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2019，70年沧桑巨变。

　　新中国从贫穷走向富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赶上时代走向引领时代……

　　70年，“我们”的个人成长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医学部推出国庆特稿《我和祖国共成长》。特稿分六个篇章：<起点，一个国家的新生>、<建设，一个民族的热血>、<坎坷，一代国人的警醒>、<转折，一条道路的选择>、<拼搏，一段距离的缩小>、<复兴，一个梦想的实现>,记录北医人与新中国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的70年。第一期推送“起点”和“建设”篇章。

                 2019年9月4日，北京大学4000余名2019级本科新生共同奔跑2019米，

                 纪念这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入学时刻，并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送上一份特别的祝福。

　　起点，一个国家的新生

　　1949年，魏承毓在北京大学医学院（现北大医学部）已读完两年的预科，这两年他在东城区沙滩红楼的理学院上课；比他高一年级的师姐许鹿希，则已经在西城区西什后库的医学院里学习医学专业课；第二年就要毕业的顾方舟，为严镜清先生开设的公共卫生课程而着迷，他当医生的决心开始动摇；6年前便已参加革命的彭瑞骢，正在学校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进步学生，发展新党员，同时重点做了挽留教授的工作；刘思职拒绝了国民党送来的机票，留在了学校，其他教授也大都留了下来。

　　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进修的王光超、严仁英夫妇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变化，筹划着“响应解放，准备回国”；从哈佛医学院回来的毛燮均发表了《中国今后的牙医教育》一文，他预见到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密切相关，他准备向上级提出申请，将北医的牙医学系更名为口腔医学系。

　　北平市民在正阳门大街上夹道欢迎参加入城式的人民解放军

　　2月3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永定门进城，举行隆重的北平入城仪式时，他们没有直接开往天安门，而是经前门转入东交民巷，踢着正步走过了这条曾经外国使领馆林立的小街。数千市民欢呼震天！

　　彭瑞骢、许鹿希、魏承毓站在北大医学院的队伍中，他们打着红旗，吹着号、敲着鼓、唱着歌，沿街欢迎解放军。此时，他们是如此高兴，因为他们曾经历过黑暗的统治。

　　“国民党反动政府实在太坏、太腐败，也太残忍了。解放前夕，围城之时，‘宪兵执法队’随意在大街上就能屠杀百姓。一个老太太在东单菜场买菜时，因物价一日数涨，就骂了一句，‘这叫什么世道？还不如共产党来了好呢。’马上，被执法队抓到，一枪打死了。”魏承毓说。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我们有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经由毛泽东说出，从此深深印入中国人心中。

　　对于一个百年来饱尝屈辱与衰败的民族来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重新点燃了所有人的希望和梦想。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新华社发

　　1949年10月1日，魏承毓等北大师生与30万人民群众一起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当他们听到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他们心潮澎湃，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他们高呼万岁！发自肺腑！北平这座古老的城市被定为首都，改名“北京”。

　　千里之外，在从旧金山开往香港的克利弗兰总统号轮船上，严仁英等人从梁思礼携带的收音机上，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他们唱歌、跳舞，在甲板上尽情欢庆。

　　1949年严仁英等中国留美学生乘克利弗兰总统号轮船回国

　　建设，一个民族的热血

　　1951年3月，严仁英跟随卫生部长李德全，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里，他们发现了美军空投生化武器的罪行。朝鲜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北医也派出了抗美援朝手术医疗队，吴阶平、曲绵域等都在其中。

　　朝鲜战争结束时，司令员彭德怀的一句话点明了这场战争的意义，也说出所有中国人的心声——“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中国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抗美援朝给中国争取了相当长期的和平建设环境。这是一个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时代。美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迈进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时代的门槛，而中国甚至还不能生产出一颗合格的螺丝钉。但迎来新生的中国人民满腔热血、豪情壮志，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1955年的高考，河南三千考生报考北京医学院（现北大医学部）。南阳中学考生王德炳，成为医疗系（现临床医学专业）在河南录取的十人中的一个。当时，北京医学院已脱离北京大学独立建院，迁址到今日的海淀区学院路38号。胡传揆任院长，马旭任副院长，彭瑞骢任党委副书记。王德炳背着一个小包裹，拿着一把雨伞，几经转车，到达北医时，学校还处于建设中。

