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以全民族的搏击培育了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

时光走过百年，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从不曾褪色。在北大医学百余年的史册上聚集着一批大师，他们是五四精神的传承者，爱国情怀的歌颂者，他们见证了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沧桑巨变，他们将自己的青春投入到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中，他们怀着最纯真的理想，最高尚的热情，最愿意为祖国献身的精神。他们，就是北大医学的奠基人，是薪火相传的火种，是前行路上的领航人。五四百年，岁月峥嵘，青春不朽，无关年龄，让我们重温他们的青春故事，致敬青春！

爱国

——冯传汉——

参加抗美援朝，

“使我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冯传汉，1914年生，中国骨科学泰斗，

教育家，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奠基人。

青春语录

“搞科学，尤其是医学这门特殊的科学最忌讳模棱两可，一定要科学严谨。大学时的严格训练，赋予了我客观系统、精确求实、严谨认真、注重实践等一系列思考、判断、处理问题的能力和科学精神。”

青春故事

在冯传汉的记忆中，儿时最好奇最乐于做的事情就是看父亲怎样诊病，怎样脓疡切开、怎样换药等等。父亲以“仁爱、仁心、仁术”行医的风范和品德所形成的言传身教，加之同胞的贫瘠和苦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烙印。1932年，冯传汉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科，提起三年燕园的学习生活，冯老由衷地感慨道：在燕京大学接受到的严格训练，赋予了我客观系统、精确求实、严谨认真、注重实践等一系列思考、判断、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就是科学精神的基础。

1934年，冯传汉在燕大上有机化学实验课

1942年，冯传汉来到北京中央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前身）担任外科总住院医师，1944年开始从事骨科专业，并在孟继懋教授的支持下，成立了骨科组，这是医院骨科专业的前身。美朝战争爆发后，1952年冯传汉参加了北京市抗美援朝手术队第二队，担任该队医务主任和长春十八陆军医院36队队长，先后治疗了400余名伤员，并培养了大量的部队医疗专科医生，因陋就简建立了功能锻炼室，全面促进了伤员的恢复，得到一致称赞。冯传汉提及这段历史时，谦逊地说：“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的经历，最重要的是使我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全心全意为伤员为患者服务的信念，为我日后致力于医学专业，潜心钻研为患者解除痛苦的医疗技术打下了基础。”

1952年，北京抗美援朝手术队第二队人民医院小组（前排右二为冯传汉）

拼搏

——沈渔邨——

顽强拼搏，

“如饥似渴地学习是生活中的享受”

沈渔邨，1924年生，中国工程院院士，

现代精神病学的奠基人、开拓者之一。

青春语录

“作为临床医生，我体会最重要的是能切实给患者以帮助。不管是加强国际协作，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还是立足本国进行科学研究，如果不能落实到对患者的帮助，都是没有尽到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责任。”

青春故事

沈渔邨是在抗日战争、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成长的青年。沈渔邨志愿学医，选择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

1951年她获得了难得的留学苏联的机会。莫斯科第一医学院的图书馆像一个巨大的宝库，吸引了她的全部时间精力，每天能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学习是生活中的享受。但是，留学之初是艰苦的：俄语从头学起，功课是从半截补起。没有中文的教科书，又没有给中国同学的专门辅导。她所选择的精神病学专业在语言基础和文化理解上不同于躯体医学专业，困难可想而知。学习虽然艰苦，但却是愉快的。为了节约时间，在五年的学习期间，沈渔邨甚至没有进过一次理发店，总是将头发洗干净后编一条很长的粗辫子。在回国前，她和几个北医的同学商量，用节省下来的津贴，买了一整套俄语的《医学百科全书》，送给北医母校。

中国同学的勤奋和适应力是惊人的。经过四年的努力，这个中国女学生给苏联老师和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沈渔邨的照片还登在了苏联《火箭》杂志的封面上。

凭着顽强拼搏的精神，回国后的沈渔邨带领团队，在近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农村家庭社区精神病防治的试点工作。这种郊区精神卫生保健模式在国内是一个创举，在世界也是先例。

初心

——韩济生——

为了儿时的心愿，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1974年，韩济生在做兔脑立体定位手术

韩济生，1928年生，中国科学院院士，

著名神经生理学家。

青春语录

“一个人可以耍小聪明得到一时一事的成功，但要最终取得一定的成绩只能靠勤奋。我总在想，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唯一可以掌握的是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尽可能利用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做好自己能做的每件事情，这是我的简单信条。用自己争分夺秒的努力，不辜负命运赐予我的良好机遇。”

