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崭新面貌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现推出“爱国情 奋斗志”系列故事，讲述北大医学师生胸怀大爱、秉承厚道，扎根人民、奉献祖国的家国情怀。

　　本期故事的主人公是中国当代著名医史学家和医史教育家、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程之范。

　　程之范教授倾心教学，努力探索医学史教学的主旨与方法，积极编写医学史教材，拓展医学史研究生教育，大力培养医学史师资力量，在国内外医学交流中积极推动中国的医学史研究。程之范教授在北医工作半个多世纪，为北医医史教研室的发展壮大倾心尽力，为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国的医学史事业奉献了毕生心血。

　　北医医史学科创建于1946年，是我的老师、曾经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中文部讲授过医学史课程的李涛先生来北医后组建的。1948年初，我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前夕，来到医史学科做实习生。1950年毕业后，我留在医史学科工作，并逐渐开始承担教学工作。1956年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今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前身）成立，李涛先生调至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任主任。从那时起，我开始全面负责北医医史学科的各种工作，直到2002年退休。在我与北医医史教研室共度的岁月里，马堪温、阮芳赋、宋之琪、高铭暄、刘久茹、邢淑丽，这些老同事或已退休，或已离世。时光荏苒，岁月难忘。我视北医医史学科为家，医史的工作最重要，医史的事情最重要。

　　难忘经历

　　北医1950级学生合影（1948年10月摄于北大医院住院部，后排右5为程之范，左5为王忠诚）

　　1946年，我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学习。在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时候，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先生，给在校学生做了一次学术报告，题目是“伟大的医学家巴斯德”，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医学史内容的报告。

　　我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华医学会。1950年8月，我以会员身份参加了原中法大学召开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医学大会，亲耳聆听李济深、茅盾、傅连暲等领导的报告，令我记忆犹新。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尚未成立，但已经开始组织学术活动了。当时，我和北医医史教研室的李涛先生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竺可桢教授组织的“科学史小组会”。这个小组每两个月召开1次组会，讨论有关科学史的问题，直到后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科学史小组会的活动也就自然停止了。1952年，我有机会到中南海怀仁堂，亲耳聆听周恩来总理给大学教师做的“思想改造动员报告”。报告时间长达3个多小时，因为当时周总理的身体不太好，所以讲话中间，总理休息了片刻。我清晰地记得，总理就在报告席上吃了两块点心，然后继续做报告。周总理的报告语重心长，使当时还是年轻教师的我终身难忘。

　　1956年，我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持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并在大会做了“梅毒病历史”的报告。会议期间，我与当时的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冯玉祥将军的夫人）就中医政策问题进行了交流咨询。李德全部长非常重视这次会议，为期一周的会期，她每天都按时参加会议。会后，我和参会者再次有机会到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非常荣幸地坐到周总理的对面。如此近距离地听周总理讲话，使我刻骨铭心，周总理讲话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每当想到这件事情，我都会回想起周总理炯炯有神的目光，我一生再没有见过第二人有这样神采的目光。

　　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北医停课，全国各行各业都陷入停滞状态。在这场动乱浩劫中，许多学者和教授都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甚至受到株连和迫害，他们或被批斗，或被下放到“劳动干校”。我十分幸运，是北医唯一没有被下放的教师，而且还有幸到北大医院中医科，跟随老中医崔绍缙学习中医。后来我还独立出中医门诊，结识了许多病人。因为效果不错，很多病人长期找我给他们看病，我也在实践中提高了对祖国传统医学的认识水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人的学术生涯因此而荒废，然而我却恰恰相反，充分利用这段时间，系统地学习祖国传统医学，而且还与中医科医生共同编写了中医学教材。这段经历为我后来从事医学史教学和中西医学比较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虽然我在上大学期间，学习的是西医学，但却用自身的经历了解到祖国传统医学的真谛。我非常珍惜在北大医院中医科的学习和工作机会，遇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就自己开中药调理，还经常给亲友开中药方，效果不错。

　　改革开放后，1978年3月18日，我有幸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就是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做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报告。

　　教学工作最重要

　　程之范教授（中）与2位博士生甄橙（左）、张大庆（右）合影

　　我担任北医医史教研室主任后，一直把教学工作看得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工作中的头等大事。医学史教学与医学专业课不同，医学史课程不容易被学生重视。

