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第一次走出国门，20多年来，他走访了28个国家和地区，在许多国际性学术会议上作大会报告，并多次担任主持，在世界学术界为中国争得一席之地。

        2002年，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医药博览会“Medica”，将国际SEIRIN针灸奖颁发给了一位中国学者，以表彰他在针灸原理研究中作出的杰出贡献。

        在针刺作用原理研究领域，他的成就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公认。连续12年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基金，他的系统理论研究成果，以及他发明的“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HANS），对扩大针灸疗法在全世界的应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他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两次）、国家科技进步奖（一次）、首届立夫国际中医药针灸奖、首届紫荆花奖、何梁何利奖等。并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及世界卫生组织（WHO）学术顾问。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韩济生教授。

一、为了儿时的心愿，为了总理的嘱托

        萧山，一个宁静幽美、秀丽如画的江南鱼米之乡。韩济生院士的记忆中，儿时的故乡，大街上铺着青石板，黄包车拉过，有的石块总要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流过城中央的小河上，带毡帽的船夫驾着乌篷船，脚踩长长的横浆，遇见迎面来船时，横浆自然收起，悠然而过。后窗是河道的一个水湾，晚上渔夫坐在一叶小舟的头端，手持小小钢叉，沿着河边缓缓前行，灯火下看到鱼虾，用钢叉一扎，收进舱内……

        1928年，韩济生出生在浙江省萧山县城厢镇一个开业医生家里。

        父亲从外国传教士那里学得一点粗浅的医学知识，行医谋生。他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能真正学医，有更大的本事普济众生，于是为孩子起名“济生”，其中饱含了父辈的深深期望。

        1937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中国大地。敌机扔下的炸弹在萧山宁静的街道和白墙黑瓦的江南民居中爆炸，无辜同胞的鲜血在一个九岁男孩的心灵中刻下痛苦的烙印，他也在这样小小年纪就开始了“逃难”的生涯。不久，母亲在逃难中得了胆囊急症，不治身亡。国耻家仇，铸就了他倔强的性格及自立自强的决心。

        抗战结束了。为了念及父母取名“济生”的初衷，他执意走上了学医的道路，希望做一名医生，特别是做外科医生，真正能“起死回生”，“普济众生”。这是韩济生人生第一个选择，也成为他毕生的追求。

        1947—1952年，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这五年是韩济生一生中知识积累最快速的五年。尽管做一名外科医生是他的愿望，但由于建国初期国家需要创建很多医学院，急需大量基础医学师资，他所在的班被指定只能在基础医学科目中选择就业志愿。于是，“服从祖国需要”，他进行了人生中的第二次选择，即放弃了个人的兴趣，选择了生理和药理专业。从1952年离开上海到1962年到北京，短短十年中，他经历了五次调动：1952年到大连；1953年到哈尔滨；1956年到北京卫生干部进修学院；1961年到北京中医学院；1962年到北京医学院。无论从事血液生理研究或消化生理研究，都只持续了2～3年。不停地调动工作，不断地转变研究方向，坚信国家需要就是自己的选择的韩济生，自愿地承担起社会的责任。谈起那个“奔波”的10年，韩先生总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它锻炼了我从头建设生理实验室的能力。

        1965年，韩济生人生中的一个新的起点，它真正决定了他未来的科研走向。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一些地区开始利用针刺穴位来止痛，但当时西方一些学者仍把针刺镇痛看作是一种东方巫术。1965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卫生部，组织力量研究“针刺麻醉”的原理。当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北京医学院，同年9月，北医党委书记彭瑞骢与在生理学教研室工作的韩济生谈话，希望他担起这项任务，完成总理嘱托。

        针灸，对从事了12年基础研究的韩济生是很陌生的。责任感让他又一次放弃了已经从事的基础研究，一切从头再来。他再一次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而这一锤则定了终身。1965年，结束了10年的“颠沛”，在“针刺麻醉”这样一个全新领域，韩济生带领他的同事和学生开始不懈地努力和探索，做出了骄人的成绩与贡献。经过30多年的潜心研究，深入地阐明了针刺镇痛的机制，证明了针灸能够刺激中枢神经中镇痛化学物质的释放，从而起到镇痛作用。

二、科学研究只能追求国际第一

        韩济生经常说，“我们今天用神经科学的最新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传统的针灸学和针刺镇痛原理，是一项探索性极强的事业，我们的研究结果多是前人从未涉及的理论问题。我们要用这些新成果、新理论推动中国医学的发展，扩大中国医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若不敢或不能从我们的研究中大胆提出新理论、新概念，我们今天的工作就没有意义。”

