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建所50周年系列报道之四
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建所50周年系列报道之四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 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敖英芳教授
当今社会将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称为“激情澎湃的一代”,他们正值年富力强,又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及工作经验;接受过正统的启蒙教育;经历、目睹了国家历次自然灾害,十年动乱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具备了与国家同甘共苦的优秀品质和奉献精神,也确立了承担历史重任的社会责任感。
敖英芳教授便是其中代表。
1974年,敖英芳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当时只有十八岁,那时他就在生产大队担任副队长,带领大家顶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凌晨打场、脱粒、脱谷子,在最冷的隆冬季节进山伐树。历时近四年的艰苦环境锻炼了他的能力和意志,为日后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读研究生期间,敖英芳担任了北医三院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在运动医学研究所工作时连续四年担任支部书记职务,由于他努力的工作,使运动医学党支部多次受到北医党委的嘉奖和好评。
2005年6月,敖英芳教授出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是目前中国运动医学领域里又一位兼行政职务和科学研究于一身的领导干部;也是关节镜微创外科治疗关节运动损伤临床与基础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做人的信条是:务实,要脚踏实地工作;努力,要积极开拓进取。
挑战自我 统领全局
2002年6月,敖英芳教授担任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职务,主管医疗工作。就在他任职不久的2003年3月,“SARS”病毒突袭北京,北医三院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北京市海淀区收治“SARS”病人的重点单位。那一时期里,北医三院累计收治“SARS”患者146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收治的病人以及疑似患者就达到了七八十人。在那样一种特殊情况的制约下,许多发热和待诊的病人无法转院,门诊楼里挤满了就医的患者。在当时疫情险恶,情况危急,人们闻风(病)丧胆,唯恐躲避不及的紧要关口,敖英芳教授出于医生的责任感、岗位的责任感和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坚定地走在“抗非”第一线。了解情况,指挥工作。在严峻而残酷的考验面前,把生死置之度外是源于他的身份、他的信念和他肩上的责任。事后他坦言:“当时的疫情条件下,人说‘不怕死’是不符合实际的;但在当时那种危急情况下,我真的没有回头之念。”哪里有险情,敖英芳书记就到哪里去。进入非典病房指挥战斗、夜间会诊、现场指挥转移危重病人、和医生们一起制定医疗方案、调配人员及设备……危难之时他要身先士卒,还要运筹帷幄,如同一线战场上的指挥官。
由于及时采取了防预措施,有效地阻止了疫情向医院周边的北医校园和家属区蔓延扩散。与此同时,北医三院还派出了专家组和医疗队,支持全国的防治工作。疫情过后的统计数字表明,北医三院医护人员SARS病毒的感染率相对较低。敖英芳教授获得了“北京市防治‘非典’工作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
敖英芳书记在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曾经担任过两届党支部书记。源于党务、业务双肩挑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他强调“党建、学科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原则,积极营造党务与行政默契配合的工作氛围。在他担任支部书记期间,民主党派成员于长隆教授任所长。敖英芳教授当时作为研究所副所长主管医疗工作,工作内容里既有党政工作,又有统战工作,还有医疗工作,与于所长配合得很默契,共同完成了研究所的各项工作。敖英芳教授认为: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源于思想基础和医疗、学术水平的维系,使彼此间能够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它是一种相辅相成良好的工作关系。
在北京筹办“2008奥运会”期间,所里成立了由运动医学研究所老所长曲绵域教授、所长于长隆教授、田得祥教授、敖英芳教授等一批知名教授组成的专家组,深入到国家运动队为运动员服务,并到训练基地为运动员义诊。运动医学研究所有六十多名工作人员,其中二十二人是共产党员。敖英芳教授本着凝聚人心的指导思想,朝着积极向上的方向努力,体现和发挥了基层党支部的重要作用。
2005年6月,敖英芳教授出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北京大学医学部设有13个二级党委和1个二级总支,教职员工11000名,其中中共党员有7000余名。敖英芳书记给自己的工作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围绕着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心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
