欢被老师提问。时间长了，在临床上越干越有兴趣，慢慢掌握了规律。做内科医生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而我的特点是特别愿意看疑难重症病人。因为从为他们诊断治疗的过程当中，能感受到挽救了一个人生命的快乐，就像攻克了一道数学难题。近半个世纪了，我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医疗工作里，我的爱好就是看病人、看书、写书。我平时不讲究吃、不讲究穿、不吸烟、不饮酒、不会下棋、不会打麻将，也很少出去玩儿，看电视只是看看新闻。有人问我：冤不冤？我想说，为了病人，这样生活不冤，能够挽救病人的生命，就是我生活的乐趣。能够从学习中获得新的知识，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也充实了我的生活。

探索与收获

我对临床医疗工作可以说是非常投入的，病人到医院来治病，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在临床上，我常看到不明原因的高热病人，腹部大量腹水的疑难病人或呼吸心跳骤停的危重病人，对疑难重症要明确诊断并提出合理的治疗计划，仅有一方面专业知识是不够的。所以我总是有心多学习一些其他专业的知识，丰富和充实自己。文化大革命那几年，专业分得不像现在这么细，内科和神经科在一起。我在内科工作，平时也注意看神经科的病人。1969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当时我带学生下乡实习，遇到一个脑外伤引起昏迷的病人，因我对神经科疾病很不熟悉，感受束手无策，此后我便下决心要学好神经科。著名的神经内科专家陈文俊教授是一个知识面很广的学者，我很注意向他学习。在那个阶段，我留心学习了不少神经科系统的知识。内科疾病中很多发生皮疹，对皮肤科的疾病，我也注意研究，北大医院皮肤科陈集舟教授给了我很多帮助，我所涉猎的这些跨学科的知识，拓展了我的知识面。同时使我认识到，一个危重病人常是多器官受累，如果没有较全面的医学知识，就很难做出恰当的处理。以前还曾担心不搞自己的内科消化专业别人会说不务正业，后来认识到这个想法有一定的片面性。

记得我曾经为一个胆汁性腹膜炎手术后出现瘘、心跳停止的病人会诊。根据他的临床表现，我头一个提出呼吸窘迫综合征，当时国内还很少报告。经过三天的奋力抢救，病人活了。对这个病例的成功抢救，穆魁津大夫让我好好总结，汪绍训教授也将X光片拿到放射学会去示教。我写了以后反倒觉得平淡，抢救过程是按一般的常规进行，治疗仅用酚妥拉明等很平常的药，因而没有拿出去发表。我认为，医生是一项平凡的工作，抢救重病人是份内的事。在同样的条件下，用同样的药，有时关键靠临床经验。

我平时参加的临床抢救工作很多，不光是内科的危重症抢救，神经科、外科、妇产科、传染科等等其他科的抢救也都经常参加，而且随叫随到，一直坚持到现在。我之所以能有一些临床经验，都是通过诊治病人的过程得来的，所以也就没有理由不应用自己的这些临床经验尽可能地去救治病人。我对会诊看过的每位病人，习惯是提出具体的诊断及治疗意见，供主管医师参考。我认为，做医生，就要会看病，而我只不过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工作。

在担任内科医疗主任八年半的时间里，我很注重把好医疗质量关。每天上午9点到12点，要把内科所有病房的重病人都看一遍，做到心中有数。每次不论查房还是讲课，都把自己的临床经验毫无保留全讲给年轻人。那个阶段医疗纠纷很少，杜绝了临床的一些漏诊、误诊苗头。

著书与育人

我在临床工作了几十年，近几年岁数大了，身患多种慢性病，腿脚也不利落。但是只要病人需要，不论是会诊还是抢救，不管刮风下雨、白天深夜、节日假日，仍能坚持随叫随到。一个人能坚持一辈子全身心扑在临床上不容易，我能坚持下来除了热爱这个工作，还有就是老伴和家人对我的支持。年轻的时候，岳母帮忙带孩子，看到我写书就悄悄地把孩子带到外面，一声不响。我经常半夜出去会诊，老伴从不阻拦，从不埋怨。过去，大夫收入不高，当时我和爱人都是一个月56元左右的收入，要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生活比较紧张。那时，加入医学会要交5元钱会费都交不起。可为了买专业书，生活再紧也舍得。我常常会为了搞懂一个问题，翻阅很多书；有时也会为了一句话，就买一本书。我的老伴也从来不嗔怪。

