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新起点上，只有把初心和使命刻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中，才能矢志不渝，砥砺奋进，书写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

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官微“初心·使命”专题推出北大医学人的初心故事。历经百余年，数代北医人，为了人类健康福祉和医学教育发展不懈奋斗。

与共和国同成长，与北大医学共奋进。新时代，新征程，北大医学人赓续初心，聚力行远。

曲绵域（1925-2018），新中国运动医学奠基人之一，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原北京医科大学校长、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曾任世界卫生组织康复医学专家组顾问、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副主席。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运动及缺乏运动所致的结缔组织伤病的防治。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部委级奖多项；被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授予“1989年运动医学贡献奖”，同年又获得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荣誉会员金质奖”；1999年荣获由亚奥理事会主席颁发的“法赫德亲王亚洲运动医学奖”；曾获全国百名优秀医生称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等。

从事运动医学，并非他所愿，实属“赶鸭子上架”。白手起家，开拓出我国运动医学的广阔天地，却不表奠基之功，只是“在其位，谋其事”。他最大的心愿是运动医学研究能后继有人。半个世纪的坚持，他的生命深深扎根在运动医学的沃土之中，难离难弃，一生守望。

我是搞骨科的，为什么要让我去

有时候，人生的转折往往就在不经意间突然降临，对于曲绵域而言，上世纪50年代的一次“10分钟谈话”，无疑该归入此类。

1949年，曲绵域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做了一名骨科医生。

摄于1949年4月

1950年，他以杂技团队医的身份随团出访苏联。回国途中，恰逢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曲绵域又随杂技团奔赴朝鲜慰问前线将士。纷飞的战火点燃了他心中的爱国热情。回国后，曲绵域主动参加并率领手术队奔赴东北救治伤员。战地医院人手紧张，在骨科、泌尿、康复各病区都有他忙碌的身影。那段岁月，既让曲绵域在专业技能上更为熟稔，也使他对术后康复等领域有了最初的涉及。

战争结束后，曲绵域又回到了北大医院骨科，并全身心投入到骨科专科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的筹建中。就在此时，领导找到了曲绵域：“现在正打算筹建医疗体育科，你是骨科出身，以前也搞过一点医疗体育，组织上觉得你比较适合，就调出来去搞医疗体育吧。”谈话很简单，就10分钟，但却让曲绵域整整想了两个星期：我是搞骨科的，为什么要让我去？

想不通也好，想开了也罢，从那时起，曲绵域的人生便与我国运动医学的发展紧紧交织在一起。

1959年1月，中国第一个运动医学研究所在北京医学院宣告成立，曲绵域任所长，从此他一干就是38年。1997年卸下行政职务的曲绵域仍然没有离开这个为之奉献一生的“家”，至今他仍然每天早上8点来到所里，每周出两次门诊。能和病人在一起，被他视为最大的享受。

“这或许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共有的特点，一切服从组织安排。既然给我安排这项工作，我就得把它干好。”回首往事，曲老的话语平静而淡定。

运动医学要发展，必须要下队

虽然我国在1955年便仿效苏联建立了医师督导、医疗体育教研组及医疗体育科，但究竟该如何往前发展，当时并不太清楚。1958年，曲绵域到莫斯科列席了Ⅻ届国际运动医学会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第一次得知他所从事的这个新专业在国际上叫“运动医学”。

回国后，曲绵域受命组建了我国第一个运动医学研究所。“文革”期间，研究所被迫关闭。1970年7月，周总理指示说，“运动医学不能取消，只能加强不能减弱，要在运动实践中发挥作用”，研究所因此得以恢复。

“运动医学要发展，关键在于下队，只有下队，运动医学才有生命力。”回顾运动医学研究所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曲绵域深有感触。

“下队”是曲绵域常挂在嘴边的两个字，也是他经常要做的事。研究所每周五为下队工作日，一般是上午在场地看有伤的运动员训练，下午在医务室治疗，并和教练员、运动员一起研究伤后训练计划。每天下班后，从北医三院骑上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到城南的运动员训练基地看看，已经成为曲绵域生活的一部分。在他的言传身教下，40年来，运动医学研究所一直保持着下队服务的传统，也受到了国家体委领导、教练员、运动员的广泛欢迎和赞誉。

曲绵域教授与国家乒乓球运动员张怡宁

科研工作不怕慢，就怕停

在下队时，曲绵域频频发现运动员有膑骨软化的病例出现，老年人的常见病为什么会发生在年纪轻轻的运动员身上？这一特殊的现象引发了他的思考。关节软骨损伤，由此成为曲绵域最为关注的科研课题，也是运动医学所创建以来的中心课题。

20世纪60年代，曲绵域教授通过关节软骨损伤的机理研究，以及对运动员髌骨软骨病（大量临床分析）、足球踝、投掷肘的临床观察以及动物实验（膝踝磨损实验），证明在运动员中这类伤病的发生均系关节软骨的微细损伤所致。上世纪80年代，他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证明关节软骨损伤后，其病理发生、发展过程有胶原自身免疫反应参与，同时，也证明了软骨表面的无形层对自身胶原免疫反应有屏蔽作用。这一结论为关节软骨损伤的防治提供了理论依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他对关节软骨损伤时有自身免疫反应的参与、胶原分型、异位化骨机理、骨关节炎软骨的细胞因子不对称表达等研究，都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

