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生的科研故事

是一场从已知走向未知的勇敢探索

更是一段师生携手、教学相长的温暖旅程

宣传部、教育处联合策划推出

北大医学本科生科研训练

“优星计划”系列报道

师生们将在这里讲述

科研路上的真实故事与成长体验

这些点滴与瞬间

既是青年学子叩问科学之门的青春注脚

也是老师倾心育人的生动缩影

愿更多同学勇敢迈出科研第一步

在探索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本期人物

杨辰龙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外科研究员

雷若龙

北京大学2021级临床医学本科生

来自尼泊尔的留学生雷若龙，从小便立志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对于这份初心，他在来到中国后有了更深的感受。一次组会上，导师杨辰龙问他是否读过中国历史和武侠小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老师用这两句话让我明白，医学不只是一个专业，更是一种责任”。

杨辰龙放手让学生大胆试错、勇敢跨界，也把学生带到患者面前，让他们懂得医学科研的根，始终是帮患者解决问题。对雷若龙而言，这位亦师亦友的引路人，正用一言一行，书写着跨越国界的“育人答卷”。

从雪山到燕园，跨越山海的求学相逢

雷若龙，尼泊尔名字 “Moksada Regmi”，中文名取自《洛神赋》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和姐姐“若华”、妹妹“若君”一起，“若”字成了他们三姐弟的中文字辈。

雷若龙一家和中国渊源深厚：父亲曾作为中尼建交30周年首批公派留学生来华深造，如今任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医学院教授；母亲曾在东南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成后毅然回到尼泊尔，投身公益教育事业。

在雷若龙的童年记忆里，他一直随母亲的求学路辗转。他的母亲当年博士毕业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条件，回到家乡尼泊尔山村办起了公益希望小学。因为当地重男轻女观念较深，很多女孩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母亲积极倡导“只要家中女孩上学，就免除男孩学费”的政策，硬是为孩子们铺就一条求学之路。

“我和儿时的同学们早起劳作，课余玩耍，常常在梯田边踢足球直到太阳落山。”忆起那段山村读书的日子，雷若龙流露出无忧无虑的快乐。

儿时的雷若龙

童年的所见所闻，家庭的耳濡目染，让雷若龙早早便确定了自己的目标，他立志要当一名神经外科医生。2021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雷若龙被北京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录取，正式开始自己的学医生涯。

初入北医，雷若龙和所有医学生一样，要面对浩如烟海的专业课程，而语言是他要过的第一道坎。“中国同学的记忆口诀听起来像诗一样，例如用‘一嗅二视三动眼’背诵12对脑神经，而我只能用英文逐一背诵，再转换成中文去理解。那些口诀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雷若龙还记得大一大二考试，自己写汉字速度很慢，中国同学都已交卷，自己还在一笔一画地书写。但这些困难没有让他气馁，他用加倍的努力、反复的练习，一点一点补上差距。

2023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发布的本科生暑期科研项目吸引了雷若龙的注意。他在导师名单里看到了杨辰龙老师。一直向往神经外科方向的雷若龙大胆给导师发去了自荐邮件，很快收到回复“Welcome aboard！”由此也开启了一段跨越国界、亦师亦友的师徒缘分。

杨辰龙（左）和雷若龙（右）

“第一次见面时，他戴着耳钉，说话很直接，也比较大胆，与传统的医学生气质有所不同。后来接触多了发现他很有天赋，这种天赋不单纯是聪明。一方面，学习能力很强，教过的东西一遍就能记住，犯过的错误不会重复第二次；另一方面，做事比较成熟，愿意去分享、去给予。”杨辰龙说，现在很多年轻人成长的环境都比较优越，偶尔遇到挫折就容易产生退缩的想法，但雷若龙不一样，他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坚持做下去，而且善于总结方法学经验。

而在雷若龙看来，杨辰龙和他印象中的很多医生也不一样。“我印象中的医生多是年长持重、很有权威感，而杨老师特别平易近人，白天忙得没顾上回我信息，深夜也会给我回复。有时候我们讨论问题到很晚，可第二天一早又能在医院见到他。我总在想，老师都已经这么优秀了还如此努力，我有什么理由停下来？”

一念仁心，从患者身边走向临床探索

真正让雷若龙重新理解“医生能做什么、要做什么”，是一次多学科的联合课题组会议。

那天，一位恶性胶质瘤患者的亲属也一起参加了会议。讨论的科学内容对于雷若龙来说略显艰涩，但他清晰记得：在讨论过程中，患者亲属站起来，向在场的医生、科学家、工程师深深鞠了一躬。他说，爱人的病情已经走到很艰难的阶段，生存时间可能只剩三四个月。任何创新治疗都有风险，也可能见不到收益，但与肿瘤相比，“两害相权取其轻”。他诚挚地恳请团队能把脑胶质瘤的生物治疗坚持做下去，哪怕只是为患者多争取一点点延长生存期的机会。

那一刻，会议室里很安静，但大家内心都不平静。

雷若龙后来反复想起患者家属鞠躬的场景。过去，临床研究在他心里是文献、方案、指标和数据；此时，他清楚地意识到，医学创新的背后是具体的病人、是一个家庭，是疾病面前不愿放弃的希望。

“我们有个患者家属、科研人员的微信群，叫大熊猫监测群，因为患者在大家心中分量很重，从手术到后续治疗的每一步都牵动着大家庭每个人的心。”雷若龙说，每次复查完磁共振，打开影像查看疾病进展的时候，大家都像考完试揭榜一样，不自主地静静祈祷一番。“老师说这份虔诚不叫玄学，而叫心诚则灵。”