揭示针刺镇痛奥秘

        韩济生带领同事和学生，从肯定针刺穴位产生镇痛效果的客观规律开始，在整体、细胞、分子和基因等不同水平，证明针刺穴位可以促进脑和脊髓释放出5—羟色胺、内源性阿片肽等化学物质，从而产生镇痛作用。如在针灸针上通以一定参数的电刺激代替手捻针，可以更精确地进行定量研究。他发现应用不同频率的电脉冲刺激，可在脑和脊髓中释放出不同种类的神经肽：低频(2Hz)电刺激引起脑啡肽和内啡肽的释放，高频(100Hz)电刺激引起强啡肽的释放，从而产生特定的治疗效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证明，低频和高频电针信号，是通过中枢神经系统中不同的传递通路而实现的。这些研究结果说明，中国针灸学中关于“在同一穴位用不同手法进行针刺可产生不同的疗效”的说法，是有其科学基础的。研究还发现，针刺持续时间过长，其镇痛效果就逐渐减弱，而形成“耐受”。他对这一现象的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长时间电针引起中枢神经系统中阿片样物质大量释放，将触发另一类神经肽即抗阿片物质，如胆囊收缩素(CCK)的释放，来对抗阿片肽的效应，起到负反馈作用，并在细胞和分子水平阐明了CCK抗阿片的作用机理。在动物实验中，用药理学和转基因方法改变中枢阿片肽与抗阿片肽的相对平衡，可以定向地改变个体对针刺的反应性，从而为提高针灸疗法的临床效果打下基础。

        1979年以来，韩济生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多次主持国际性会议，先后到26个国家地区的100多所大学讲学。著有《神经科学纲要》、《针刺镇痛原理》、《神经科学原理》、《中枢神经介质概论》等论著。连续12年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基金，获国家自然科学科学奖二等奖、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20余次获卫生部、科技部、教育部的科技进步奖，以及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首届立夫中医药奖，香港紫荆花奖，国际针灸奖，等等。1979年韩济生由讲师直接晋升为正教授，1984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1990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1993年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些世界领先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高度评价。韩济生在科研上所作出的突出的成绩，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WHO)聘为科学顾问，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聘为科学评审委员会顾问，被瑞典隆德皇家科学院聘为国际院士。他还担任国际疼痛学会中国分会主席，国际麻醉性药物研究学会执委会委员，曾获国际脑研究组织(1BRO)和美国神经科学基金会联合颁发的“杰出神经科学工作者”奖学金，作为中国大陆唯一的一位科学家，连续12年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提供的科研基金资助。1994年，法国UPSA疼痛研究所主动提出与韩济生合作，在北京医科大学成立“中法疼痛治疗中心”。韩济生把这一中心的成立，看成是“把30年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返回到临床实际，为顽痛病人解除痛苦的一项奉献”，“沟通东方医学与西方医学治疗疼痛经验的一座桥梁。”

        韩先生不仅是的一名杰出的神经科学家，也是一名社会活动家为促进中国疼痛医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他组建了中华医学会疼痛学会和北京市神经科学会，并出任两个学会的理事长。他还担任《生理科学进展》杂志主编、《中国疼痛医学杂志》主编、《中国神经科学杂志》副主编、美国《国际神经科学杂志》编委、英国《神经科学方法学杂志》编委、新加坡《亚太药理学杂志》编委等等。

        1993年，卫生部批准在韩济生任主任的北京医科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建立“脑功能研究”部级重点实验室。在科研基金方面，韩济生除得到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委、教委、卫生部和中医药管理局等的资助外，他还作为中国大陆唯一的一位科学家，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连续取得4期(每期3年)科研基金，研究针刺镇痛原理。

        1995年11月17日，美国最权威的科学杂志《Science》出版了一期有关中国的特刊，介绍“中国之科学”。其中有一篇是讨论国际合作促进科研发展——“恰当的国际联系可以拯救生命也可移山”，文中介绍的三个例子之一就是北京医科大学韩济生教授研究针刺镇痛取得的成绩。文中写道：找到了路子：有一位科学家既得到政府部门的关照又能在国际上活动自如，这就是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大医学部）神经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韩济生。韩已花费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研究针灸的止痛作用，探讨其生物学和神经化学机理，并训练了一代又一代的研究生。韩的实验室接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药物成瘾研究所(NIDA)的科研基金资助。NIDA主任A．Leshner介绍说：“韩的工作非常出色，他是一位秀的科学家，美国有一批最好的科学家正在与他合作”。在Leshner访问韩济生实验室时，他在留言本上写道：“按投入产出比，NIH对本实验室的资助是效率最高的。”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药物成瘾研究所(NIDA)对韩济生科研基金申请书的评审如下：