　　对于刚刚入职的年轻教师，我都是从严要求，亲自指导。1993年，甄橙入职北医医史教研室。当时，北医的师资十分缺乏，为了培养年轻教师能够及早称职地登上讲台，我首先要求她全程跟随我听课。当时我虽然已经70多岁，却还在教学第一线，而且当时的医学史课程被安排在学生下临床后的第一学期，因此我要奔波于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三个不同的教学区。当时在北医的校园里，已经鲜有70岁的老教授还给本科生授课。因为医史学科的特殊性，在中国的高等医学院校很少有医史学科的建制，而像北医这样，不但建立了独立的医史学科，而且还坚持把医史课程作为必修课程开设，这在中国的高等西医院校是首屈一指的，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多年的教学实践和探索，使我认识到医学史是一门学科，能使学生了解医学的发展规律。医学史虽然是讲过去的事，但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在，并预见将来的医学发展方向。医学史是一门重要的医学理论课，作为高等医学院校的医学生，不能只学医学技术，要有医学史知识。所以我与校领导沟通，认为医学史课程教学最好安排在医学基础课程结束之后学习。虽然奔波于不同的医院去上课，对老师来说比较辛苦，但是对学生来说是受益的，因此我虽然是古稀老人，但依然坚持到附属医院去上医学史课。

　　我不仅重视培养青年教师，强调按照医学的发展规律安排医学史教学，而且我很注意完善医学史课程的教学方法。我认为能够用生动的教学吸引学生，是对医学史教师的严峻考验。每次下课结束前，来自学生的掌声，是学生对我授课效果的最好评价。我的授课形式非常独特，讲课提纲用“大字报”来书写。所谓“大字报”，就是把讲课提纲写在1米见方的白纸上，上课时想办法将其悬挂在黑板中央。

　　20世纪90年代初，电脑在中国尚未普及，多媒体授课方式罕见，能够称得上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通常就是上课时给学生放幻灯片，或者放投影胶片，比较先进的手段就是课前与电教中心联系，给学生播放与教学有关的录像带。我讲课使用的“大字报”，文字虽然不多，但却是我精心概括总结的教学重点。我努力使讲课语言幽默诙谐，使学生们轻松上课，不用记很多笔记，却可以把上课的内容牢记。长此以往，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授课风格。

　　自从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我一直从事医学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几乎所有解放后在北医学习的本科学生都听过我的《医学史》课。《医学史》课程虽然学时少，又非医学校的重点课，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一度还被改为非必修课，但由于我认真备课，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使医史课在每一届毕业生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由于教学贡献突出，1992年9月我被授予“北京医科大学桃李奖”，这是北医为表彰优秀教师的教学业绩而设立的最高成就奖。

　　我担任北医医史教研室主任期间，始终把医学史作为培养医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手段，因此北医医学史的教学和科研紧紧围绕这一核心，我积极带领年轻老师撰写教学论文《医学史与医学院校的素质教育》、《加强医学史教育、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医学史教育的重要性，使在片面追求医学技术的年代里，明晰医学史的重要责任和使命，使医学史学科成为培养学生医学人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的努力下，20世纪80年代北医医史教研室获得批准，成为医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点。20世纪90年代，我为北医医史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建设积极奔走。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断地努力，终于使北医成为全国西医院校中唯一的医学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对于医学史这样的边缘学科，能够申请到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都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申请博士学位授予点的过程中，我凭借多年的学术功底，得到吴阶平、吴英恺等老一辈医学大家的信任和尊重，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终于获得成功。

　　获得了医学史的硕士点和博士点，意味着北医医史教研室不仅要承担本科生的医学史教学任务，同时肩负着培养高水平医史学人才的任务。

　　在研究生教学方面，我认为应该严格与宽松兼顾。我的硕士研究生尹银亮入学后，我发现他对医学史学科并不是很适应，尤其不适于讲课，反而很喜欢做医学的科学实验研究。我没有强迫尹银亮坚持做医学史研究，而是在指导他完成硕士论文的同时，鼓励他坚持自己的兴趣，并帮助他到北医相关学科学习。尹银亮没有辜负我的期望，顺利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博士阶段学习结束后，又先后到瑞典和美国做博士后研究，后应聘到香港科技大学。在我看来，对学生的因势利导是研究生导师的责任。

　　我对研究生的选拔非常严格，虽然博士点的获得来之不易，但我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至80岁退休，只精挑细选培养了两名博士生。

