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2019，70年沧桑巨变。

　　新中国从贫穷走向富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赶上时代走向引领时代……

　　70年，“我们”的个人成长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医学部推出国庆特稿《我和祖国共成长》。特稿分六个篇章：<起点，一个国家的新生>、<建设，一个民族的热血>、<坎坷，一代国人的警醒>、<转折，一条道路的选择>、<拼搏，一段距离的缩小>、<复兴，一个梦想的实现>，记录北医人与新中国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的70年。第三期推送“拼搏”篇章。

　　2019年10月1日上午12时10分，2232名北京大学师生组成的“凝心铸魂”群众游行方阵走过天安门广场。

　　拼搏，一段距离的缩小

　　“我们要赶上时代。”邓小平说。

　　封闭已久的国人再次猛然意识到与世界的差距，他们需要一种精神，来激励自己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

　　中国排球项目的突破，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能行”。北大学子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1986年，中国女排实现历史性的五连冠，“女排精神”广为传颂。

　　“铁榔头”郎平说：“我们扣下的每一个球，都有医生们的功劳。”自1959年，曲绵域在北医三院建立中国第一个运动医学研究机构以来，袁伟民、郎平、孙晋芳、陈镜开、李宁、邓亚萍、姚明、郭晶晶等一大批运动员、教练员都经过他们的诊治。80年代，中国的关节运动损伤手术还是传统开放化手术。敖英芳在日本研修了关节镜技术回国后，开始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与探索。几年之后，他们已经走到世界前列，某些高端技术国际领先。以敖英芳等为代表的中国关节镜微创外科被国际同行称为“后来居上”。

　　1981年中国排球队访问北大，同学们打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标语。

　　当王海燕考取教育部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赴美国深造时，中国的肾脏病专业只认识两个病：肾炎和尿毒症。“如饥似渴”、“日以继夜”，王海燕要把这个差距追回来。在1986年国际肾脏病会议上，王海燕首次报告了中国肾小球疾病的疾病谱。2011年，王海燕领导团队完成的研究被列入了国际肾小球疾病的临床指南，成为IgA肾病蛋白尿的治疗依据。曾经，中国肾脏病学界连“肾炎”分为多少种都不清楚，今天却已经能够与世界发展进度保持一致，能够跟国际一流的专家平等对话，能够指导和协作世界范围内的研究，更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当张丽珠开始研究试管婴儿时，世界首例试管婴儿早已在1978年诞生。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张丽珠的工作又受到了质疑：“计划生育规定少生，为什么还要搞试管婴儿？”查阅了相关政策后，张丽珠发现上面除了写着：少生、优生，还有一条：帮助不孕的病人怀孕。看到这一条，张丽珠心里踏实了，要知道，北医三院的妇产科已经收到了数千封不孕患者的求助信。她继续与北医组织胚胎教研室的刘斌合作，依靠极其简陋的设备，以无畏的勇气，大胆尝试、屡败屡战。1988年，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在北医三院降生。张丽珠穿着白大褂，怀里抱着小宝宝，脸上满是慈爱笑容，这张照片第二天登上了中国各大报纸的头版。

　　1988年，张丽珠与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

　　在张丽珠的言传身教下，学生乔杰也始终相信“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见证了“中国首例”的诞生，乔杰创造了她的“世界首例”。她通过与北京大学谢晓亮、汤富酬教授的合作，将MALBAC扩增高通量测序技术应用于临床研究。2014年9月19日，世界首例MALBAC宝宝在北医三院诞生。这标志着我国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张丽珠搞试管婴儿，一根取卵针要消毒后反复用，针头钝了就自己去钟表铺找师傅给磨尖，条件艰苦得很。在人民医院，日子也不怎么好过。满脸书卷气的陆道培，找到院长杜如昱，一张口就是要房子。杜如昱被逼的没有办法，灵机一动把男厕所改造成实验室。陆道培高高兴兴地钻进实验室搞研究去了，杜如昱还得向整层的男同事做工作，让他们到楼上去解决“个人问题”。

　　陆道培在实验室想要攻克的是白血病这一恶性肿瘤。早在1964年，陆道培便完成了亚洲第一例、世界第四例异体同基因骨髓移植。但在闭关锁国的年代，世界完全不知道这位年轻的中国大夫作出的成就。文革后，陆道培带领血液组，重新开始了中断十多年的骨髓移植工作，并再次走到了世界前列。

