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教授是中外闻名的遗传学教授，2004年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韩启德院士邀请，来北大担任医学遗传学中心主任，得知钟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既高兴又紧张。赶紧把准备已久的几个问题在脑中梳理了一遍。

 

    初见钟教授，一身黑色整齐的西装，朴素的衣着散发着儒雅的气质；平易的笑容、深邃的眼睛，质朴中流露着智慧的气息。沉稳中不失干练，简朴中不乏智慧，严厉中不失幽默风趣。

 

记者：钟教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您在遗传学领域卓有建树。能谈谈您创办北京大学医学遗传中心和MDA China的情况吗？

 

钟教授：我是2004年来北大的。当时遗传学还没有独立出来。为了改变我国目前在医学遗传学科研和临床方面的落后状况，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在该领域中的先进地位，为提高人口素质做积极贡献，我酝酿，筹备，最终把遗传学拉出来，随之促成了北京大学医学遗传学中心的建立。前后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中国成立的第一家医学遗传中心。中心下设分子遗传、细胞遗传、分子诊断、实验基因治疗、神经遗传病及实验室和新生儿疾病筛查研究室，今后将主要致力于提供全面的临床遗传服务，开展基础课。

 

    MDA China——“中国神经肌肉患者协会”，是基于美国的一个组织MDA建立的，为了区别加上了China。和我一起创办的还有上海儿童医院遗传所任兆瑞医生，中国神经科分会主任吕传真。目的在于鼓励渐冻人走出自我，走出家门，增进病人间关于这种病的信息交流，增强沟通，增强病人与疾病抗争的能力与勇气，同时希望引起社会关注，并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记者：您在国外多年，是多个国际机构的委员，对中外教育体制有着深刻的体会，对比美国的教育体制，您对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哪些建议？

 

钟教授：首先我们必须先明确一个问题，不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一定就不好，美国的就一定好。我们的教育有我们特殊的国情背景，人口多，竞争激烈。不抓应试教育，学生不考高分就上不了为数不多的好学校；学校不多培养些高分的学生就没法向学生，向家长，向社会交待。而美国民族成份复杂，移民众多，风俗各异，价值取向多元，不以高考为唯一出路。

 

    其次，大学教育阶段，必须承认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差距。例如师生互动不如美国的学生。有些同学抱怨老师炒冷饭，却不去思考自己的责任。比如预习，美国的学生课前都是查了很多资料的，了解相关的最新动态等，提前作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和研究，准备了很多问题和老师研究，这样就“逼”老师不能炒冷饭。大学和中学的一个很大区别就在这里。还有我们的学生太“谦虚”，不敢主动发言，提出问题，自己习惯接受填鸭式的教育。学习是个自主吸收消化创新的过程，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颗拧一下转一下的螺丝钉，那样永远干不成什么事，而应积极主动提高自己各方面的技能和思辨能力。对于我们学校，我认为英文授课方面做得不到位。这样要求对老师对学生都高了点，但要做一流大学就必须高标准高要求。

 

   当然啦，我也不希望我们的学生和美国学生一样在上课时翘二郎腿，把东西带到教室吃。

 

记者：钟教授，能介绍一下您的教学模式吗？

 

钟教授：我从美国回来，感觉教育模式两国各有利弊。我个人的教学尽量揉和中美教育的长处，鼓励学生有问题随时提出，打断我的教学也没有关系，关键是要有思考有新意，并当堂解决。另外我的课件全用英文。用英文授课对学生要求高，这就促使学生在课前做大量工作，也有助于提高听课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大学教育。教师全用英文授课。印度医学生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毕业后去美国当医生。我在这里并不是提倡我们都去美国，借此说明有些学生的目标不明确，很多同学只是为读书而读书。

 

记者：您是多家美国期刊的评审，自己也发表了很多论文和专著。对于学生如何写好学术论文您有什么建议？

 

钟教授：首先不能抄袭，这涉及科研道德品质问题，“医者，必先正己，而后正物”，作为医学生更要注意这点。其次要多读，“读书百遍，其意自见”。然后要搞清楚你想投到哪本杂志，它的要求是什么，要投其所好，目标一定要明确。

   

     再就是要注意细节，要逐字逐句地修改。这里我特别强调“逐字逐句”，现在我们的学生做事太被动，要你做什么，只是做了，从来不考虑效果，不明确自己的本职是什么。也太浮躁，就是对自己不认真负责。学习做事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我们应当努力将问题在自己这一关解决掉，而非依赖别人或以“I do not know”开脱。

 

    从钟教授办公室出来，颇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大师的人格魅力令我折服。办事的高效率让我反思自己。对教育的见解更给我们每一个人以思考。

 

（采访人/《北医之窗》记者  李燕红 张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