　　我非常关注中西医问题，在我看来研究中西医问题上应该坚持两个基本观点：其一，承认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发展的；其二，目前的医学，无论是西医学还是中医学，相对于其他自然科学来说还是比较幼稚的，由此注定中西医比较研究的问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此，我专门撰文，倡议关注中西医学史比较研究，并将其作为北医医史教研室的研究方向之一。所以，我的两位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题目分别为“中西医学伦理学史比较研究”，和“18世纪中西医学比较研究”。

　　编写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医学史教材

　　医学史作为一个学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20世纪以后逐渐完成了其体制化的学科建设过程，但是在中国，它还属于身处边缘的小学科，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有中国学者从事医学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的医学院校鲜有医学史教学机构，当时只有北京协和医学院开设过医学史课程。从医学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来说，都很欠缺。我自踏入医学史专业以后，开始积累素材和经验，力图在北医的平台上，带领医史同道编写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医学史教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关系友好，中国的一切建设，包括教育都效仿苏联，医学史教学也是一样。于是我组织人员，翻译了苏联医史学家彼得罗夫的《医学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我从编写内部印刷的《世界医学史讲义》开始，在1990年终于编写出第一本适合我国医学史教学使用的教材《简明医学史》。这本教材虽然篇幅不大，但重点突出，详略得当，非常适合课业任务繁重的医学院学生使用。曾经有北医的学生，已经从学校毕业了，后来回到学校购买此书。

　　为了适应20世纪的时代需求，我决定充实医学史教材的内容。根据50余年的教学经验，采取世界医学史、中国医学史、近百年医学史三段式编排方法，精心挑选医学史插图，编写了近36万字的《中外医学史》，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为了提携后学，在2000年教材再版过程中，我担任主编，让教研室的年轻教师做副主编，鼓励年轻教师花更多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中。我认为只要是对教研室发展有利的事情，就应该积极推动执行。帮助年轻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帮助他们规划好专业方向，是我作为一名老教师应该做的事情。

　　作为教研室主任，我深知教研室是一个集体，要想让集体有凝聚力，必须把大家团结起来。对于北医医史教研室来说，首要任务是培养后备力量。我常常告诫年轻教师，医史学科要生存，教师必须把课程讲好，因为医学史课程的性质，与解剖课、生理课、生化课等课程不一样，更与临床技术课不同，对于医学史这样的医学人文课程必须依靠教师的教学魅力来吸引学生，使其知道医史学的重要性。因此医学史的教师任务更艰巨，必须练就过硬的教学基本功。教育年轻教师一定要热爱医学史事业，并且专门撰文，增强人们对医学史的重要性的理解。

　　我不仅对北医医史教研室的老师这样要求，对进修教师也提出同样的要求。许多院校的年轻教师完成北医医史教研室的进修后，传承了北医医学史的教学精神，回到各自的学校后积极开展了医学史教学活动。

　　难忘经历

　　由于我国世界医学史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我一方面坚持亲临教学第一线，一方面积极向中国学者介绍西方的医学史著作，并对经典的医学史著作做评介，目的是帮助中国学者有目的性地选择阅读。虽然付出很多劳动，但补充了医学史教学需要的素材，使很多医学史的中文译著能够在中国问世，带动了中国的世界医学史研究。在大量翻译工作的基础上，自主性的医学史研究也逐渐丰富起来。

1989年3月北京医科大学批准成立“北京医科大学医史学研究中心”的文件

　　20世纪50年代，我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得到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夸赞。他称我是课堂里唯一学过医学的学生。我坚持把哲学与医学史结合起来，首次提出医学史研究要分为三个层次：低层，历史事实的解释、描述；中层，将事实联系、分析、归纳；高层，用哲学分析史学。这一认识使我国当代的医学史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为了增加北医医史教研室的影响力，1989年我在医学史教研室的基础上，聘请相关临床医院的专家参与，成立了“北京医科大学医史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医史中心”），我担任中心首届主任。此中心的成立，不仅是中国高等西医院校中第一个专门的医史学研究机构，更重要的意义是通过搭建这样的研究平台，推进中国的世界医学史研究水平。　　

　　医史中心成立后，以医史中心为依托，开展了多个大型的研究项目。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卷·医学史》的编写工作，我不仅把北医医史教研室的教师纳入到研究工作中，而且发动医史中心的力量，动员医史中心的临床专家共同参与，集体开会讨论，给大家做了合理的分工，1993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顺利出版。1998年我参加编写《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基础医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此书成为医学史专业的重要工具书。《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的编撰工作是由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教授和我共同主持的另一个庞大工程。我带领北医医史教研室的全体教师，联合医史中心的有关专家，倾力投入此项工作。结合每个人的专业背景和特长，尤其为教研室的同事，宋之琪、覃卓明、张大庆、甄橙各自分配了任务，邵丹做了很多联系工作，让大家把此项科研任务作为集体工作来完成，定期督促检查，2000年此书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顺利出版，广受好评，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医学发展的重要著作。

