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中学毕业）

　　1937年,我中学毕业,当时的志愿是学航空，响应“航空救国”的号召，要制造飞机，还要开飞机。当我高兴地考入当年唯一有航空工程学系的中央大学时，中央大学却从南京迁到了内地。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家里不允许我走那条艰难而前途未卜的道路。我只好留在上海暨南大学借读，学习物理，半年后，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St.John's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学医。医学原来并非我的志愿，但父亲突然在1938年因病去世，纪念他的文中写有“良医良相尽，此事最堪哀”。这使我感到医生的重要，我要做一名好医生，治病救人。 学医并不容易，但我7年的学医过程很平稳，我专心一志，毫不费力。虽然从来未开过夜车，每天按时睡觉，但在发回的考卷上，却总能看到“Excellent”的评语。也因为回答很到位，字迹清楚，发考卷的时候，老师经常会以惊喜的眼光注视着我。1944年夏，我参加圣约翰大学毕业典礼。主席台上有颜惠庆和其他一些老师。我坐在台下毕业生的位子上，忽然听到叫我的名字，原来是要我上台领取最优秀毕业生奖（ The Best Graduate of 1944）。典礼完毕，我的母亲和三姑，还有中学江校长都跑来向我祝贺。唉！我有什么可以报答他们的呢？

　　值得回忆的是，我在华山医院（红十字会医院）做实习大夫时，陆院长兼内科主任每周一次进行查房。我站在病人的床边，报告病历、诊断及治疗过程，并就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手里拿着病历，但我从不翻阅。因为查房前我已做了准备，查房时就可以针对具体病情进行分析了。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学习方法，是临床教学中是不可缺少的部分。我成为妇产科主任后，也同样注重以这样的方式带动我的下级和学生。后来他们告诉我，我查房时很严肃，从无笑容，讨论问题也很严格，有时“甚至让人受不了”。但是，正是这样的查房，使他们受益匪浅。

　　在我刚做实习大夫的时候，一天晚上，我被从睡梦中叫醒，在黑暗中从宿舍出来，走过几个庭院，到达急诊室，振作精神，抢救患者。我初步认识到一个医生的一生，没有一时一刻能够脱离自己的医疗工作，不论日夜，应该随叫随到，不能有半点疏忽。 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而医生手中把握着人的健康和生命。

　　1946年到1951年，我在美国和英国留学，完成了大量结合教学的临床医疗工作，收获很大。已具备高级医学教师的资格。

　　（1947年在美国的医院里）

　　回国后，1952年，卫生部把我分配到北大医院妇产科，我开始给55届的学生在大教室上大课。 不论我过去在大学的时候，还是后来跟王逸慧老师做住院医师，都是以英语教学为主，但我在讲大课的时候，却一个英文词不露。讲课的效果不错，条理清楚，学生很有兴趣，受到启发，当堂听懂了内容，还记得住。我还制作了很多新挂图，很结实，能用很多年。下课后我还会和同学们沟通，会和他们在楼下的草地上一起打排球。我中学时代还是全国女排冠军上海队中的重要角色呢！媒体称我为“代表队的灵魂”。全运会时，我坐在汽车里还有人拿望远镜看我。我原来计划参加远东运动会，但抗日战争开始，计划取消。我闷在上海学医，没有参加排球比赛的可能了。1952年国庆节，我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下游行，路上看见了原来的排球教练。后来，他还打电话问我是否还能参加排球比赛。

　　（1951年从英国回国后）

　　我于1955年在北医附属医院系统开始培养第一批研究生。第一个研究课题实际就是我在英国研究的继续——“硫酸镁对子宫收缩的影响”。我用从英国带回来测量宫缩的仪器，记录宫缩的强弱。后来一个时期，进行子宫颈癌的研究，观察子宫颈癌前后变化。我从英国带回来了阴道镜。这些仪器都未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文革中的大字报对我进行批判的同时还批判了这些仪器。