        “该研究组论文产出率非常高。1990～1993年3年中发表了57篇论文和综述，其中44篇发表于西方杂志上。虽然大部分文章比较短，但总体上对增进针刺镇痛机理所作出的贡献，令人印象深刻。

        “运用了多学科的途径进行研究：包括行为学、神经化学、电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其中有些是很具创造性的。例如应用反义寡核苷酸技术抑制CCK的基因表达，不仅对本项目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其他从事CCK研究的科学工作者也有参考价值，该方法较之应用CCK受体拮抗剂有更强的特异性。改变阿片受体基因表达的工作更增加了工作的深度。”

        鉴于此，评委会认为，“这些动物实验的结果将对治疗人类疾病有直接的相关性”。 
 
        现代神经科学的蓬勃发展，为研究古老的针灸作用原理铺平了道路，而对针灸原理的深入研究，则为神经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韩济生和他百余位同事和学生，30多年来的研究，不仅揭开了针刺麻醉和针刺镇痛的奥秘，也为世界神经科学文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矢志戒毒事业

        吸毒问题曾肆虐全国，解放初期已被彻底禁绝。但到90年代初期，毒品问题死灰复燃，而且来势凶猛，很难遏制。自1990年以来，公安机关公布的吸毒人数每年以百分之十到四十的速度增长，截至2001年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9.1万，实际吸毒人数远远高于此数字。

        韩济生自告奋勇做出了一个冒险的选择：我和我的同事能否为解决这一重大而急迫的社会问题，贡献一份力量？

        西方科学家研究戒毒数十年所得的主要成果，可以归结为“美沙酮维持疗法”。美沙酮是一种长效的鸦片类药物，其作用酷似吗啡和海洛因，但药效持久。服用一杯美沙酮(60－120 mg)，可使血中浓度维持高水平达24小时，几乎占据了体内所有吗啡受体。吗啡受体得到满足，不再产生“戒断症状”，令患者可以安静度过一天；又由于美沙酮用量很大，吸毒者即使再吸海洛因，也不能产生飘飘欲仙的快感，因此也就断了吸毒的欲望。这些优点使得不少国家宁愿为吸毒者终身免费发放美沙酮。

        但是这种疗法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其关键在于“维持”两个宇。由于美沙酮是一种成瘾药物，且成瘾性极强，如果一天不饮此药，毒瘾就会立即发作，必须再服。因此实施此方案必须有一个完善的美沙酮分发系统，有适当的服务半径。而在中国要建立和保持这样一个布满全国的网络系统，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这种疗法也是不足取的。

        韩先生尝试戒毒治疗是从90年代初才开始的。他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刘亦鸣高级电子工程师合作，把几十年研究的结晶，制成一台便携式仪器，只要把邮票大小的电极，贴在穴位表面的皮肤上进行刺激，就能发挥与针灸类似的作用。在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用于开颅手术，可使麻醉药品的用量减少45％，并使手术中各项生理指标更为平稳；在北大医院和北京康复中心用于因脊髓损伤和多种脊髓病变引起的下肢痉挛，使患者持续数年或十余年的肌痉挛得以缓解，为患者及其家属带来了幸福。

        经研究发现，人和动物的脑内有种作用类似于吗啡，化学结构属于多个氨基酸串联而成的肽类物质，名为“内啡肽”，这是一类化合物的总称，至少由4个成员组成，即(狭义的)内啡肽、脑啡肽、内吗啡肽和强啡肽。这种内啡肽若能设法使其加速生成，并及时分泌出来，就可以显著减轻戒断症状和解除心瘾。问题在于：如何使其加速生成呢，韩先生根据科学研究发现，只要在人体的一定穴位上施加特定参数的电刺激，就能加速内啡肽的释放。进一步工作阐明，低频刺激可以引起内啡肽释放，高频刺激可以促使强啡肽释放，大量的动物实验和人体观察结果证明，对解除戒断症状，高频刺激较低频刺激更为有效：对解除心瘾，低频刺激较高频刺激更为有效；低频和高频自动交替的DD波则对二者都有效。这就是“韩氏戒毒仪”的工作原理和理论依据。

