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北京大学第二届蔡元培奖获得者、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教授

                                                      

    作为女人，她有着令人羡慕的家世。出生名门，祖父严修是南开大学的创始人，这使她在那个时代就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丈夫给了他一个幸福的家，但也使她卷入了一场劫难……

 

    过去人们常说，生孩子就像过鬼门关，生十个孩子能活下三个就算幸运的事了，而今天母婴的平安和保健都有了更大的保障，这其中一位世纪老人对中国的妇幼保健工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无论何时何地，她始终关注最弱势的妇女和儿童。在从医三十余载、年近七旬时，她毅然扛起了中国妇幼保健的大旗——她就是九十多岁高龄还仍然工作在妇幼保健一线的严仁英教授。

 

    严仁英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妇产科、妇幼保健专家，北京大学医学部终身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妇儿保健中心主任、世界卫生组织妇儿保健研究培训合作中心主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妇幼卫生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名誉主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名誉院长。

 

    严仁英教授出生于1913年11月，耄耋之年的她将自己的毕生精力致力于我国妇幼保健事业，与妇女和儿童结下了不解之缘。1935年，严仁英在清华大学读完三年医预课程后考入原北平协和医学院，师从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于1940年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严仁英就留在当时被认为最洋化的协和医院工作。当初她之所以选择妇产科，是因为她认为这是“一个人入院，两个人出院”的工作，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从医实践，她深深感悟这份“甜蜜事业”的艰辛，中国围产保健和妇幼卫生工作任重而道远。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珍珠港事件后，协和医院作为美国学校由日本人占领而被迫关门，严仁英与大学同班同学王光超结婚。协和医院关门后，严仁英便在王光超的私人诊所里帮忙。1945年当林巧稚转到北大医院工作时，一心想成为临床大夫的严仁英也跟随过去。在北平不断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刻，夫妻二人始终没有忘记作为医生济世救人的使命，将私人诊所作为革命根据地药品输送站，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党组织传送医疗物资。

 

    在临床实践中，有一件事给严仁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在1946年她来到北大医院的时候，有四个人用门板抬着产妇走了几十里路到医院来了，求她说：“大夫你救救这个产妇吧，孩子没关系，家里还有呢，这个妇女可是我们家离不开的人，没有她我连几个孩子都活不了。”那个时候产妇可能已经临产好几天了，已经是半休克状态，孩子也可能已经死了，就只能做毁胎术，产妇合并感染和贫血等问题，抢救起来也相当困难。

 

    1948年，严仁英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进修妇产科内分泌一年。新中国成立后，她和丈夫不顾美方阻挠与威胁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毅然渡海返京回到原北京医学院妇产科，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在回国的轮船上，他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在甲板上和同船归国的朋友一起庆祝，他们找来一块白布用红墨水染成红色，用黄纸剪了五个五角星，凭借自己的想象亲手制作五星红旗。“后来回到北京时才发现国旗做得不对”，这么多年后回味起当初自制国旗庆祝的情景，严仁英仍然掩饰不住心中的那种兴奋和喜悦。

新中国成立不久，北京市长聂荣臻一声令下，封闭了北京的所有妓院，决定铲除娼妓这具有千年历史的毒瘤，而回国后的严仁英第一项工作就是为收容的妓女体检。

 

    “一天同事说要去给妓女们查体，问我去不去，我说‘当然去’！”在了解妓女的悲惨遭遇后，严仁英和参加体检的医护人员不歧视、不嫌弃，把她们看作自己的姐妹，以高尚的医德医风感化和温暖着每一颗伤痛的心灵。

 

    1950年，严仁英曾参加中央访问团到新疆慰问少数民族，代表卫生界向南北疆各地赠送医疗用品。五十年代初期，她参加抗美援朝反细菌战工作，两次入朝鲜收集罪证材料，组织罪行展览，并到维也纳和东柏林展出和讲解，还历时四年将材料编译成中、英、法、俄四国文字出版。

五十年代初在恩师林巧稚的领导下，严仁英参加中华妇产科学会及中华妇产科杂志工作。此后十余年，她除完成一般妇产科医疗、教学任务外，主要兼任北京医学院医疗系行政工作，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

 

    让她真正接触到最基层的孕产妇的惨状，是在1964年毛主席提出全国的“医药卫生工作重点应该面向农村”的指示。在毛主席“626指示”的号召下，严仁英随院远赴京郊密云县办“半农半医”学习班并到各公社开展赤脚医生培训工作。后来她教过的无以计数的学生都已成为医疗、科研、教学骨干，现在当年的赤脚医生还一直没有忘记那个和蔼的城里医生，逢年过节还不忘去看望这位特殊的老师。1987年原北京医科大学授予严仁英首届桃李奖。“在这里我切身体会到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妇女们遇到非意愿妊娠时所面临的危险和采取的冒险行为。”