同年,在党中央的部署下,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活动。医学部党委做出安排,配合北京大学党委积极开展前期调研和骨干培训工作,为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敖英芳书记的指导思想是:按照上级的部署,围绕学习、实践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结合各单位的工作实际,把创建人民满意的医院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结合起来。通过学习,提高和坚定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高共产党员的自身素质,加强党组织的基层建设,促进医学部和各二级单位在医疗、教学、科研、服务和管理工作的开展。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的统领下,领导带头,边整边改,边学边改,边议边改,使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得到北京市委的好评。敖英芳书记认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主要是通过一个人的言行、思想、信仰、理念、工作水平、工作业绩、社会服务等方面体现出来。人的理念和信仰应该是一致的。一个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至关重要,它是提高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也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重要前提。
作为北医又一位党政、业务双肩挑的干部,他要付出加倍的心血和劳动,科学、合理地安排日常工作,从有限的时间中挤出休息时间完成所肩负的工作。每晚六点钟下班后,敖书记便到病房查看病人。虽然工作繁忙,他依然坚持每周要有一个半天做手术,一个半天出门诊,当然,行政管理工作需要时,业务工作时间让位于服务管理工作要求。
敖英芳书记通过工作实践体会到,做党委书记同时不放弃业务,可以使之较全面地了解医疗、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一线的情况,与大家密切接触,比听汇报好得多。中午他经常回到北医三院吃午饭,在饭桌上和大家聊聊工作,便能了解到许多基层情况。大家始终亲切地称他为敖大夫。
敖英芳说,一个人能耐再大,能有多大能量?只有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工作才能干好。我们医学部的党员中有院士,有医学部及二级单位的领导、科主任、学科带头人。倘若我们以党员的身份带领大家一起努力,就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所以我对医学部的广大党员非常有信心,也坚信北医在医、教、研方面始终会站在中国的前列。我们要培养和发现人品好、学术水平高、有管理能力并且有奉献精神的人来担任领导工作。要加强对年轻人的培训和培养,使他们更快更好地成长起来。我会与大家共同努力,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继承传统 开拓进取
纵观中国运动医学的发展历史,敖英芳教授感慨地说,我们的发展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建所初创阶段很关键。自五十年代初期起,曲绵域老师就计划这项工作的建立与发展规划。当时的床位很少,条件也差,创业阶段工作很艰苦。十年动乱期间,学科发展受到了阻碍。那一时期尽管许多医护人员都被分散到各地,而在老同志们的坚持下,所里的工作仍然坚持了下来。许多老同志在艰苦的工作中积累了经验,为运动医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直到1978年国家改革开放后,运动医学研究所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各项工作有了明显的起色。1988年我进所的时候,规模还比较小,只有24张床,但它的水平已经位于中国运动医学界的前列。改革开放后,研究所调整医疗工作思路,在为运动员服务的同时,开拓服务面,面对广大病人服务,使被服务的群体结构发生了变化,使医疗、教学、科研、医生培训、梯队建设以及各方面任务的完成继续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我们把为运动员服务的技术,扩大到为群众服务,受到了老百姓们的欢迎,产生了更好的社会效益。运动医学研究所发展到今天,已是两层病房,共有68张病床,年手术量达到3400台的规模。在医疗、教学、科研、服务的发展方向上,我们抓住了研究设备的综合性优势,既有创伤的临床、科研,又有内科疾病的研究和下队服务,尤其康复学科建立之后,为内科和外科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在全国也属先例。
敖英芳教授担任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后,对于考核、评价以及年轻人基金的申请、发表学术论文、做科研项目等管理方面做了进一步调整,使之更加完善,更加合理,以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敖英芳教授还主张,要在医院建立大运动医学的概念,要充分利用北医三院内科系统的医疗资源,包括肾内科、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研究与治疗相关的运动性疾病,同时应该把三院其他有关外科科室例如眼科、骨科的优势利用起来,以加强整体综合实力,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目的是为了运动医学事业的发展。他认为,“运动医学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良好的阶段,我们更要积极进取。”
在科研方面,敖英芳所长指出:不能为研究而研究,要使我们的研究工作真正地服务于临床工作,为病人解除痛苦才是我们搞科研的目的和关键。无论是关于韧带损伤的研究还是关节其他损伤的研究,都应该围绕着这个指导思想开展,以更好地提高我们的医疗水平。
敖英芳教授坚持下队为运动员服务的方针。他曾负责国家冰上运动队、短道速滑项目运动员的保健、医疗和康复工作。2002年2月,在美国盐湖城第十九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大杨扬获得短道速滑(1000米、500米)两枚金牌。而在这次比赛前的训练中,她的小腿部突然意外受伤,病情严重。大家都说她无法参加冬奥会比赛了,有人说加量训练跟腱就会发生骨折。敖英芳教授诊察后认为可以继续训练,并且可以参加冬奥会比赛。就这样,大杨扬不但参加了这次比赛,而且还拿到了两项世界冠军。事后当人们问敖英芳教授的感受时,他说:“经过我们的努力,运动健儿们不再受伤病困扰,能够恢复竞技状态,夺取了金牌,那一刻我是最高兴的。”