        韩先生领导的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先后在海南、广东湛江和上海设立了三个戒毒基地，2002年4月又在天津增设了一个实验基地。根据以上三地(天津除外)提供上来的报告，按照这种方法进行治疗。已有11人经脱毒治疗后出所—年以上未复吸。经多次尿液检查及用国际公认的注射纳洛酮的方法进行催瘾试验，也属阴性。

        来自上海徐汇区的一位戒毒者这样评价“韩氏戒毒仪”，他说：“我曾经有四年的吸毒史。一九九九年一月中旬到江苏太仓自愿戒毒所进行戒毒，出院后，从《上海大众卫生报》上看到‘韩氏戒毒仪’进入上海的消息，并了解到该仪器主要用来戒除‘心瘾’、预防复吸、帮助康复的，我非常高兴。因为对于吸毒者来说，‘心瘾’是最大的敌人。于是，在妻子的陪同下，我走进了韩氏戒毒仪的上海推广指导总站，开始接受治疗。经过三个月坚持不懈的努力，我渐渐消除了各种不适症状，基本摆脱了‘心瘾’的折磨。目前，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治疗期间，我主动与韩教授及推广站的医生们多沟通、多交流，因为每个人所处的症状和每个家庭的环境都有所不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尽快康复是必要的。我非常感谢‘韩氏戒毒仪’使我走出生命的那段误区，使我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一位姓赵的戒毒者介绍自己戒毒体会时说：“是‘韩氏戒毒仪’使我戒毒的愿望变为现实，并且改变了我的人生。回想自己的戒毒经历，真让人刻骨铭心。每次出院后，总以为大功告成，而犯‘心瘾’的时候，又不能自制地重蹈覆辙。因此，总是在戒断毒瘾与复吸之间循环往复。自1999年5月初使用‘韩氏戒毒仪’后，在‘心瘾’作祟时就有了明显的抑制效果。我始终认为，戒毒信念取决于个人，戒毒效果取决于方法，戒毒意志力和能否自我回避以前的吸毒“圈子”，是根据自己生理、心理恢复所决定的。对众多吸毒者而言，有‘韩氏戒毒仪’这样能有效预防‘心瘾反弹’的措施，是非常必要的”。

        为奖励那些脱毒后真正达到一年不复吸的患者。韩先生与夫人朱秀媛教授捐出个人10万元积蓄，设立了“韩氏戒毒不复吸奖”(中国首个由个人设立的戒毒奖)。2002年1月，向三个基地的11人颁发了此奖。2003年1月又颁发了第二次奖，即将20名奖（每名5 000元）全部发出。实践表明：只要能够严格应用韩氏戒毒法，在脱毒者当中，一年不复吸率可达百分之十以上；而一旦有一年不复吸，继续成功的可能性达到90％以上。总结“韩氏戒毒治疗仪”的特点，韩先生概括了“四步骤理念”，它优于西方的戒毒手段，适合于中国的国情。

        （1）绿色戒毒，扶正固本。国外的美沙酮戒毒法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戒毒。我们的方法要远比他们先进：我们是动员吸毒者自身的物质起作用而促使其戒毒，所以只在脱毒疗程的前3至5天用少量中药和西药辅助治疗，随后就用韩氏戒毒仪刺激他的穴位，促使中枢神经系统释放内啡肽，把受压抑的内啡肽系统重新加以扶正：在这里，针灸与中药能起到互补与协同作用。治疗目的是扶持自身的正气，巩固吸毒者本身的抗毒能力。

        (2)平稳脱毒，生理康复。吸毒者去戒毒时总是对脱毒期的戒断症状心存恐瞑，而韩氏戒毒方法能使吸毒者非常安静、平稳地度过这一关，不会感到丝毫痛苦。他能够在我们的戒毒所里平安地脱毒，并达到不需要服用任何替代药物的生理康复。

        (3)温馨脱毒，难忘经历。我们不把吸毒者看成是罪犯，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病人。他们患的是一种反复发作的慢性脑病，表现为精神上高度的人格扭曲，失去人的尊严。对此，我们就有义务细心照顾他们，给予他们心理上的安慰，在各方面尽可能帮助他们。我们必须与他们交朋友，医护人员要与他们共同努力，营造一种温馨的生活氛围，让他们在脱毒期间不仅脱去身体对于毒品的身体依赖，而且逐渐脱去对毒品的精神依赖。