 

    通过对当地赤脚医生的培训和接触，严仁英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深入的了解——为产妇接生一把土剪子是唯一的工具，有点知识的还先烧烧，所以产妇的死亡率特别高。那时的农村连最基本的预防注射都没有。两年的下乡办学给这个一直生活优越的女医生非常大的触动，她几乎跑遍了密云水库的库南库北，一直想为农村妇女做些什么，只可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切活动不得不终止。

 

    为了工作，恩师林巧稚终生未婚，她非常看重严仁英，有意培养她做自己的接班人，严仁英却用有美满的婚姻和幸福的家庭，她和丈夫王光超并称为“杏林双彦”。在文化大革命时，由于丈夫王光超特殊的身份，严仁英也不可避免的卷入了这场政治风暴。因为王光超既是王光美的哥哥，又是王光英的弟弟。虽然这样的社会关系使得她没法再到农村进行调查，于是她又开始默默地关注非法人工流产给妇女带来的痛苦。

 

    文革期间，由于特殊家庭背景严仁英被撤销一切行政职务，从科主任贬为卫生员，无论是抬担架还是打扫厕所，她都当作“事业”来做，就像平时看病、手术时一样认真。她每天都将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现在医院里的老职工还经常笑谈道：“还是严教授当年打扫的厕所最干净！”而那时有不少病人就是在厕所里向严仁英求医的。

 

    在门诊搞卫生期间，她亲眼看见许多孕妇在小诊室或私人诊所行不规范的人工流产后，出现感染、出血甚至更严重的并发症。恰巧七十年代，国家提倡计划生育，对计划外妊娠的终止在当时全靠人工流产，但这种手术在基层，特别是农村，还有一定危险性。看到这些，严仁英就想着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共同研讨，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共同研讨，提出了一个非手术终止妊娠的设想，即用一种能止孕的药物加一种宫缩药来终止早孕。她求教于药学专家、生理学家，同时也从草药方面寻找出路，听说新疆山上有一种叫雪莲的植物，中医记载属热型，她们就用雪莲做实验，为今天的药物流产奠定了基础。

 

    当时，流产药物的研究是最被同行看不起的工作。那时的严仁英正患甲亢，人又黑又瘦。但是在那段艰苦的岁月中，她的研究为今天药物流产技术打下了基础，同事们也更多的了解了严仁英的性格。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经过民主选举严仁英全票当选北大医院的院长。但是她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决定就是从临床改行做大多数人认为最没有前途的保健。而且她不仅自己改行，还专门在医院成立了妇儿保健中心，研究围产医学，开始在北京的农村进行孕产妇死亡原因的调查。那时她已经是66岁的老人。

 

    严仁英回忆起当初的决定仍感欣慰，她说：“你在城市里头看病人就是一对一，人家来了，你一个人对一个人，你看一天看三十个病人，也就是30个人完了。你下去做工作一天可以帮助好几百人，这不一样。”

 

    围产，意思就是在分娩以前跟以后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发现孕产妇死亡的问题其实有些是发生在孕期的时候，也许是早期，也许是中期，也许是晚期，她有点儿毛病，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到分娩的时候就出问题了。也许在孩子出生，下来以后，新生儿在他或一周岁以内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危险。

 

    在临床工作中，严仁英悟出了一个道理：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而预防则可以造福一群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严仁英看到了预防保健工作的社会效益，决心脱离临床转向预防研究，借鉴国外技术理念，推开我国围产医学的大门。她率先在门诊增设了早孕门诊，还在全国举办学习班并主编了《女性外阴病及性病防治》一书，为我国妇产科学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1987年，严仁英为发展我国妇女儿童保健事业，牵头组建北医大妇儿保健中心，该中心成为全国妇联在北京组建的儿童发展中心的四个台柱之一，逐步开展以降低围产儿死亡率为目标的科研工作。在北大医院，早孕门诊和孕妇学校，每天为近千名的孕妇提供着服务。来孕妇学校听课的有时都是一家人。这都是严仁英从事这20年来积极倡导建立的。

 

