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为热烈庆祝党的百年华诞，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和伟大成就，以文字的形式总结回顾北大医学与中国共产党的紧密联系，反映建党100周年来的时代变迁和人民生活变化，激励师生员工坚定理想信念，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创建“双一流”工作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医学部开展以“牢记初心使命书写时代芳华”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北医新闻网选登优秀征文，以飨读者，同时欢迎广大读者积极投稿。

罗凤珍

个人简介：1930年7月出生，籍贯浙江，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教授、主任医师。1955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1958年调入北大医院儿科，1963年调入北医三院儿科，于1995年退休。

匆促出发，奔赴阿里

20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下达指示组团援藏，援藏工作中有一项任务是组织赴西藏的阿里医疗队，阿里医疗队共有8个分队，分别驻首府狮泉河和7个县。

北医3个附属医院组成的分队驻首府，也是大队部所在地，其他7个分队由北京市属医院组成，分别驻阿里的7个县。

此任务从1970年开始，每1-2年轮换一次。1978年第5批医疗队进驻，定期为一年，也是最后一批医疗队。

具体分配到北医三院的人员需求是一个儿科医生和一个内科护士。医疗队每年5月出发，出发前3个月儿科已确定由一位高年住院医参加，但出发前仅半个月左右的时候，这位医生突然发现经检查确认已怀孕。

这给科领导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医院必须保证医疗队按时出发。离出发的时间愈来愈近，谁都有困难，这么短的时间，怎么来得及准备？罗凤珍没考虑太多，只想到总要有人克服困难去完成任务。

“我就提出让我去，虽然当年我已超龄（规定年龄是45岁以下，当时我48岁），但我身体还可以，家里3个孩子都已上学，不需要太多照顾。其他党员虽然年龄比我小，但或多或少都有困难，并且只有我一个人主动提出参加，医院最后决定由我去完成此项任务。”

“就这样，匆匆忙忙做了一套棉袄棉裤，收拾好教学用具，我就要出发了。临走前，家里的困难我考虑得并不多，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在上海82岁高龄的老妈，她刚生完一场大病，体质较虚弱，身体尚未完全恢复。我去西藏并没告诉她，怕她为我担心，我想一年时间也很快，回来后我就去看她。”

罗凤珍明白这是对自己党性的考验，为了人民的利益，她下定决心并充满信心去完成任务。

1978年5月16日，医疗队全行9人，由北大医院内科主治医胡大一任大队长兼北医医疗队的队长，带队出发赴西藏，开启了阿里之行，学校还派出一个干部柳厚田老师负责护送。

1978年6月15日，柳厚田老师送医疗队去阿里，在班公湖前留影，左一为罗凤珍

路途遥远，历尽艰难

当时去阿里的交通很不方便，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条路线不必翻山越岭，但需要经过无人区，非常不安全；另一条是从新疆过去，但要翻过约6000米的高峰才能进入西藏地区。为保证人身安全，历届医疗队都选择了通过新疆进入西藏的路线。

1978年5月16日出发，医疗队成员有：队长胡大一，副队长孙隆祥（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黄万忠（北大医院外科住院医），李沙（北大医院放射科技术员），朱凤云（人民医院检验科化验员），刘付芬（口腔医院技师），张建华、庞京海（北京药学院药剂师），北医三院有罗凤珍和内科护士刘秀云。

出发前领导嘱咐，去西藏高原地区生活，海拔高可能会很艰苦，要求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克服困难，搞好团结，完成医疗教学任务，平平安安地回来。

去阿里的路程共分三段：北京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到叶城、叶城到阿里狮泉河。

第一段路程是北京到乌鲁木齐，行程3000多公里。沿途共经四个省（河北、河南、陕西、甘肃）才能到达新疆。

第二段路程是乌鲁木齐到叶城，行程1000多公里，历时10天，途经托克逊、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三岔口、喀什市，最后抵达叶城。告别乌鲁木齐，向南疆出发，开始了长途跋涉。公路高低不平，车在颠簸中前行，路两旁见不到树木及房屋等建筑物，大多是一望无边的沙漠，遇到刮大风时，只见一片雾蒙蒙的沙尘，满天飞扬，坐在车内也需要戴帽子和口罩防沙尘，气候太干燥，口、鼻、咽都感到难受。路过各小城市，有的是地处盆地，有的是戈壁沙滩，供应条件都比较差，宿营在兵站，睡的是通铺木板床，盖的是一条军毯，白天能吃到热的清汤面条，就已很满足了。这段路程很艰苦，直到抵达喀什后，条件才有所好转。