        (4)长期戒毒，永不复吸。脱毒不等于戒毒。脱毒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但这只是完成戒毒的第一步。刚脱毒后的人只是完成了身体内的毒品成份，而其“精神依赖”依然存在。所以他们常常是吸了戒、戒了吸，循环往复。因此，一个负责任的戒毒治疗医生，应该在吸毒者来戒毒之日起，就为其终身戒毒进行考虑和设计。为此，我们为各临床戒毒基地设计的方案是，医护人员要对脱毒后的人员进行追踪辅导，鼓励其随身携带小型韩氏戒毒仪，每晚临睡前应用戒毒仪促进睡眠，遇到与以往吸毒有关的人或情景而勾起“心瘾”时，立即用戒毒仪将其扑灭。经过多次实践，他们就能逐步增强与毒品决裂和回归社会的信心，延长不复吸的时间，最终有可能达到永不复吸。

        尽管大家对毒品的社会危害有目共睹，但是国家对戒毒方面研究经费的支持力度还是远不及心血管和肿瘤疾病的研究，韩济生的针灸戒毒科研项目曾３次申请相关经费资助而未获成功。缺少经费的支持，但是韩先生依然矢志戒毒事业，痴心不改。“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填补了国际空白，获得了国家专利，在美国已获得HANS商标，经过十多年的完善，此治疗仪已走向成熟，其止痛的功效已被全世界公认。

        “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我所期待的是为人民多做些实际的事情。当1951年我还是上海医学院的一名学生时，曾到上海市郊区青浦县的壬屯村去做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当时那种‘干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情形让我感触良多，记忆犹新。50年过去了，我再次到了青浦，这次是到青浦戒毒所。如今，毒品——这个新时期的血吸虫病，让我尤其痛心疾首。因此，我希望社会上有更多的人士来关注这个问题，群策群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也希望大家都要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来关心误入歧途的吸毒者，使他们回归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中去，而不应歧视、唾弃他们。”

        这是一个老科学家发自肺腑的心声。

        “消除吸毒这一社会毒瘤，是个需要配套的系统工程。”许多研究吸毒问题的专家们最终得出这一结论。韩济生院士始终在强调：“吸毒者就像癫痫病人、精神病人一样，他们也是病人，需要得到家庭和社会的理解，特别在就业方面给予出路。消除吸毒，社会的帮教十分重要！”

        1993年，当卫生部批准在韩济生任主任的北京医科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建立“脑功能研究”部级重点实验室时，韩先生对他的学生们说：“1989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把1990年1月1日开始的20世纪最后10年定为研究脑的l0年，而我们中心的研究重点正是脑功能。科学研究只能追求国际第一，而不是国内第一。应该瞄准国际对手展开竞赛，中国人决不能落后!”

        鉴于韩济生所作出的成绩，1984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1990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1993年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三、教人学真，学做真人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学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韩济生院士身体力行，以其对科学求索、奉献的精神及人格魅力感召并激励着学子扎扎实实做学问，诚诚实实做人。

        “我爱教学，得天下英才给予教育，是人生一乐。”

         与韩先生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对科研一丝不苟，对工作精益求精。以常人的眼光来看，他的某些做法近于苛刻、较真，在学术上的严谨，达到令人生畏的程度。

        每年韩先生要审20—30篇研究生论文，而每年的4～6月份，又是他最忙的季节。然而，韩先生对每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都严格把关，大到实验思路，图表设计，小到标点符号。文章的逻辑，文字的通顺，甚至一个英文字母的大写、小写这样的小事也绝不马虎。他要求学生：寄出去的稿件一定要严格，不能出一点差错。他的所有学生都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受，不断修改和完善论文的毕业答辩过程，是韩先生最为“刁难”他们、也是他们科研能力大为提高的过程。

         坚持了20多年的周末 “午餐会”是学生们的又一课堂，平时大家忙于各自的工作，很少相聚，在这里，他们再次感受到韩先生学术上的严谨和做人上的真诚。每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都要拿到“午餐会”上试讲多次，大家提意见。韩先生每次参加国际会议回来也都在午餐会上详细传达所得到的批评或表扬，甚至自己在国际会上的发言、以及对提问的应答中做得不到之处，都向大家坦述，使个人的经验或教训成为集体的精神财富。