    在严仁英的率领下，中心以经济欠发达、死亡率高的农村为重点，在北京郊区顺义县7个乡进行试点研究，对1981－1982年孕产妇及围产儿进行监测观察，调查研究围产儿死亡率和主要死因，找出致死高危因素。此后，于1984－1986年采取高危管理措施，使围产儿死亡率由27‰降到17.6‰，由此证明在农村使用高危管理方法可以在不用大量增加投入的条件下降低围产儿死亡率。她在WHO资助下举办的全国高危管理学习班，将高危管理孕产妇、降低围产儿死亡的技术扩展到全国各地，并将高危管理的方法应用到降低孕产妇死亡的工作中，同样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严仁英把生殖保健从生物医学的概念扩展到了社会科学的范畴，她组织对两个孕产妇死亡水平不同的省调查与孕产妇死亡有关的社会因素，研究发现：年人均收入低、文盲、保健知识缺乏、在家由未经培训人员接产、大家庭、未婚先孕和有人流史等都是高危因素，通过对群众进行健康教育，教会孕产妇及其家属如何利用保健服务及改进服务质量等，成功地将原来河南省三个县的孕产妇死亡率由148.73/10万降低了一半（1989－1991年全国平均为87.8/10万），为此获得河南省科技成果三等奖。严仁英说：“生殖健康不仅限于医学，而且涉及社会学、心理学，心理不健康也是病。”

 

    严仁英于1988年成立了中华围产医学会并任首届主任委员，同年创办了《中华围产医学杂志》，此后她曾赴日本、意大利参加国际性围产医学学术活动，力争使中华围产医学会在国际组织中占有一定位置。

 

    1990-1993年，严仁英带头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合作，在河北、山西、浙江、江苏省的30个县建立了胎婴儿神经管畸形防治研究基地。她深入到各点，通过大量地人群研究，证实了新婚和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小剂量的叶酸增补剂，可以减少70％神经管畸形儿的发生，为优生工作立了一功，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1988年获中国福利会妇幼保健樟树奖，1993年获首届中国人口奖，1998年获中国内滕国际育儿奖，2000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儿童工作者。

 

    近年来，她主编了《实用优生学》、《实用优生手册》、《妇女卫生保健学》、《优生优育优教百科全书》、《围产医学基础》及The Risk Approach in Perinatal Health Shunyi County,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等，审译了《卫生保健中的高危分析和管理》，编译了《妇女身心学》。

 

    为孕产妇保健呕心沥血，为围产儿健康牵肠挂肚，但她却常常忽略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子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她去新疆出差，一去就是半年，孩子出生没多久就送到托儿所，等她回来看到孩子被捆在柱子边、坐在便盆上，心里不禁一阵酸楚。为了工作，她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许她并不认可自己是一位“称职”的母亲，但是她人生的一举一动都饱含着神圣而伟大的母爱——她是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教授特别喜欢孩子，在农村下乡的时候遇见流着两条鼻涕、脸上挺脏的孩子她也抱一抱。在医院里的走廊里，严仁英也不忘和小患者亲切的打招呼。她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医院的婴儿室。

 

    除了自己的业务工作外，严仁英还担任许多社会工作。她当了25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从第三届到第八届），25年中做了多少有分量的提案，她记不清了，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人大代表的职责。在下乡的深入工作中，形成了“关于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提案，在国外讲学时，她看到其它国家中、小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轻松的学校环境，而相比之下，国内中、小学生的书包则是越来越重，近视越来越多，于是产生了“减轻中、小学生学校负担”的提案，在八届人大会议五次会议小组讨论上，带头发出死亡捐献角膜和其它个体器官的倡议以及关于提倡试行安乐死和母婴保健法的提案等。

 

    作为关心下一代专家委员会主任，她与日本培养温暖心灵总部携手开展“教与爱”活动，多次主持《儿童成长与环境》研讨会，举办实施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培训班。她还多次在国际人口会议上以非凡的气度、流利的英语、翔实的数据介绍我国少生、优生的国策，在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上充满激情地介绍中国妇幼保健事业的成就。作为对外交流的使者，她不愧为新中国妇女的形象大使，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是个子高、英文好、身体棒，整个一个新中国妇女的活标本。”

 

    如今，每周二、周五早上7：30分左右，九十多岁高龄的严仁英教授还去北大医院上班。作为北大医院的名誉院长，现在她每周还要工作两天。后来，她又把妇幼保健工作推向了社区，她希望能有更多的妇女和儿童从中受益。实际上她和她同事们所倡导的保健工作，已经大大改善了中国的人口质量。但是说到对自己的评价，严仁英只说，我只是一名好医生。

 

    严仁英教授是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她赤诚爱国、执意追求、无私奉献；她治学严谨、精益求精、淡泊名利；她心胸开阔、平易近人、不记得失。她的爱国情怀、诲人不倦的高尚品质和献身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生命，意味着工作每一天——这就是她的人生哲学。

     （北大医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