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号，四川的汶川地区发生了特大地震。13日上午，卫生部紧急组建了国家联合抗震救灾心理救援医疗队第一队，共十名成员，我非常荣幸地成为其中一员。14日下午三点半，接到卫生部通知,要求我随时待命，整装待发，准备奔赴四川灾区。

 

    此时此刻，我倍感骄傲——我感受到的是领导的信任。想到我就要赴灾区为危难中的人们提供心理的帮助，我难以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兴奋之余，又有些紧张——我能行吗？千万不能有辱使命！当时考虑到灾区物资匮乏，条件恶劣，领导要求我们必须做到完全自给自足的准备。所以，衣食住行，无所不包。我以最快的速度，当天晚上准备完毕。

 

    收拾行囊的时候，电视中正在播报余震不断的消息。儿子听到了，赶紧跑到我身边，担心地望着我：“妈妈，会有危险吗？”看着儿子有些慌乱的眼神，我用平静的语气回答：“确实有一定的危险存在。”儿子一听着急地喊了起来：“妈妈，那您可以不去吗？！”此时，儿子大大的眼睛竟然闪烁着泪光，充满期待地望着我。被儿子的亲情所打动，我鼻子也酸了，又担心儿子看到我已经难以抑制的泪水，我赶忙上前一步，紧紧地拥抱着儿子已经有些宽厚的臂膀，告诉他：“宝贝儿，谢谢你对妈妈的关心，妈妈好感动。别担心，危险只是有可能存在，但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妈妈也会加倍小心，注意安全，不做无谓的牺牲。”儿子似乎有些明白地点点头。我赶紧抹去眼角的泪水，拍拍儿子结实的后背，话锋一转，“其实，人活着，有的时候还真不能只为自己着想。尽管有危险，但为了帮助更多的人，我们也要迎难而上。你看那么多解放军叔叔，他们更危险，也更辛苦，他们也不是为了自己呀？你们书上好像有过一句话，叫‘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儿子毫不犹豫地纠正了我的“错误”：“妈妈，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调侃道：“哦，妈妈又错了。”儿子扑哧一声笑了。

 

    整个晚上，儿子都显得比较安静，好像比平时更懂事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躺了一会儿，跑出来告诉我他睡不着，要我进去陪伴他直到他同意我才能离开。第二天早上，儿子临别时还若有所思的样子，一再问我：“妈妈，你今天就走了吗？”拍拍儿子的头，我笑着回答：“感谢你这么惦记妈妈，妈妈好感动啊。妈妈现在是处于待命状态，今天可能走，也可能不走，放学后咱们电话联系吧。” 儿子心事重重地去上学了。下午四点多，儿子刚一下课，我就接到了他的短信，“妈妈，你走了吗？”当他得知我还没有走时，高兴地回复我，“哦，太好了！”儿子见到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学校调查哪些家长去支援灾区，他把我报上去了。看着儿子兴高采烈的样子，我询问他当时的心情。儿子得意地仰起头，“同学们都羡慕地看着我，说‘你妈妈真勇敢’。妈妈，我为您骄傲！”儿子的社会支持系统起作用了，低落的情绪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消失得无影无踪。儿子情绪的好转对我是极大的社会支持，我的心情也随之轻松多了。

 

    然而，在紧张的待命中，又有了新情况。我院心理救援医疗组一行六人出发了，却没有我，通知我作为卫生部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待命。17日，我去武汉参加四川地震灾害紧急心理救援预案及医疗行动方案讨论会，19日回到北京。儿子见到我，不仅不再担心我走，反而有点不好意思地催促我：“妈妈，您什么时候走啊？”原来，因为我要去前线救灾的事，学校的大喇叭表扬了他，而我却迟迟未走，令儿子倍感压力。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送别的话已经说了好几遍，好几个同事见到我，以为我已经从灾区回来了，令我也有几分尴尬。

 

    5月22日，地震后第10天，我终于如愿以偿，参加了由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民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组成的“震后儿童心理支持联合工作组”，奔赴四川灾区。天真可爱的儿子此时已经没有了一点点紧张，他只盼望着我快快出发。然而，我知道，此行确实也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我担心的是，如果万一出现意外的情况，不要让年幼的儿子负疚终生。于是，我和儿子之间进行了一次郑重的谈话。我清楚明白地告诉他：“妈妈的很多同事都希望有机会去前线，妈妈很幸运，争取到了帮助灾区孩子的机会。这次妈妈去灾区不是因为你让我去我才去的，也不是我想去就能去的。而是工作需要，领导统一安排的。所以，妈妈这次去灾区帮助小朋友和你没有关系。”

 

    我们是医生，但同时我们也是为人父母者。作为一名儿童心理工作者，我习惯于从孩子的视角去看待问题。在我们义无返顾、报效祖国的同时，各位勇士，请不要忘记——给予您孩子幼小的心灵以体贴和关注！

（北大六院  林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