        为了解每一个学生及工作人员的工作学习情况，以便指导他们，月初和月中的“半月汇报”成为交流、沟通及提高的又一手段。对每个学生和工作人员的半月汇报，韩先生都仔细批改，并做出必要的指示，为了提高大家的英文写作水平及语言表达能力，韩先生总是鼓励他们用英文写半月汇报，并在午餐会上用英语表述。几年下来，学生们的英语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韩先生不断地鼓励学生将自己的论文投向国外杂志，以期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医学。他常说，搞科学最忌讳模棱两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切忌或尽量减少在谈话及写作中使用“似乎”，“好象”，“可能”等不确切的字眼，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正直坦诚，谈话、写作要务求确切。他反复告诫学生：我们做实验一定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实验一时做不出理想结果，可以慢慢找原因，但绝不能为赶文章，搞假结果。国外曾有人为个人名利，把小白鼠涂黑称基因突变而因此身败名裂，这就是违背科学精神的教训。做实验一定要认真，实验数据一定要确实可靠，我们的实验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韩先生经常对他的学生讲：“实验研究是一个不断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只有敢想、敢干、敢提出设想，理论才能有所前进、有所发展。不要怕说错话，只要是确切的实验结果的正确总结，就要敢说话。但一定要有‘较真’精神，自己给自己较真，不断较真，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并不断发展和修正自己的观点、理论。”他总是用严格的逻辑思维和精细的科学分析方法帮助学生一起分析实验结果，要求他们对自己的实验结果要及时分析，不要只做实验不思考，或做了几个月实验才去思考。要不断总结，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对实验的重复性和出现的变异都非常重视，引导学生将已取得的实验结果中可提出的重要概念全“挖”出来。

        研究生们认为韩先生关于课题设计和具体研究工作的关系的思想，对他们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韩先生说，就科研思路讲一定要放开，要大胆地想，敢于冲破传统观念，敢于提出新的科学设想。但在具体工作安排中，一定要集中精力突破一点，要用伤其十指的精力去断其一指，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一定要在短而快的思想指导下，先从简单易行的方法入手，争取尽快起步，以后再逐步加深、提高。重要的是起步，要从自己所处的条件下设法起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什么条件干什么事，千万不要等。知识和经验总是要在实践中一点点累积起来的。

        在不少人眼里，韩先生过于较真和抠门。他要求别人严，要求自己更严。有单位审批学位点请他填写专家鉴定意见后，送上2000元人民币表示谢意，他按审稿标准只收下50元，其余如数退还。有学生拿着自己起草的出国的推荐信请他审阅，她把自己学习成绩的名次写为：“top 5％”。韩先生认真询问她的成绩后指出：你的成绩不够“top 5％”，就不要写这句。学生争辩说有的同学还把自己写为“top 2％”呢。韩先生表情严肃地说：科学就是要实事求是，你连对自己的评价都没有勇气求实，你将来所从事的科学研究能让人信服吗? 韩先生的“抠门”是有名的，有学生打印材料时有浪费现象，有学生毕业时用经费多领了几个软盘他都严厉批评；他总是将复印纸一面用过反面再用；每天收到大量的信件，并把收集起来的信封作为资料袋再次利用，他还上书北医大校长，建议校内交流的信件，信封用铅笔写，这样用橡皮擦后可以再次使用；他常给领导提意见，并伴有建议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学校新建的宿舍楼下停放的自行车乱成一团，为避免车子出门误撞行人，他依然用做学问的态度画好建围墙和建自行车棚的草图交给学校，包括在哪一段围墙上应该开一个花窗等等……

        在一次研究生毕业典礼上，他在讲话中提问：今天你们是学生，明天就是医师、药师，后天可能当院长。你们看病会不会拿红包？开出贵重药品和检查单是否拿回扣？对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坏风气能不能从我做起加以改变？

        在另一次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他问学生：你去取自行车时，不小心让一排10辆自行车像 “多米诺骨牌”似地成片倒下，而你的车子恰好在10辆车的最上层，你的反应是什么？是庆幸自己的车子在上层，推起就走？还是考虑到自己的车首先倒下，才碰倒一大片，因此愿意花时间把10辆车一一扶起？当你走到大楼门口弹簧门前，看到身后有人跟上来，你是踢开门闪身而过，让门顺势弹回，去碰后来者的鼻子，还是把门推住几秒钟，给后来者以方便和温暖？……他对一连串日常“小事”的提问，给在座的年轻学生留下深深的思考，如何做人？