青春故事

坚持学医是韩济生人生第一次选择。渴望做一名医生，特别是做外科医生，真正能“起死回生”，而“普济众生”也成为他毕生的追求。1947年到1952年期间，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五年是韩济生一生中知识积累最高效的五年。

尽管做一名外科医生是他的愿望，但由于建国初期国家需要创建很多医学院，急需大量基础医学师资。于是，“服从祖国需要不作任何选择”的他进行了人生中的第二次选择，即放弃了个人的兴趣，选择了生理和药理专业。从1952年离开上海到1962年来北京，短短十年中，他经历了五次调动。

1965年是韩济生人生中的一个新的起点，它真正决定了他未来的科研走向。那一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卫生部组织力量研究“针刺麻醉”的原理，领导希望韩济生能担起这项任务。但是针灸，对从事了12年基础研究的韩济生是很陌生的，况且“针刺麻醉”的原理还从未有人用现代医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探索研究过，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为了完成周总理的嘱托，凭借执着的科学探索精神，韩济生毅然接下了任务。

韩济生带领同事和学生从零开始，对针刺麻醉开展深入全面的研究。从针刺穴位能产生镇痛效果的客观事实出发，在整体、细胞、分子和基因等不同水平上开展了一系列研究。研究成果还与电子工程师合作，发明了“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用于临床镇痛，有显著效果。之后，韩济生还将仪器用于海洛因成瘾者的戒毒，不仅可以减轻戒断症状，还可以防止戒断后的复吸。

励志

——郭应禄——

磨砺“赶超”性格，

“将来要当一名了不起的医生！”

郭应禄（右一）青年时期

郭应禄，1930年生，中国工程院院士，

泌尿外科和男科新一代学科带头人。

青春语录

“我就从来没怕过落后，落后就要赶上来，赶上来就能超过去！总有办法的。”

青春故事

年幼的郭应禄处在动荡社会，患有心脏病的母亲带着他与父亲失去了联络，每天都要担心生计问题。无书可读、无学可上，年少的郭应禄只好每天去挖渠。直到郭应禄12岁那年，一家三口在天津团聚。13岁那年，郭应禄开始读小学，当时他是班上最高大的一个，操着一口山西乡音，更重要的是之前从未念过书，几乎“目不识丁”，这样的孩子很容易受到小伙伴们的嘲笑。从那时候开始，郭应禄开始了“赶超”的生活，6年的小学被他压缩成了3年来读，读到后面不仅没有人再嘲笑了，还被选为了童子军大队长。逆境中的“赶超”心态贯穿了郭应禄的大半生，“从那儿以后，我就从来没怕过落后，落后就要赶上来，赶上来就能超过去！总有办法的”。

郭应禄年少的时候除了念书，大部分时间都是跟着当外科医生的父亲在医院度过的。父亲一生拒绝了多次高官厚禄，只愿意在医院当好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这深深地影响了少年郭应禄——“将来要当一名了不起的医生！”他下定决心考取医学院。高考前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将5个志愿都填成了医学院。

能在自己专业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人不少，但能高瞻远瞩、把握时机，站在学科宏观发展的背景上推动整个学科发展的人并不多——郭应禄就是这样的人。他常说：“吴阶平老师从三张病床起家建立泌尿外科的时候，就有着立足全国之志，现在我们条件这样好，就更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大家一起努力，把中国的泌尿外科做到国际水平！”

兴趣

——田得祥——

唯有把工作当乐趣，

才能全心投入其中

1959年，田得祥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实习

田得祥，1933年生，

中国运动创伤治疗领域的开创者之一。

青春语录

“工作对我意味着乐趣。一工作我什么都忘了，我是真心喜欢和运动员打交道。”

青春故事

田得祥从小喜欢跑跳，许多年后，他说起上中学选择北京四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四中有一个很好的操场”。学业优秀加上体育成绩突出，高中毕业的他顺利考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1959年临近毕业时，田得祥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正值第一届全运会在北京举行，北京代表团急需队医，辅导员派田得祥前往北京女篮帮忙，而且一帮就是两个月。初次到运动队的情景令田得祥记忆犹新，正是这次与众不同的经历让他渐渐喜欢上了运动医学。

大学毕业后，田得祥直接被分配到刚成立不久的运动医学研究所工作。“我工作比较积极，虽然每年有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假期，但除了出差，基本没休过。现在说起来，医院欠我的假期有好几年呢！”田得祥笑着说。的确，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把工作与兴趣完美地结合起来。