敖英芳教授为病人诊断时,坚持每做一个结论都必须有根据。他说:“关键时刻,若过于保守,会将伤情估计得过重,有可能断送一名世界冠军;但如果不够准确,比如跟腱已经发生部分断裂,还继续训练或参加比赛,就可能出现不可逆转的后果。”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运动伤的治疗则显得越来越重要。随着运动伤的增多,人们对于从事体育运动后的运动保健、由于交通创伤所造成的骨折,以及肌肉、韧带、关节软骨的损伤一类疾病治疗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许多医院都瞄准了这一领域,相继开展学习。
良好的发展状况也提醒着敖英芳所长的忧患意识。在2008年的总结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要“居安思危”。他说:“目前我们已经成为全国唯一集医疗、教学、科研、下队、康复为一体的运动医学中心,是中国奥委会指定的‘运动员伤病防治中心’。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处于学科前沿,也留住了人才。同时,我们面临着挑战,不进则退,现实不允许我们吃老本,不要看到我们现在的工作成绩就沾沾自喜。要在现在的工作基础上继续努力,使实验室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相对发展缓慢的其他研究室带动起来,在政策上、科研奖励上给予加强。以一个整体学科的建设推动研究所事业的发展。”
两副重担 一种分量
论是做党委领导,还是做学科带头人,敖英芳教授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之中。将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不同领域的研究、探索、实践和责任担当一身,他勤谨、踏实的工作作风和求实创新的科学态度,为运动医学学科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技术领域,也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创伤外科与关节镜微创外科技术的诞生,扭转了关节病传统的手术切口大,病人痛苦,恢复时间长的局面。医生只需在手术的关节部位打一两个小眼,就能把里面的情况探查清楚。这一技术基本涵盖了以前开创手术的所有关键内容,达上百种。
抓住了机会,便是成功的开始。自1990年起,敖英芳教授承担了创伤外科与关节镜微创外科方面的研究工作,着手引入了全国第一台全新的关节镜微创手术设备,健全了研究所关节微创外科的医疗体系。起初由于经验不足,边干边摸索,工作开展地较慢。1994年,敖英芳教授出国学习期间,在向国外老师学习的同时,根据工作体会,研究总结出了新的工作方法,回国后继续开展这项工作。而这项手术的难度在于,一是关节腔内视野须保持清晰;二是所有手术操作要在直视荧光屏下进行,需要非常好的手眼配合才能进行手术;三是重建移植物植入不易。而且当时交叉韧带重建是重要技术难点。经与同事们共同努力,克服困难,终于成功。以往,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前后部位同时入路手术,而敖英芳教授没有盲目跟从,他开创了只在前侧打眼的手术方法(前进路单切口全境内重建交叉韧带技术),从而保护了膝关节的后侧结构。他们应用这项技术已经为千余名患者实行了治疗,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十二年来,通过不断地积累经验,总结完善,使这项工作一步步走向了成熟。通过这个平台的建立,不仅使专业本身得到了发展,而且带动了整个关节微创外科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员梯队的建设。这项技术的年手术量达到了3400台左右,利用这一先进技术,还为国内一百多名世界级的运动员,其中包括五十多名世界冠军的伤病实施了手术治疗,并结合临床实践,进行了一系列的临床以及基础研究工作。研究成果获得了省部级和国家级奖项。由于手术的创伤小,损伤轻,有利于运动员和患者在短时间内康复这一特点,得到了运动员和广大患者的好评,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是潜心钻研的结果。据粗略统计,运动医学研究所已完成关节镜手术20000多例,仅关节镜下重建前交叉韧带一项就超过5000余例。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在微创外科手术方面得到了世界同行的好评。
谈到工作成绩敖英芳教授谦虚地说:“我属于小字辈,与众多的运动医学、骨科、膝关节专家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我的体会是:要完成一台手术,首先要用心,然后才是技术。”
从1998年开始,运动医学研究所便开始面向全国举办了微创外科镜学习班。目前,全国各地已经有近千名科主任和专业技术人员前来进修学习,参加学术研讨会、学术交流会议以及各种讲座活动。使关节镜微创外科技术在全国得到了推广,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在当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与时俱进”的感召下,敖英芳教授所带领的团队以开拓创新精神,利用关节镜手术这一平台,以最小的创伤、最好的技术手段、最短的康复时间为运动员及老百姓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敖英芳书记对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他说,新一届领导接任之后,在原有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取得了“教育部创新团队”的称号,这成为我们今后工作的良好起点和发展契机。我们将会进一步继承与发扬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继往开来,勇攀运动医学高峰,再创运动医学研究工作的辉煌。
2009年3月
参考资料
1.《本色人生——记敖英芳》:《中国卫生人才》2008年第9期,作者:袁源
2.《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访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敖英芳教授》:《北医人》,2005年12月第7期
(作者 :梁宾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