第三段路程，叶城到阿里狮泉河，行程1000多公里，共6天。这段路程最险峻，汽车走的都是爬山环行公路，有时行驶在悬崖绝壁上，开过去后再回头看，真是心有余悸，太惊险了。虽已是6月，但山顶上仍是白雪一片，在两旁雪山中行进，爬过阿卡孜达坂、赛力亚克达坂和柯克阿特达坂，沿路的山沟中是冰冻的泉水，山上雪也较厚。全队开始有高原反应，有的人是胃肠道反应，恶心、呕吐、口唇发干，罗凤珍头痛剧烈、气短、无力，心率加快达100次左右。经过康西瓦达坂，到达大红柳滩休息。第二天迎来了最具考验的一段路程，经过两个达坂——奇台达坂和界山达坂。过界山达坂时，因为汽油燃烧不完全，车子总是熄火，只能让大家都下车步行一段路。可是下车步行一段路，上车后更感到全身无力，呼吸困难，头痛剧烈。这样的痛苦确是前所未有的。过界山达坂时，全车人基本上都有高原反应，严重者吸上氧气，幸运的是最后大家都平平安安的。过此最高点后就开始下山了，途经喀木里到达多玛兵站，海拔约4800米，人的高原反应还是比较明显的，走路气喘、头痛，晚上睡不好觉，一阵阵憋气。由多玛出发是下山路，一路情况就好多了。

北京-阿里过达坂时医疗队留影，中排右二为罗凤珍

从北京到阿里，总行程6500多公里。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历尽艰难困苦，来到海拔约4500米的阿里，迎接大家的将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罗凤珍暗下决心，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努力去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努力完成医疗教学任务

罗凤珍记得，到达阿里地区人民医院那天已经是晚上了，但院领导以及原医疗队的成员都来迎接，大家互相握手拥抱，如同见到亲人一样，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休息一天后就开始新老队员交接班，老队员带新队员们参观并介绍了医院的情况，初步认识医院的工作人员及各科医生和护士长等。此次医疗队的主要任务包括两个方面：教学工作，主要是卫校的教学，由当地的罗校长负责，医疗队协助完成具体教学任务；医疗工作，包括看门诊、病房查房、外科手术、出诊、参加病房值班、抢救病人等临床工作。

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是当地最大的一个综合医院，由于医务人员缺乏，不可能分科过细，主要有内、外科之分，儿科归属于内科，妇产科归属于外科，其他各科都没有专科大夫。

“我的任务是接上届医疗队人民医院儿科大夫的班。他介绍这里儿科病人并不多，有时也偶有出诊的时候。他交了一个双下肢瘫痪诊断不明的疑难病例给我，希望我接班后及早去病儿家中看看，早日确诊。”

“我想尽快去看看那个双下肢瘫痪的病儿，所以次日就由一位藏族医生尼玛陪我前往，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一处有几间平房的地方。”

罗凤珍回忆，当尼玛带她走进住房时，她立即看到一个大约三四岁的男孩半卧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盯着，表现出十分惊讶的神情。

“通过尼玛的翻译，我从孩子妈妈那里了解到孩子的病史，我到孩子身边做检查，孩子表现得特别害怕，不让我碰他的腿，并大声哭叫。我主要想检查膝反射，以排除小儿麻痹症的可能，但因他实在不肯配合而无法检查。”

实际上根据病史，罗凤珍已有了初步诊断。她怀疑病儿患维生素C缺乏症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小儿麻痹症多数为单侧下肢痛，下肢麻痹尤其是两下肢同时麻痹的极少见。

罗凤珍（右一）与小患者母子留影

从藏民们的饮食条件来看，很少吃到蔬菜和水果，孩子两下肢对称性剧烈疼痛是骨膜下出血所致的骨膜刺激症状，孩子不让人碰他的腿，腿不能动，医学上称之为“假性麻痹”，这是维生素C缺乏症的典型症状。