想做好一件事，首先要对它感兴趣，唯有把工作当乐趣，才能全心投入其中。“工作对我意味着乐趣。”这是田得祥时常挂在嘴边的，“工作我什么都忘了，我是真心喜欢和运动员打交道。”

“想搞好运动医学必须下队。”这是田得祥的切身体会。田得祥回忆说：“国家队和北京队都在北京城南，那时我年轻，路上汽车也少，我都是骑车去。到国家队一小时，到北京队50分钟，一骑就是三十多年。”掐指算来，田得祥寒来暑往，已经在这条路上骑了1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4圈半。

责任

——张震康——

听从组织安排，

做一颗拧在岗位上的螺丝钉

1980年代，张震康（左一）在门诊与患者交流

张震康，1934年生，

口腔医学教育家、口腔颌面外科知名专家。

青春语录

“青年是人生精力最旺盛的时期，蕴藏着极大的财富。因为青年时期最容易获得新知识，最容易学会新技能，最容易迸发出智慧之光，这一切只有他意识到才是财富，它将构成人生未来事业的基石。”

青春故事

年少时的张震康作为首届北京市三好学生，有幸在中南海亲耳聆听周总理的教诲。受内心的热情驱动，在1956年从北京医学院口腔医学系毕业时，张震康带头号召同学填报奔赴新疆边远地区的志愿，多次向上级乃至北京市团委表达决心。但系里出于全面考虑，没有分配他去边疆，也没有依从他的专业志愿，而是留院在口腔颌面外科。张震康一次又一次听从组织的安排，如同那个年代所倡导的，最终作为一颗螺丝钉，拧在了颞下颌关节病的岗位上。

张震康在最初走入医学殿堂时并不算一帆风顺。初出茅庐的大家都抢着进病房、开刀，每天在无影灯下切磋和提升手术刀的技巧。青年医师张震康，充满朝气和热情的小伙子，被安排在牙椅旁，从事口腔外科门诊工作。他似乎并不以为然，乐而从命。在如流的门诊患者中，他敏锐地捕捉到一类以面颊疼痛、开口功能障碍为主诉的疾病，是医界初露端倪的难症，在解决该类患者病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怀着兴趣与责任，从此这一疾病成为张震康一生事业的开始，也开启了我国正颌外科的新里程。

熟悉张震康的人“揭发”说，张教授是真正的“工作狂”。对他来讲，为了我国的口腔事业，除了工作还是工作，连闭目养神的时候也在考虑问题。有一次在饭桌上，有人讲了一个笑话，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唯独张震康却满脸困惑，不知所云，忙问：“什么意思？请再讲一遍！”他的“学究气”又使大家忍俊不禁。这也难怪，他唯一的爱好就是享受工作带来的乐趣，但是工作带来的烦恼也不少，他又通过工作来解除烦恼，工作就是他的一切。

坚守

——魏承毓——

半路出家，临危受命，

一辈子就做一件事

1960年代，魏承毓（左二）和同学在清河镇保健站

魏承毓，1928年生，中国著名流行病学家。

青春语录

“我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重要的事情，但这确实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青春故事

1947年，魏承毓考上北大医学院，他本以为自己将成为一名大夫。“当时我们支部书记找到我，说组织上给你安排了一个任务，派你去跟苏联来的专家学习流行病学”。1954年前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需要从医疗系的学生中选派一些进行公共卫生方面的学习，还没毕业的魏承毓就是这其中的一员。就这样，魏承毓服从组织安排，“半路出家”，从此迈入了预防医学的新天地。

1956年，中苏关系转冷，来到中国的苏联专家纷纷回国。这位仅有两年工作经历的青年助教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迎来人生第二个重大转折。1961年暑假，正在办公室值班的魏承毓被派到卫生部参加紧急会议，会上得知广东出现了埃尔特霍乱，疫情严重，卫生部要召集人员一线指导防疫工作。同时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局势，这次的疫情被当作政治机密，除了当天参会人员外，不能有别人知道。魏承毓没有退缩和迟疑，跟着同行的专家，一边学习一边工作。

到了广东后，魏承毓每天穿梭在田野河塘间，进行霍乱的流行病学调查，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这时的魏承毓又接到电话，被告知海南又发生了霍乱，急调他赶赴海南。就这样，在这之后，魏承毓又根据疫情的需要，先后到了上海、浙江、广西、天津、新疆，有霍乱疫情的地方就有魏承毓的身影。“从这开始，我就和霍乱粘上了”。说起自己和霍乱多年的“感情”，魏承毓感慨道“我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重要的事情，但这确实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担当