曲绵域在科研上的突出成就得到了国际国内的广泛认可，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部委级一、二、三等奖13项。世界运动医学大会关于软骨的主题报告都是曲绵域的“专利”。他本人也于1982年在维也纳当选为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科学委员会委员，1986-1994年连任两届联合会副主席。我国运动医学的发展起步较晚，一个中国人能够连任两届副主席，并成为软骨研究的权威，曲绵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选你首先是因为你的国家有实力，体育事业强；二要专业上能有真东西。”

忆起当年的科研经历，曲绵域对早年杨树林里陪伴自己的那群兔子心存感念。研究软骨损伤的时候，大量的实验内容就是频繁刺激兔子的关节，拽着兔子的腿做关节拉伸；在兔子的软骨组织上划开一道口子，尝试进行软骨移植。

“北医三院养动物大概就是从我这里开始的。那时候，搞科研完全是土法上马，没有实验动物，只能自己养。我在杨树林里挖了十几个坑，每个坑里养上十几只兔子，上面加个盖一锁，也没有人偷。”

“科研工作不怕慢，就怕停。细水长流，坚持下来就是胜者。”就像他说的那样，年逾八旬时他依然没有停止在科研道路上的思考和探寻。

病人是我们的老师

曲绵域、于长隆、田得祥教授为国家队摔跤运动员会诊

1983年，已经在运动医学领域成就斐然的曲绵域又面临一个新的人生转折点：担任北京医科大学校长。他是北医第一位行政、业务“双肩挑”的校长，每周回所里出一次门诊、查一次房、做一台手术，是曲绵域给自己定下的“规矩”。不管走到哪里，他都离不开他的“家”，那里有他牵挂的病人。

曲绵域常常告诫所里的年轻人，“医生要诚心诚意向病人（运动员）学习，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有些伤病的治疗经验是运动员冒着生命危险创造的。”著名举重运动员陈镜开胸腰部有4个椎板骨折，当时大家都认为有此伤者就不能当运动员了，可陈镜开伤后却6次打破举重世界纪录！这是禁区的突破。自此，他们为举重、体操、足球守门员、羽毛球等患有此伤者开了训练和比赛的绿灯，不少人还拿到世界冠军。

曲绵域、田得祥、敖英芳、胡跃林等专家为奥运冠军杨昊会诊

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诞生了，一个又一个医学奇迹出现了，幕后英雄曲绵域却说：“我们运动医学医生的成功是运动员拼出来的，是他们用血肉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实例；如果没有运动员们的支持和配合，我们无经验可拿，也没有他们积累的第一手资料可用，我们是‘拿来主义者’，运动员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1988年，运动医学研究所向公众开放，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慕名前来求治，近年来每年手术量均达到3000多例。面对每一位患者，曲绵域都同样的耐心细致，从发病机理、如何预防、怎样服药、怎么锻炼，他都详细交待，有时候还画上示意图进行讲解，使病人一目了然。他说：“利用简单的示意图和通俗的语言向病人解释清楚病情，是一个好大夫的基本功。病人清楚了才能自觉地配合治疗，效果自然会更好。”

学生的口袋里不能没有东西

2006年，曲绵域教授获北京大学首届蔡元培奖

2006年岁末，北京大学首次将蔡元培奖——北京大学给予教师的最高荣誉，颁发给10名教师，曲绵域就是其中之一。得知自己获得这一奖项后，曲绵域的第一反应就是登陆北京大学的网站，看看是否确有其事。82岁的他如今依然保持着在北医求学时养成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行事风格。

“我国骨科创始人孟继懋老师讲课只带薄薄的一本《骨科学》教材，上课就是在黑板上画解剖图，一边画一边讲，图画完了，课也讲完了。他的授课让我对骨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毕业时我选择做一名骨科医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孟老师的影响。”

线条简单、清晰明了的手绘图，既是吸引曲绵域最初从事骨科的原动力，也成为曲绵域后来教授学生的一门绝活。

“文革”期间，研究所被迫关闭，包括曲绵域教授在内的多名骨干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曲绵域带着学生到煤矿实习，主要工作是挖煤。“学生要毕业了，可是口袋里没有东西啊！”曲绵域心急如焚，自己动手编写、绘图、刻蜡版印刷的《运动创伤检查》，成为曲绵域给学生最好的毕业赠礼。踝关节、脊柱……油印小册子里的每一幅插图都是曲绵域一笔一画亲手绘制。在以后数十年间，他主持编写的《实用运动医学》、《医学百科全书运动医学分卷》、《运动创伤学》、《运动创伤检查法》、《运动医学》、《SportsMedicineinChina》等10余部著作中，不少配图也都是他亲手所绘。通过清晰明了的解剖示意图，曲绵域毫无保留地与大家分享自己从医生涯中的每一点体会、每一份心得。

曲绵域教授曾经说过，他有两个心愿，一个是运动医学研究所能够继续存在并得到发展，另一个就是高校里能够开设运动医学系，让这个学科后继有人。

（摘编自《北大医学人》  图片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提供  文字/ 谭嘉 姚永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