　　2000年，北京医科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2001年12月15日，北京医科大学医史学研究中心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史学研究中心”，我与韩启德院士共同担任中心名誉主任。以坚实的医学史教学为基础，以严谨的医学史科研为动力，二者双向促进，推升北医医史教研室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是我的愿望。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是著名的中国科学史家，对中国医学史颇有研究，多次访问中国。1957年李约瑟博士再次来到中国，希望拜访李涛先生。因为李涛先生当时已患中风，所以由我接待，我与李约瑟博士探讨了医学史研究的相关问题。当得知我正在进行有关盖仑（Galen,公元2世纪人，古罗马著名医学家）的研究时，李约瑟博士非常高兴，与我饶有兴致地探讨了盖仑与中国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之间的交流比较有限。1979年，加拿大医史学家贝斯（D. G. Bates）来北医访问，我负责接待。来访前一天，我专程到贝斯教授下榻的北京饭店拜访。贝斯教授原本想到北医做一些医学史报告，准备的演讲题目是一些医学史常识，如血液循环是怎样发现的，血压计是怎样发明的，听诊器是怎样发明的等等，但是次日他来到北医后，发现我正在组织翻译百万字世界医史名著《卡氏医学史》。贝斯对此非常惊讶，他没有想到中国学者的医学史知识已经达到如此水平，所以贝斯临时改变了演讲题目，改为介绍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图书馆与医学史藏书。后来贝斯还将他访问北医医史教研室的情况撰文在国际著名的医史杂志，美国《医史通报》（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上发表,产生了很好的国际影响。

1981年参加东西方比较国际医学史研讨会（前排左4为程之范，左5为日本医史学会会长小川鼎三）

　　改革开放不久，1981年我应邀到日本参加“东西方比较国际医学史研讨会”。类似这样的国际会议在今天看来已不稀奇，但在当时却是难得的机会。我认真进行了准备，从历史的角度作了“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的大会报告，与会学者反响强烈。我还把中国的医学史研究情况向各国学者做了介绍，让世界同行了解到北医医史教研室，及中国学者的医学史研究。

　　服务社会

　　2011年程之范（中）与著名医史学家傅维康（左）、李经纬（右）合影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公众对人文历史知识也越来越需要了解，《百家讲坛》等电视栏目收到公众的好评。我感受到医学史不仅要向医学生教授医学的历史，也有责任让更多的百姓了解医学的发展历程。我通过《健康报》、《健康时报》、《中国卫生画报》等报刊积极宣传医学史知识，同时也鼓励教研室教师多向公众宣传医学史。

　　2003年SARS突然降临。在爆发初期，当医学专家尚不知道如何应对的时候，北医医史教研室承担了向公众介绍人类征服传染病历史的任务，老师们积极参加相关书籍的编撰和影视节目的录制工作。我受聘医学顾问，带领年轻教师，与中国科技馆合作，完成了大型科普展览“征服瘟疫之路”的文稿创作，2003年5月该展览在中国科学技术馆顺利展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方伟岗教授出席了开幕式。在社会突发事件的危机时刻显示出医学史的作用和价值，并能够彰显出北医医史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我感到很骄傲。医史教研室的教师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抗疫史话》节目的录制，在全国36家省市电视台播出，并由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向全球播出，在SARS流行的非常时期，发挥了非常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中西医学论争是中国近百年医学史上不可回避的话题，至今仍然没有结束。2006年我接受香港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栏目的记者采访，参与录制“百年中医”节目，力主西医不是绝对的科学医学，中医需要继承发扬的观点。在中西医问题上，显示出医史学家的态度和观点。

　　2002年，我年近81岁，虽然正式告别了北医医史教研室，也远离了三尺讲台，但是我的心永远与北医医史教研室紧紧相连。时代在发展，学科在进步，希望北医医史教研室同仁不断耕耘，使北医医史教研室不仅在中国保持领先地位，而且向世界高水平的医学史研究看齐，为中国的医史学事业继续贡献力量。

　　（来源/医学部离退休处、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文/2011年程之范教授90岁生日讲述，甄橙记录撰写 图/由专家提供 统稿/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