——张礼和——

20年磨一剑，

搞科研没有捷径可走

青年时期的张礼和

张礼和，1937年生，中国科学院院士，

著名药物化学家和化学生物学家，

化学生物学学科的主要倡导者。

青春语录

“老师不仅要传授知识而且也要在自己工作的领域中进行创新性的研究，这样才能告诉学生如何去掌握开启知识宝库大门的钥匙。”

青春故事

1954年，张礼和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之后留校任助教工作期间，他学到最多的是严谨的科研作风和方法。1964年，张礼和考取了时任核酸化学研究室主任王序教授的研究生，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不仅深入到专业领域，也发现了科研中出现的问题及指导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从这时开始，张礼和敏锐地发现多学科交叉合作这一科学研究的思想，并将这一思想深深根植于日后的工作中。

1981年到1983年，张礼和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化学系做访问学者，进入了一个著名的研究工作小组，参与了一项难度非常大的任务。开始，张礼和的工作并没有获得成功。他一头扎进实验室，把全部时间，包括吃饭和休息的时间都搭进去了，甚至连续两天两夜没离开实验室，几乎目不转睛地盯着各项实验。经过艰苦的实验，张礼和拿出了别人从来没有做出过的高纯度样品，提供了研究项目可使用的标准品。在其他合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研究工作也终于在国际上首先完成。

求学经历让张礼和越来越意识到，多学科融合才能带来新研究领域的突破。就是凭着这股坚持不懈的拼劲，作为新兴学科——化学生物学的学科带头人，他在肿瘤药物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发现。一个研究成果的获得，张礼和带领团队坚持了20年。如何看待科学研究的艰辛，张礼和说，搞科研没有捷径可走，必须“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还要有把冷板凳坐热的决心。”

挑战

——陈敏华——

在世界医学舞台上，

应有更多的中国人领舞

陈敏华（右一）在日本留学时，经常参加

放射科动物实验工作至深夜

陈敏华，1946年生，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超声科首席专家。

青春语录

“改革开放给科学带来春天，也带来机会。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历史赋予我们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青春故事

30多年前的一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联播报道：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颅脑外科与肿瘤医院超声科专家，联合突破微小脑肿瘤术中定位实施微创切除获得成功，此病例世界上尚未见报道，标志着我国颅脑外科在影像新技术引导下进入微创时代。

作为中国肺超声及介入超声诊断研究的创始人，这个手术让陈敏华印象深刻。手术前，北大医院颅脑外科医生找到陈敏华，希望她协助为一台手术实施精准定位：患儿是个九岁的女孩，右脑运动中枢位置有一个微小肿瘤，CT显示脑膜血管无异常，也就意味着开颅后肿瘤定位是个大问题，探查可能影响孩子的运动功能。

“这还是个无人敢闯的禁区！可不是开玩笑的！”深知陈敏华勇于冒风险的性格，老主任担心地提醒她。

当时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但陈敏华属于那种不服输的人。她接下任务开始做准备：下班后骑车到北医解剖教研室研究颅脑解剖图，重温病理，设计操作方案，直到手术开始……一周后孩子病情好转。见到陈敏华，孩子跑过来依偎着她，陈敏华把她紧紧地揽在怀里，她真正感受到作为一个医生的价值。

之后，陈敏华陆续完成了颅脑术后引流、脊髓肿瘤术中定位等项目。她的这些科研项目被颅脑外科专家称之为“开拓了一个新领域”。凭着坚韧执着、勤奋钻研、敢想敢拼的精神，陈敏华在“影像引导微创诊断治疗”的研究方向上不断突破一个个“生命禁区”，解除患者病痛，赢得医学界赞誉。

接治疑难病例或突破禁区治疗需要勇气和技术，每治一例都如履薄冰，但陈敏华从不找任何理由放弃对患者的治疗。陈敏华诚恳地说：“不是我特意去挑战、去闯禁区。有谁愿意自找麻烦，找压力，找紧张！我的职业使我不得不这样去做，为解除患者的病痛去冒风险。”

~致敬青春~

五四运动100周年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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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资料摘自《北大医学人》  致谢原文作者，感谢各医院、学院提供照片  策划统稿/武慧媛、郑凌冰）

编辑：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