　　（早期妇产科部分医务人员合影）

　　1958年至1960年期间，三院刚创建，八大学院大批女学生闭经事件引起我的注意。 我们对其原因进行调查，后集中到生殖内分泌方向进行研究。我们发现问题并不是原发于卵巢，而是下丘脑-垂体-卵巢轴。下丘脑和环境有关，当时女学生们参加重体力劳动，营养不足，这些首先会影响到她们的下丘脑。由此，我们优先建立了生殖内分泌测定的实验室，开始学习一些新的实验方法，如放射免疫测定等。当时，还得到过动物所张致一先生的帮助和指导。我们的论文报告《输卵管结扎手术对卵巢功能的影响》，不仅有临床还有实验，理论结合实际，在1964年的医学报告会上得到好评。

　　（受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广播发言）

　　之后，在治疗月经不调的基础上，我们对不孕不育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并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开展了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即试管婴儿的辅助生殖技术研究。我们当时连人卵的形态都不认识，我们的骨干人员就抱着保温瓶，里面装着刚取出来的卵泡液试管，小跑步经过操场，去组织胚胎教研组请刘斌副教授找卵。

　　群众不懂什么是试管婴儿，误认为用了他人的精子。还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国家人口这么多，还搞什么试管婴儿？”“和计划生育政策对着干！” “试管婴儿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就是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1984年我们开始了试管婴儿科研工作。1986年争取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及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优生——早期胚胎的保护、保存和发育”，其成功的标志就是试管婴儿临床妊娠成功。协作组由三个单位组成：北医三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生殖和遗传研究中心（卢光琇），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何萃华）。各组独立研究，定期交流，互通有无，这又是一个学和教的好机会。

　　1988年3月10日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在北医三院诞生，取名郑萌珠。“萌”的意思是萌芽、开始，“珠”是感谢她的缔造者——张丽珠。郑萌珠的妈妈郑桂珍是甘肃省陇南礼县盐关镇民办小学的教师。郑萌珠的祖父是老中医，四代单传。郑萌珠来北京求医时已38岁，结婚20年，招赘农民女婿左长林。郑桂珍经检查明确为输卵管不通，即需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妊娠成功。这是北医三院的第13例IVF-ET。在第一例试管婴儿10岁生日的庆祝会上，郑桂珍发言：“是试管婴儿技术给予了我做母亲的权利。” 我国大陆第二例试管婴儿又于1988年5月27日在北医三院诞生。第三例、第四例试管婴儿于6月份在湘雅医学院诞生，其中一例为赠送胚胎。

　　在初期，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开腹手术治疗盆腔疾病的同时取卵，这样，即使取不到卵，也能完成治疗。我们发现患者盆腔内充满粘连，卵巢表面根本暴露不了，必须用手摸到卵泡所在，才能抽吸卵泡液。我国北方的输卵管阻塞病症约1/3是结核病造成，如果我们按照国际当时常用的腹腔镜取卵法，将会遇到很大困难。之后，我们超越了腹腔镜，进行B超下阴道一根针取卵。这种方法创伤最小，到1989年成为常规方法。

　　我们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例数逐年增加，从最初的每年32例增加到60多例，后超过100例，到如今的3800例（其中包括冻融胚胎移植）。临床妊娠成功率从最早期的6.2%提高到到近期的40%左右。过去从诊断，到用药促排卵，观察，取卵，直到移植后处理，全由一个人负责。现在，各项操作已有常规，生殖医学中心有多个专业人员，专项操作，每日流水作业。2002年我们从原来的两间小屋扩展到2500平方米的生殖医学中心。卵泡液从取卵室的窗口递给实验室人员，即可得知卵是否找到。仪器从外国进口，器皿一次使用，试剂配好备用。

　　（生殖医学中心部分医务人员合影）  

　　1988年后，我们每一到两年就举办全国或国际生殖医学研讨班，传播推广试管婴儿技术。现在，此项目已在全国范围内开花结果，许多省、市、县都建立了生殖医学中心，约有200多个已通过卫生部检查。生殖医学已经成为三院及妇产科的重点学科。生殖医学一方面为了满足患者治疗的需要，另外，还提供了人类生殖模型，可深入了解从卵母细胞的发育到胚胎植入子宫内膜的人类生殖过程。生殖是人类生命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人类的繁殖和进化，必须要有生殖医学。这其中有永远做不完的医、教、研工作。

　　（2011年获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终生成就奖）

（北医三院）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