雷若龙（右）在跟导师杨辰龙（左）学习操作

在杨辰龙的指导下，雷若龙开始参与胶质瘤生物治疗的相关探索。他跟着团队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临床问题进行拆解：患者经历过哪些治疗，影像变化出现在哪些节点，功能状态如何波动，哪些指标可能提示获益，哪些变化又必须警惕风险。散落在病历、影像、随访和家属描述中的信息，被一点点整理成可讨论、追踪且可以继续追问的问题。

“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雷若龙说，“参与新药研发这样的‘大工程’，让我发现‘力所能及’，并不是把目标放小，而是在一个很大的医学问题面前先找到自己能够承担、也必须承担的部分。医学创新不是靠热情就能完成的，每一步都需要扎实的训练、严谨的验证和团队协作。”

雷若龙参加“优星计划”科研创新评优决赛暨风采展示

跨界合作，为科研现场搭桥铺路

随着科研训练的逐渐深入，雷若龙认识到，胶质瘤治疗中的许多难题并不只发生在实验台上，也发生在研究运转的每一个环节里。

患者信息分散在各处，不同来源的数据格式不一，整理和核对需要大量时间。在临床研究中，数据录入、清洗、调用、追踪都可能出现误差，而涉及患者隐私和医学信息安全时，每一步都需要格外谨慎。“我在想，医生和研究者已经在疾病前线竭尽全力，我能不能在这些基础工作上多承担一点，让团队少一些重复劳动，多一些时间回到真正关键的医学判断中。”

起初，雷若龙只是想找几个医学院的同学组成小团队开展科研探索。而杨辰龙鼓励他：“北大具有丰富的跨学科资源，你别只局限于医学专业，可以联合其他学院的同学一起。来自不同学科的人相互学习，相互激发，更容易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产生有创造力的成果。”

为此，杨辰龙专门联系了经济学院和工学院的同事，找来“最强”外援力量，一支覆盖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工学、经济学、信息科学的8人跨学科团队就这样组建而成。

雷若龙和团队同学一起

他们尝试搭建从神经外科临床研究场景出发的一体化数据管理平台NeuroEDC，把病例资料、影像线索、随访记录、权限分级和研究流程放到一个可追踪、可管理的系统中，让临床数据从采集到调用都更加清楚。同时，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快速发展，雷若龙和伙伴们进一步探索面向科研团队的本地化智能工作站Soma（somadisk.com），在文献阅读、数据分析与协作等方面提供支持，让科研工作不必一次次从零开始。

当发现有很多课题组都需要这样的工具时，雷若龙开始思考如何让这些工具真正服务更多科研现场。“论文可以回答一个科学问题，但工具要服务一个持续运转的科研现场。”因此，他们开始尝试以产品化的方式推进相关工作。这不是一个突然冒出的“创业想法”，对雷若龙来说，NeuroEDC和Soma更像是从患者身边自然生长出来的责任。

对于年轻人时不时提出各种“新想法”，杨辰龙很是鼓励，但反复提醒的底线和分寸也让学生们牢记：“所有商业化的前提都要守住医疗技术普惠的初心，不能忘了做科研做项目的初衷是帮助患者解决实际问题。”

亦师亦友，给年轻人“兜底撑腰”

在杨辰龙的课题组，本科生从来不是“打下手”的角色。他常说，本科生的优势是没有思维定式，敢想敢闯，不像研究生有时容易被固有的科研模式框住手脚。“很多人觉得本科生太早接触科研没用，我不这么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对这个方向感兴趣，他就会自己主动去查资料、补知识，比上课被动吸收效率高多了。”

谈到人才培养，杨辰龙最看重的是德行和品质。“只要人品好、肯努力、有爱心，我都愿意给他们提供各种科研和实践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招的不是学生，而是能和我一路同行的战友。”杨辰龙说，“犯点错没关系，也得允许学生有试错空间，只要人品没问题，不违反学术规范和法律法规，其他的都可以包容。”

杨辰龙不主张本科生过早确定发展方向，经常鼓励学生多尝试、多思考：“不让他们自己多尝试，怎么知道真正喜欢什么？不用着急确定一辈子的方向，趁着年轻多做做跨学科的研究项目，多接触不同领域的优秀的人，这些经历比多发表几篇论文重要得多。”

雷若龙感恩与杨辰龙的相遇。“杨老师与我信息交流时，常常会发一些古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胜不妄喜、败不惶馁、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他其实是在用中国传统文化教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最初听到这些古语时雷若龙总是感到茫然不解，渐渐地，这些散落在病房路上、论文批注旁、深夜消息里的话，就像种子一般在他心底悄悄扎了根。

雷若龙参加云南卫视汉语桥新春晚会

“修行少一点不行，积善多一点不多。”杨辰龙办公桌上摆件底座刻着的这句话，是他行医、科研和带学生的准则。他始终认为，医学科研的根在于帮助患者解决问题。他愿意带着雷若龙一起和患者家属见面沟通，带着他参加临床试验会议，就是不断地让他体悟：“医生在瞬间的一个决定可能就关系着一个家庭的幸福，我们做所有事情都不能忘记，爱心是前提，要是不想着帮患者解决问题，科研就没有了根。”

这种对医学的理解，深深影响着雷若龙。“北大给了我很多机会和平台，杨老师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指导。”雷若龙说，“越往医学深处走，我越觉得，很多看似宏大的创新，最后都要回到最具体的临床现场——能不能让患者多一种选择，能不能让医生多一种办法。”

从雪山到燕园，从患者身边到临床研发前沿， “坚持做我们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不怕付出，不谈回报”，雷若龙说，“being rather than having”。

（北京大学医学部 宣 采写/ 冯黄于飞、武慧媛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 颐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