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院长游伟程教授

 

记    者：梁宾宾

受 访 者：游伟程

采访时间：2007年3月14日

采访地点：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人物小档案

 

    游伟程，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0－1982年赴美国癌症协会、纽约大学西奈医学院从师于世界著名肿瘤流行病学家Dr.Hammond教授。1990年任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研究员、博士后导师，2001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院长、北京肿瘤医院院长、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所长。现任美国流行病学院院士、国际胃癌研究会常务理事（IGCA）、国际消化道肿瘤联盟（IDCA）常务理事、世界胃肠病学组织（WGO）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癌症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北京抗癌协会理事长等职位，自1983年至今，游伟程教授设计并组织多学科专家共同在山东省临朐县胃癌高发区对胃癌进行了一系列描述、分析、前瞻、早诊干预、病理及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对中国胃癌的发病因素、发病机制和预防等重大科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他连续承担国家“6.5”至“10.5”科技攻关课题及国家“973”、“863”、北大“985”和“211”等重大项目十余项，并参与国家肿瘤学发展规划、政策和实施方案的制定工作，是该领域学术带头人之一，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卫生部中青年突贡专家。

 

梁宾宾：游院长，幸会！很高兴您能接受《北医人》的采访。

 

游伟程：谢谢，我总觉得，作为一个领导应尽量少说多干。这几年，我只接受了两次采访，一次是《人民日报》记者白剑峰，关于建立和谐医院方面的采访；您是第二次。

 

梁宾宾：谢谢您!据我所知，您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建立患者满意，员工高兴，政府放心的人民满意医院。您在落实这一理念的过程中，指导思想是什么？具体实施了哪些办法？

   

游伟程：我想，一个医院，不分国家，制度，产权性质，其根本目的都是为病人提供良好的服务,解除病人的痛苦。所以我们一再强调以人为本的医疗理念，医生的职业特点要求他更加关爱人，除了注意疾病治疗之外，更重要的是看到人，这点可能会被忽视，或者重视不够。尽管目前医疗环境对我们有很多不利的地方，但医院作为一个从事医疗工作的主体，要求有更好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西方国家提倡人文思想比较早，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提倡博爱、平等、民主等，近代更加重视法治，这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美国开发西部的时候，历尽艰辛，这一时期人们体会到，为了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人与人之间需要帮助，形成了互助的传统。我们国家也有着悠久的文化根基，儒家文化提倡博爱，只是表现的形式和理念与西方略微不同。现在中国的领导者更加重视和提倡和谐社会，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求合理的兼顾，是非常英明的。作为院长，应努力贯彻执行责无旁贷，尽量减少矛盾，减少纠纷，通过良好的经营要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给患者提供满意的服务。以人为本，始于细节，如我们在外科大楼设计时拿出一层大厅为患者和家属提供一个温馨的休闲和活动空间进行交流，讨论一些问题，大厅布置力求更加人性化，美观和方便。我常讲病人进入医院接受治疗从第一印象开始，我们力求提供方便，从寻医、预约、挂号，到让病人了解医生们的出诊时间、哪些治疗可以少花钱就能解决问题，都要让病人了解。病人空腹检查后，我们给他们预备了免费早餐，大厅中提供饮用热水，温水，冷水。这些细节使患者一进医院就对我们产生信任感。医院就医环境要有品位，讲究美学，追求典雅、简洁、实用的风格，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入手。俗话讲“家门不扫，何以扫天下？”

 

    医院员工是为患者提供服务的主体，我们也应以医务人员为本，为他们着想，解决他们的问题。医院医疗管理部门每周开一次相关部门医疗协调会，注意内涵，说事，解决问题。我们每月开一次科主任参加的医疗工作会，公布各项医疗指标，做分析，用数字说话。从2001年，我们提倡以人为本的理念至今，应该说初见成效。 我们把中层管理干部送到清华学习，在管理中减少沟通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提出了很多措施，包括高年主治医师要脱产三个月，参加医院的管理工作，实行双向交流。除制度化建设外，我们重视医院文化建设，党政配合，由工会发起许多活动，如送温暖工程，阳光工程等。

 

梁宾宾：您曾经获得过2005—2006年度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的称号。在这次评选活动中，全国共有八十名专家当选，请您谈谈您的优势在哪方面？

 

游伟程：这是根据医院领导班子讨论和征求意见后报到卫生部，经过一些必要的程序和公示后，我有幸获得了这个荣誉。因为与其他专家不在同一个领域，很难做出比较，其他人也都十分优秀。

梁宾宾：前面我也向大家介绍过，您主持的研究课题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密切关注，使中国在肿瘤研究方面于世界上享有良好的声誉。但不能忽视，在整个科学技术领域里，当前中国的研究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也是部分华人科学家留在国外的重要原因，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游伟程：科研的产出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数量，一个是质量。我们要求SCI，但不唯SCI。在目前条件下，SCI发表的论文是经过同行专家评阅的，比较客观，被引用的次数说明其影响力，反映出它的质量。科学研究在发达国家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当中起到了一个动力、杠杆或者说催化剂的作用。我觉得中西方在科技领域里存在差距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八十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开始向西方学习，毕竟时间短，所以短期中差距是非常大的。现在这个差距正在缩小，其速度，比当时西方国家在这个领域发展的速度不知快了多少倍。我们以前的科研条件很差，外国人不相信我们怎么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搞科研。今天不一样了，外宾来我们医院研究所参观，我们实验室条件跟美国一样好。但在科研管理上，在产出的数量上和质量上，以及规模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差距。至于有些人留在国外没有回来，我认为这原因很复杂，一方面，科学没有国界，国外科研条件好，机会多；还有就是相当数量的人出去的时间长了，在国外已经成家立业，放弃这些东西不容易。另一方面，部分人事业有成，要实现自我价值，在国外体现不够了，就要回国进行交流，或找合作伙伴。这批海外科学家对中国文化了解，语言没障碍，对带动中国的科技发展很有好处。现在许多海外科学家参与中国科学基金的评审，更客观，对管理水平的提高带来很多帮助。我们把一份资源放在美国或放在其他发达国家，这是我们的优势。