在没有X光照射的条件下，只能靠临床诊断，罗凤珍和尼玛大夫商量后决定第二天即开始从医院带药来病人家中治疗。

“当我出诊回来，告诉大家我看到的小病人的诊断后，大家都特别兴奋，小刘、大刘、小黄都把自己从北京带来的水果罐头拿出来，准备带去给病儿吃，以补充维生素C。”

“后来经过连续三天静脉推注维生素C治疗后，孩子的症状很快好转。腿不痛了，也能下地了，见到我们去他家时就对着我们笑，很是可爱。”

这是罗凤珍到达阿里遇到的第一个病例，治疗效果又好又快，医院的大夫和孩子妈妈都特别高兴，医疗队成员也都很开心——为西藏老百姓干了一件实事。“随访过程中，孩子已完全恢复正常活动，我和母子俩拍了一张合影并送给他们家留作纪念，虽然我和他们语言不通，但心灵相通，感到很亲切。”

每天要完成的医疗工作包括：上班后参加病房的交班，交班后查房，带领本院大夫和实习的卫校学生参加每天病房儿科病人的查房，检查儿科的病人。

住院的病儿主要是肺炎和腹泻两大类，这些病儿同时还有伴随疾病，如贫血、佝偻病、营养不良、先心病等。每天查房时，针对给病人的诊断和治疗进行讨论和分析，提出意见或建议，修改医嘱。

查房后出门诊，由于门诊儿科病人数量并不多，因此罗凤珍成了“全科医生”。由于语言的障碍，每次出门诊必须有藏族医生做翻译。

在一年的门诊工作中，罗凤珍有很多收获和体会：西藏地区儿科常见病仍然是呼吸道和肠道的感染，与内地相仿；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率较高，主要原因可能与高原缺氧有关，见到的先心病中以动脉导管未闭为主，由此引发肺瘀血，致使呼吸道感染后易并发肺炎，因此西藏很需要心外科的医生；小儿皮肤病的发病率颇高，这与老百姓的卫生情况和日照强烈或过敏有关，丘疹性荨麻疹较多见，并常伴有继发感染，由于自身对皮肤病知识掌握不多，往往诊断不出是什么皮肤病，此时就会把病儿转给藏医门诊。

“藏医的诊断我不懂，但藏药外用治疗效果很好，我看到有几个银屑病的病人，口服藏药加上外用药，治疗都很有成效。这使我加深了对传统藏医魅力的认识，中国的传统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藏医，都是国宝。”

每周三下午是教学工作的讲课时间。从小儿的基础课到临床课以及危重病人的抢救，罗凤珍逐步有计划地讲课。每周一次的教学查房时，她结合病人情况进行讲解，对疾病的诊断要点、鉴别诊断及治疗进行讨论，开阔他们的思路，尽可能培养他们的临床思维能力，并培训小儿查体的基本功。

医院领导安排一个藏族医生卓戈跟随罗凤珍学习，想培养成为阿里地区人民医院的儿科专业医生。“她是一个有孩子的妈妈，很爱小孩，很善良，也爱学习，会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一年的医疗教学工作是令人难忘的，我与藏族老百姓和医院的医生、护士在相处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看病过程中体会到了他们的憨厚、朴实和真诚。”

朝气蓬勃的生活

“我们在阿里的生活过得怎样呢？我们这几个来自不同单位、不同科室的同志，就像亲兄弟姊妹一样，每天生活在一起，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工作之余总是在一起，生活是朝气蓬勃、充满阳光和青春气息的。”

“我们住的宿舍是一排用泥干打垒土坯的简易平房，我和刘秀云同屋，她才22岁，很能干，生活上我得到她的帮助最多，什么事情她都抢着干。每天要去狮泉河挑水，把水缸内的水灌满，在炉灶上烧热或烧开后，供一天洗、喝用。由于我年龄大些，她们从不让我挑水。宿舍内不供电，晚上全靠洋蜡照明。”

罗凤珍（左一）与刘秀云在阿里人民医院旁狮泉河桥上合影

回忆在阿里的时光，罗凤珍说，生活中最大的困难是“吃”的问题，高原上无蔬菜和水果，医院内无食堂，医疗队都是自己开伙，分成4个组轮流负责每天伙食，羊肉的供应是每天都保证的，几乎天天都吃羊肉。蔬菜就完全靠阿里地区解放军通信连的支援，他们一年里不间断地送来各种蔬菜，帮助医疗队解决了生活中的最大难处。