　　而今，他的学生黄晓军挑战禁区，建立了“非去T细胞单倍型移植”方案，用中国思路解决了国际血液病专家解决不了问题，大大拓展了骨髓移植可选择的供者来源。这个方案被国际同行称为“北京方案”，并日益成为主流。昔日那个设备简陋的血液病房，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血液病研究中心。

　　刻苦钻研、顽强拼搏，中国人靠着这股精神，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将与世界先进技术的差距，步步缩小，最终超越。

　　上医治未病，北医的大夫们的视野绝不仅是小小诊室。

　　在北大医院的妇产科，以高票当选为北大医院院长的严仁英，出人意料地从临床改行，开始做起了当时不受重视的“围产保健”。这是一门新兴学科，目的就要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促进母婴健康。严仁英说：“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预防则可造福一大片。”她深入最基层的农村做“围产保健高危管理”，她教会准妈妈们吃叶酸来预防神经管畸形，她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

                 严仁英（右一）、彭瑞骢（右二）在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工作会议上。

                 1991年，在中美两国政府支持下，北京医科大学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开始了“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

                 经过25万例最大规模循证医学研究证实，0.4毫克叶酸可有效减低出生缺陷发生率。

                 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措施预防神经管畸形的国家。

　　口腔医院院长的张震康，对我国口腔卫生状况忧心忡忡，70%的国人没有养成刷牙的习惯。1988年，他做了一件大事，组织筹建中国牙病防治指导组。他们在全国普及口腔健康教育，开展口腔预防工作。

　　而在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徐光炜带领医院在临床治疗的同时，也侧重抓好肿瘤的预防工作。1987年开始，医院应用乳癌普查车和胃癌普查车深入基层，开展筛查。

                 1992年，邓小平在皇岗口岸深情眺望香港。88岁高龄的邓小平巡视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

                 沿路发表一系列的有关改革开放的重要谈话，以南巡的方式把中国用力向前推了一把。

　　1992年岁首，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动身南巡，一路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使得中国改革开放国策得以延续。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正式提出。

　　这时，已经成为北京医科大学（原北京医学院，现北大医学部）校长，兼任党委书记的王德炳，正全力以赴，主抓“211工程”的申报，争取首批进入。“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这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

　　早在1984年，北医便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建设的十所大学之一。这一年，北医创建护理系，成为中国首批恢复高等护理教育的院校之一。赵炳桦担任第一届护理系主任；这一年，北医隆重举行了首届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博士生马绪臣第一个通过了论文答辩，成为了我国依靠自己力量培养的第一位医学博士；这一年，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启动，王夔、张礼和抓住机遇，我国第一个药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落户北医。

                 1991年3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视察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

                 （右一李铁映，右二张礼和，右三曲绵域，右四王夔）。

                 该实验室是首批国家重点实验室之一，1985年11月筹建，1987年12月通过验收并向国内外开放。

　　对于北医，首批进入“211工程”似乎应是顺理成章，但出乎王德炳的意料，这个申报过程历经艰难、一波三折。情急之下，王德炳不惜以个人名义，给卫生部部长写信，递交辞呈：“失去进入211工程的机会，我就成了北医的罪人！”至1996年，北医正式通过了国家首批“211工程”建设项目的论证，王德炳终于长舒一口气。

　　1999年，高校扩大招生规模，中国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时代。新中国伊始，80%的中国人目不识丁，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遍及祖国边疆角落。如今，中国文盲率下降至4%，高等教育在校生高达3800万人。中国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成了人口红利。

　　1999年，药学院张礼和院士发表文章《新药研究必须走多学科协作之路》，他对学生周德敏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他建议学药物化学的周德敏去美国做博士后，跟随国际化学生物学之父舒尔茨。

　　1999年，人民医院眼科大夫黎晓新收治了一名特殊的眼病患者。他是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一等秘书曹荣飞。这一年，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遭到轰炸，三名工作人员以身殉职。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遭遇类似袭击。曹荣飞在轰炸中身负重伤，左眼出现外伤性黄斑裂孔，面临失明的危险。就在诸多眼科专家束手无策之时，“玻切女王”黎晓新用40分钟的手术，为曹荣飞留住了光明。

　　1999年，世纪之交，这一年，中国举行了盛大阅兵，以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

　　新年钟声即将敲响起，20世纪即将过去，全世界的人们翘首期待。

　　1999年，北医师生参加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联欢晚会。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文/宣传部 徐璐  图片/北医档案馆或来源于网络  资料参考/《北医百年历程》；严仁英、邓稼先、彭瑞骢、王德炳等人传记、《厚道北医人》或其他公开报道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