 

梁宾宾：你们为什么会想到在山东省临朐县建立胃癌研究现场？异地研究，而且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当初您就对这种形式的研究前景有足够的把握吗？

 

游伟程：我们在山东省临朐县胃癌高发区进行胃癌发病因素和预防的研究工作，到今年已经是第24年了。人生能够做好一件事，并取得成绩也十分不易。说到原因，第一，胃癌对健康的危害性很大，目前就全世界来讲，胃癌死亡率占肿瘤的第二位；第二，胃癌患者就诊时多半都到了中晚期，五年生存率低。中国的肿瘤高发区在世界来讲是一个独特的研究资源优势，其它国家没有。肿瘤在某些地区有它的聚集性，呈非随机分布，其中有必然的因素。再加上中国的人口流动性相对较少，遗传比较稳定，种族单一，因此对发病因素和机制相对比较容易搞清楚。在1995年，美国《科学》杂志曾经对中国科学工作有个专题报道，对中国一些研究领域中重要的人和事进行介绍，其中提到我们在山东省临朐县现场的化学干预研究工作。10年之后，取得的成绩比当初更多了，在本学科领域里有更大的影响，这些都得益于我们重视高发现场，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科研基准，以及多学科的合作产生效果。

 

梁宾宾：有人说，只要把基因研究搞清楚了，在生命科学领域就可以随心所欲了，您认为这个观点如何？

 

游伟程：这个问题曾经在学术界有过很多讨论，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生命是个复杂的过程，基因好比一本字典，但要想编写一部好的小说却是十分复杂的过程。实践表明，人类进化到今天，一定是把最适应的东西保留了。目前人类基因秩序已初步搞清楚，在后基因组和蛋白组时代的研究中，做好了，能为人类的健康做出贡献，如果随心所欲，造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有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能够实现转基因、克隆等，人为改变原有生物学的性质，但远期的效应则需要长期的观察和实验才能得出结论，具有不可预见性高，风险大的特点。

 

梁宾宾：您有在美国的研究经历，在您看来，中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C）与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有哪些异同？

 

游伟程：中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C）是根据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和规划，按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自然科学基金运作方式，运用国家财政投入的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重点支持具有良好研究条件、研究实力的高等院校中和科研机构中的研究人员。

 

    自然科学基金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科学事业费预算拨款，同时依法接受国内外社会团体、机构和个人的捐赠。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于1950年成立，每年资助科研经费大约有50亿美金，资金来源于企业、个人所得税及赠款。科研项目分立项、批准、执行三个阶段。根据国家的需求由专家推荐或国会建议，经征求国内外专家意见形成项目指南后向全国发布。个人及组织根据指南提交项目计划书，然后经评审理事会评估项目责任人的资质及计划的准确，最后面向公众明示。在美国不只是有钱人在做慈善事业，比如，美国癌症协会、科学基金会得到的捐助中，很多都是来自于老百姓。美国国家基金会经费每年50亿美金，一部分用于基础研究，更多的是用于应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是功利社会，和我们的管理制度有很大不同。它的经费来源于企业，个人所得税和慈善机构的捐款。在美国时，捐款的不全是富人，很多人为慈善事业捐款非常慷慨。

 

梁宾宾：您在科研过程中感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游伟程：就医院的发展层面上来看，面临最大的问题和困难就是人才，有数量也有质量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引进和加强内部人才的培养，但还有不小的差距。如果高水平的人力资源再充足一些，我们的研究工作会比现在做得更好。目前医院医疗条件和设备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别并不太明显，人才的欠缺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梁宾宾：请谈谈您对今后工作的规划和设想。

 

游伟程：我们简单地用12个字表达实现目标的要求，“院有品牌，科有特色，人有专长”，这样才能发挥我们的长处形成核心竞争力。在科研、医疗、教学和人文建设方面，医院有中长期目标，2010年前把医院办成具有亚洲一流肿瘤医院的基本条件的医院。在医院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医院的定位和服务对象。第一，在医教研方面要区别于综合医院，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我们要能做，别人能做的我们要做得更好；第二，要不断地贯彻新理念，推动新技术新方法的开展，有创新性才能有生命力。作为北京大学的医院，医疗行为更加规范，要领先于一般医院。更加要求品牌效应。我们医教研的要求要具体，各项工作都有指标，如平均住院日已经从原来的29天，降到了现在的18天。我们要求科主任要有工作目标，制定三年规划，定期检查，三年总结。另外，抓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梁宾宾：再次感谢您接受采访。

 

游伟程：谢谢你。谢谢《北医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