　　20 世纪50 年代，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与北医药学系楼之岑副教授一起研究中药。

　　王德炳入校的这一年，屠呦呦从北医药学系毕业，被分配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在这里，她将接受研究抗疟药的任务。这项任务将造就她在2015年成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

　　在苏联留学的沈渔邨即将回国，由于国内奇缺精神病科的医生，她在苏联转学精神病学。1955年，她获得了医学副博士学位，并得到斯坦汉塔夫奖。

　　与沈渔邨一同担任留苏医学生团队秘书的顾方舟，也在这一年毕业回国。随后，顾方舟开始了脊髓灰质炎研究，他研发的“糖丸”疫苗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

                 50年代，北医成为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的重点院校。

                 1953-1956年先后有18位苏联专家参与学校的教学、医疗和科研。图为苏联专家给学校教师作学术报告。

　　当时的中国处于“全面学习苏联”阶段，北医是卫生部确定的重点，所有来华的苏联专家都集中在北医。

　　在内科实习的魏承毓也接受组织任务“改行”，跟着苏联专家开始学习流行病学。“组织上来问你的意见，其实是基本已经决定了的，而且我对流行病学也挺感兴趣，又可以跟外国专家学习，所以就答应下来了。”魏承毓说。

　　与现在学生习以为常的“自主选择”相反，当时的学生，特别是党员团员，无一例外的是“服从组织决定”。50年代的大学生简单单纯，他们积极要求进步，要求入党，他们认真学习，认真锻炼。他们遵循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去工厂去街道去农村，革命热情高涨。

　　1958年，北医增加了两个附属医院：中央医院，这个由曾获诺贝尔奖提名的伍连德博士在1918年创建的医院，于1958年划归北医，更名为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院长是热带学病专家钟惠澜。同年，左奇带着医生护士参加建院劳动，包括妇产科主任张丽珠在内的医护人员们肩挑手扛，平地起高楼，建设了北医三院。

　　1958年，北医三院的建设初期，所有医护人员都参加了建院劳动。图中为首任院长左奇。

　　这一年的中秋，许鹿希的丈夫对她说：“我要调动工作了，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当时的许鹿希完全不知道丈夫将要去做什么，但她相信丈夫，支持他的决定。许、邓两家是世交，许鹿希在北大医学院读预科时，邓稼先是她物理实验课的助教。许鹿希毕业后，留校在解剖学教研室任教。她与邓稼先结为夫妻。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第一个氢弹成功爆炸。世界舆论反应强烈，世界形势、中国地位从此改变。及至1986年，邓稼先因核辐射患病离世前，北医的同事们才从报纸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得知，原来许鹿希的丈夫邓稼先是“两弹元勋”！许鹿希默默支持与守候丈夫28年，至今，许鹿希仍居住在当年的宿舍中，屋内的陈设与邓稼先在世时别无二致。

                 邓稼先（右二）和夫人许鹿希（左二）同杨振宁（右一）合影。

                 杨振宁与邓稼先是中学同学。1971年，杨振宁问邓稼先中国的原子弹有没有外国人帮忙？

                 邓稼先在得到周恩来总理“可以告诉杨先生”的指示后，写信给杨振宁：

                 “全部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杨振宁泪水夺眶而出。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王进喜的这句话是那个时代的经典口号。出自大庆油田的“铁人精神”凝聚起来是“爱国、敬业、求实、奉献”。而“大庆”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出于祖国的爱热。1959年，共和国十年国庆前4天，在黑龙江松嫩平原上一个叫大同的小镇附近，标志着大庆油田发现的第一口油井，在开钻到1357-1382米之间的油层时，黑油喷射而出。大同镇改名“大庆”，献礼10周年庆。

　　国庆10周年，王德炳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穿着同学钟南山借给他的一套西服，举着黄色、红色的纸花，拼国徽的图案。这一年，钟南山在首届全运会上获得400米栏冠军，并以54.4秒打破全国纪录。

　　“国庆时大家都是很兴奋的，这是最隆重、最盛大的节日。晚上跳集体舞，狂欢。” 王德炳说。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文/宣传部 徐璐  图片/ 北医档案馆或来源于网络  资料参考/《北医百年历程》；严仁英、邓稼先、彭瑞骢、王德炳等人传记、《厚道北医人》或其他公开报道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