        “从我做起，少一些不必要的牢骚，多一些真诚的行动”，是韩先生对时弊的对策和对年轻人的希望。

        “批评是培养研究生的主要方法。等到没有什么可批评时，研究生就该毕业了。” 韩先生常引用美国斯坦福大学药理学系教授、北医名誉教授哥德斯坦的这句名言。“一个集体要有真正的团结，必须有坦诚的互相批评帮助。如果得不到批评，就出不了人才，也出不了成果。今天的科研都是集体所为，不是个体单干能有所成的。我们物质条件困难，更要齐心合力才行。这样才能真正地搞好一个团结的集体，在这样的集体中才能培养出高级人才，甚至成为培养这种人才的基地。”这是韩先生对批评的看法。

        “较真”或“叫真”，是韩先生与研究生讨论科研问题时常用的一个术语。实际上这也是他治学态度的核心和科研经验，同时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时间久了，学生们慢慢体会到在他较真精神的背后，有他“自得”的苦乐观。他常说：干什么事都怕较真，但又得较真，做科研更要较真。不是你自己给自己较真，就是别人给你较真，绝不允许由任何人随心所欲地乱说、乱做。较真精神是衡量一个科学工作者素质和品质的重要标准。一个科研人员事业的成就，总是寓于他较真与奋进精神之中，自我较真是自我奋进的基础，不敢较真，不愿较真，就会失去上进的动力，就会止步不前。科学家的一生是在冥思苦想中自施压力、自找问题、自找苦吃中渡过的。吃苦受累在一生中占绝大部分时间，只有在证实自己的设想，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概念的很短时间中才是高兴、快乐的，接着又会陷入新的苦想之中。这种苦和乐，只有真正进入科研状态时，才能理解乐在其中的滋味。当你主动向别人较真，在学术讨论时一针见血向对方提出问题时，常常不自觉地产生一些顾虑，怕伤对方的感情或面子。另一方面为了对事业对朋友负责还得说“尖刻”一点以引起对方的注意。当对方受不了时又常感后悔，只有在对象十分高兴时才感到快乐。这是一个苦、乐交替的过程。只要我们是真心实意地为了科学事业的发展，为了科研集体的前进，自己心怀坦然，坚信对己、对人较真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快乐的。

        在政治上业务上从严要求的同时，韩济生对年轻人的生活也予以亲切的关心。为了提高效率、节省学生们的时间，他肯自费花500美元在美国买一个资料处理和作图用的软件；为了奖励工作努力、成绩突出的学生和科研人员，他可以拿出他自己的储蓄作为奖金，分发给研究组成员。考虑到研究生生活待遇低，他总是将自己出国讲学所得的讲课费换成人民币，按每人的表现和贡献发给津贴，使学生们深感温暖和鼓励。

        韩先生不仅关心同事、学生，在一次出差去机场的途中，听司机说学校车队的一位师傅患癌症住院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与这位患病的司机不过就是坐车与开车的关系，但他挂念着这件事，并让夫人朱秀媛教授带上慰问品，代表他到医院去探望，祝他早日康复。看着手拎慰问品满脸是汗的朱教授，当时在场的病人、家属、医务人员深感意外并为之深深地感动。

       1994年，韩济生获“光华奖学金”l万元人民币。他和夫人商定，用5000元买纪念品送给支持他工作的有关部门和他的实验室的学生和同事；另外的5000元捐给希望工程，为边远山区学校建立一个图书室，为振兴教育事业，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尽一分力。据说这是在北京市以个人名义捐资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希望图书室。1995年金秋十月，在这收获的季节里，延庆县权宁镇孔营小学200多名师生，在新落成的校园隆重举行“韩济生希望图书室”捐建仪式。韩先生发表了深情的讲话：

        “我很高兴能为您校建立一个图书室略尽一份绵薄之力。我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读书一向被尊重，被提倡。但过去读书的动力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今天，我们应该说‘书中自有五彩景，书中自有希望路’。一本好书，可能指出一条希望之路，从而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一个村镇的面貌，促进一个宏伟计划的诞生……，这是我对这个希望图书室的梦想，但愿梦想成真!”