狮泉河内有各种鱼，叫不出名字，藏民自己不吃鱼，但允许汉族百姓或部队捕食。解放军经常用炸药到狮泉河鱼多的地方去炸鱼，鱼被炸晕后可以捕捞到很多，鱼肉与羊肉成为医疗队在西藏的家常菜。

“在阿里的一年中，解放军时时处处想着我们，对我们热情关怀，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非常令人难忘。”罗凤珍感慨，那时候她真正体会到“军民一家人”的深刻含义。

克服个人困难

从8月中旬开始，有一段时间罗凤珍感到视力有问题，似乎上半视野内有一圈发黑区，看不见东西，有时有飞蚊症，但由于医疗队内无眼科大夫，因此无法检查。

“在其他医疗队分队内，有一个同仁医院的眼科医生，他定期定点到各县各地区巡回医疗。队长联系他到狮泉河地区，于是我得到了及时的检查。经眼底检查确诊右眼有两处眼底出血，范围还不算大，如果继续出血范围增大，有视网膜剥离的危险。我想我一定尽量保护好视力，勿使病情发展或加重。”

“到11月我每天都头痛，发现血压开始高了，达到140 mmHg/100 mmHg，这也是高原反应中常见的症状之一，于是我开始服药治疗，效果尚好，能把血压控制在高压100-130 mmHg、低压70-90 mmHg。”

罗凤珍把这些情况向科里做了实事求是的汇报，并告知自己病情稳定，不必担忧。结果科领导向院领导反映后，让她提前回去。“我自我感觉还好，并且还没有完成教学任务，不能半途而废。”

“决定来阿里前，我已克服了很多困难，下过决心，要好好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绝不能因为这小小的困难而打退堂鼓。我的态度很明确，眼底出血量不大，血压虽高，但也不太高，不会出什么问题的。经过积极控制血压和对症止血治疗、眼底复查，出血部位逐步吸收了，虚惊一场。”

罗凤珍和队友们在阿里工作的那年冬天，遇到雪灾，积雪达一米多深，晚上气温下降到-40℃左右，国道无法通车，封山了。原本每个月能收到一批从内地来的信件也中断了，只能通过电报传递信息。

就在雪灾封山的时候，发生了她一生中最遗憾的事情。“当我接到哥哥从杭州寄来的电报——母住院病危，速归。我束手无策，这个时候交通阻断，我根本无法回去。后来通过电报了解到母亲的病情主要是消化道出血，不能进食，我母亲坚决要求从医院回家去，回家一周后便去世了。”

“母亲劳累了一生，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能相伴在她身边侍候，我知道她在临终前是多么希望能见我这唯一的女儿一面。没想到我到西藏阿里医疗队工作这一年，却成了我和老妈的永别。”这件事儿也成为罗凤珍内心深深的愧疚。

生活是多彩的，一年的阿里生活对罗凤珍来说，也是不平静的，有快乐也有悲伤。对于一个年近半百的中年人，尤其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懂得如何去分析和处理各种问题，“关键时刻是绝对不能掉链子的”。

圆满完成任务

冰天雪地的封山时期过去了，罗凤珍即将离开阿里。

按照卫生部安排，这是北京去阿里的最后一批医疗队，因此医院和当地军民都比较重视，地区党委特意为他们组织了欢送座谈会。

医疗队的工作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以及藏族同胞的肯定和认可，这是医疗队员最大的荣誉和心愿。

蓝蓝的天，多样万变的云；白天强烈照射的日光，夜间明亮洁白的月光；狮泉河的流水，大块红烧羊肉的美味……都给罗凤珍留下极为深刻的记忆。

“虽然一年的时间不长，但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离别时免不了依依不舍。院长和医院很多医护人员，还有当地老百姓，都来送行，有的挥泪告别，有的与我们相约在北京再见。我们怀着深深的感激与不舍告别了送行的人群。

1979年5月13日，罗凤珍离开阿里。

一年的阿里之行，让罗凤珍终生难忘。走过祖国边远的地方，才更深切地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和发展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援藏医疗队合影，后排右二为为罗凤珍

（北医三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