临床工作固然十分辛苦，人类疾病也还有许多未知领域。但医学毕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我们医务工作者与病人共同面临疾病的挑战。因此，培养好中青年医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临床上，我看到一些年轻医生因为缺乏临床经验，不能及时抓住有利的时机进行治疗；很多问题的出现，不是因为大夫不负责任，而是不懂导致的。作为老师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内心非常着急。我身为老师，一定要会教学生，要教会学生。平时查房，只有少数人参加；而写书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因此，我从退休后就开始写书，到目前为止已经写了十几本。我的愿望是要把我几十年的从医经验告诉更多的同行。我在医学上没有发明，也没有什么新发现。我写书的目的是要将自己与他人有益的经验，告诉年轻的医务工作者，使他们少走弯路，更快地成长。

学生眼中的张树基：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文/刘新光

张树基教授荣获“首都健康卫士”称号，当之无愧，是意料之中的事。北大医院号召全院向张树基教授学习，提高医务人员执业素质，是一项适时之举。我在张树基教授身边工作了三十多年，与他朝夕相处，受益匪浅，一直对他充满感激与敬意。张树基教授是一位学识渊博、医术精湛、品德高尚、平易近人的学者，他忙忙碌碌，有求必应，生命危急的地方总会见到他的身影，救治了无数性命，而我们看到的他，却是举止慈祥、可敬，言语朴素无华，成就卓越却从不张扬，他将学识与人品融为一体，做着最值得、最有意义的事情，可谓“大音无声，大象无形”。只要他在身边医生和患者就心里有底，就有安全感，大家依靠他，离不开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不再叫他张教授、张大夫，都称他“基大夫”，其中透着亲切。

重视临床实践

基大夫是位消化科医生，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大内科主任，特别强调专科医生要具备扎实的大内科临床基础，尤其是急症医学和重症抢救。基大夫在临床实践中善于总结，著书二十余部，全是他临床实践的精华。他告诫我们要重视临床实践，医疗水平是要靠临床实践的积淀来提高的。他不主张年轻医生过早地进入专科，似乎不鼓励过早地去做专家，而是要先做“杂家”。有一年，外科收治一名肠梗阻的女患者，四十多岁，患者除有肠梗阻外科征象外，还表现有皮肤异常松弛、多部位骨关节活动过度，不能站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病人，只好请来基大夫，他看后告诉大家，这是“皮肤弹性过度松弛综合征”（Ehlers-Danlossyndrom），这种病是一种常染色体遗传疾病，非常罕见。他让我结合文献去更多地了解这个病，尽管是少见病也要记住它。当时我对他的见多识广，钦佩不已。

最早的临床报道

八十年代初，我在做结肠镜检查时发现，有些患者在末端回肠粘膜有乳白色泡状隆起，那时国内才刚刚开展结肠镜的检查技术，不认识这种病变。基大夫看过病人后，认为这应该是一种小肠慢性炎性病变，于是他指导大家查阅相关文献，认真地进行病例分析，以“成人回肠末段淋巴滤泡增生症”的命名，在国内首先发表，成为最早的临床报道，至今国内仍在沿用这个命名。

个体化的治疗

基大夫在临床实践中遵循疾病病理规律且不固守常规，坚持个体化的治疗。记得有一次医院派我到外地去协助当地医院抢救一名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患者，当时患者处于昏迷状态，电解质紊乱，严重低钾，我通过静脉积极补钾，但始终不理想。我用电话向基大夫汇报了患者当时的病情，他在电话中提醒我，可以从肠道途径补充电解质，我遵照他的意见，经肛门补钾，结果很快就纠正了患者的电解质紊乱，最后这位患者经过综合性治疗后抢救成功。

不计报酬

我有幸经常陪基大夫到外地会诊，多次目睹了他全身心的急患者所急，想患者所想的高尚医德。有一次去河北省一个城市会诊，当看到每顿饭都有十多人陪同时，他对当地医院的这种做法很不理解；当得知这次会诊，包括我们两人吃、住、行的费用都由患者负担时，他很不高兴，决定自己承担路途费用，以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还有一次在外地会诊，患者的病情很重，家庭生活也比较困难，病人和家属被基大夫的高超医术和他的平易近人所感动，一定要付给劳务费，结果被基大夫婉言谢绝。

诙谐幽默

基大夫的学者风度令人敬仰，又不失诙谐幽默。晚辈们渴望在工作之余与他聊天，他也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小聚，他谈笑风生，常常讲些令人发笑的小故事。他从不喝酒，却喜欢劝年轻人喝酒，说：“喝酒一定要喝好，喝不好就如同打喷嚏没打上来一样。”听了基大夫的一番话，大家立刻放松下来，没有了拘束。正是他的诙谐幽默，自然而然地拉近了晚辈们与他之间的距离，大家喜欢与他谈心，毫无顾忌地去向他请教。他两次因病住院，我常看见许多年轻大夫在病房门外徘徊，很受感动。

基大夫就是这样一位可敬又可爱的长者，他拥有广博、精深的医术且胸怀宽广、仁厚，他淡泊名利，笑对人生，真可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口述 / 张树基  文 / 北大医院 孙扬  图片由北大医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