        1995年，“何梁何利”奖颁奖大会于10月19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韩济生院士荣获生命科学科技进步奖10万港币。为推动北医大的教学科研工作，他和夫人向基础医学院捐资5万元，设立“求索奉献”基金，给基础医学院青年技术员颁奖，鼓励在工作中不断钻研和求索，在本职岗位上奉献青春的实干精神。从1996年开始，每年在校庆日向至少5名优秀中青年青年技术员发奖，每人1000元。韩先生表示“鹅毛虽轻情义重”，希望通过这一举措，使人们看到基础医学院教工中有许多安心工作、默默奉献的同志，以表示对他们的敬意。

        1997年5月，他填写了捐献骨髓和身后捐献角膜的志愿书。

        1993年，韩先生卸去担任了10年生理教研室主任的职务，鉴于他科研任务很重及社会活动极为繁忙，教研室领导建议免去其生理学大班讲课任务。但他仍表示不愿完全脱离教学。他由衷地说：“我爱教学，得天下英才给予教育，是人生一乐。”韩先生具有高度逻辑性和极富启发性的讲课，一直受到同学们的极大欢迎，特别是对于那些步入大学殿堂不久的年轻入来说，能听到韩先生这样的著名科学家讲课是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是终身难忘的一次经历。

        韩先生在教学改革方面，强调在讲课中插用英语专业词汇，以利于学生将来进行国际交流；他还提倡电脑在教学中的应用，对此他不仅坚持倡导，并身体力行。他帮助从国外购买软件，主编《生理多选题汇编》和英文生理学教材等。为迎接20世纪最后10年世界神经科学的大发展，为中国神经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创造条件1991年韩先生开始筹备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大型神经科学专著《神经科学纲要》，1993年出版后，受到普遍好评。中国神经科学的创始人之一张香桐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把韩济生在一年余时间内汇聚国内外69位华裔学者编成150余万字的巨著，称为“奇迹”。1995年12月，国家教委为此书颁发了生物医学科技书目中唯一的一个特等奖，并获1996年卫生部科技书刊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在2003年医学部研究生开学典礼上，韩济生院士作为教师代表，从“积极主动，自我设计；精巧安排，见缝插针；多查文献，知己知彼；不怕困难，百折不挠；互助互利，共同提高；难忘岁月，金色年华”等六方面给应届研究生上了第1堂课。他说，研究生阶段过的绝不是载歌载舞的浪漫生活，而是刻苦生涯，“不是地狱，胜似地狱”。他满怀深情地对学生们提出殷切期望：经过3—5年的锤练，希望你们成为终生都闪闪发光永不生锈的优质不锈钢：经过高温高压处理，成为坚硬无比的金刚钻。以今天为起点，你的一生将与科学研究有了不解之缘。用科学研究的眼光来审视一切、对待一切，永不满足，永不停歇。这样，你自己能感到一生无怨无悔，能让北大因你而自豪，让中国因你而骄傲!

四、他们心中的韩济生院士

        1998年，在韩济生院士70高龄、执教45周年的时候，他的学生主编了一本《芳菲时节》，得益于先生教诲的数十位海内外学生及韩先生的亲人、同事及老领导们回忆了与他共同走过的岁月。生活中点滴小事无足挂齿，却可以折射一个人的品德。透过他们的眼睛，使我们对韩先生如何做人、做学问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使我们感受到韩先生在他们心中的位置。

来自亲人的评价

       朱秀媛教授与韩先生相助相携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朱教授说，别看他现在这副书呆子样子，年轻时，他的兴趣很广泛：唱歌、游泳、打排球、玩双杠、跳苏联鸭子步舞、当文娱委员……。他特别喜欢动手修东西，做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裁剪衣服。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他是一个惜时如金，与时间赛跑的人，他几乎把分分秒秒都用在了工作上。如果你留意一下，会发现他的手不停地在空中或自己腿上写字，这是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在练字。每天早晨20分钟打网球的时间经常被挤掉，他就利用间隙时间原地蹦蹦跳眺。他每天睡的时间很少，但他有办法弥补。我和他一同首次出访台湾的时候，对方一天内要安排他到2—3处演讲，上汽车后，他把下一场用的幻灯片整理好，就抓紧时间小睡，等汽车到了目的地，他又抖擞精神活跃在讲坛上。但即使这样的“巧”安排，对体力也是极大的消耗，常常回到家就生一场病。1994年从美国西海岸到东海岸再到加拿大，10天讲了14场，最后是发着烧返回北京的。

        韩先生的儿子曾经是他的学生和同事。他说，父亲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与父亲交往不深时，他会给人一种傻呆呆的感觉，是一个三句话不离本行的工作狂和书呆子。实际上，他是一个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人。他对国际政治、历史、旅游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书法、缝纫、电子技术等方面有很深的爱好。他的书法自成一体。他爱唱歌，爱打网球，冬爱滑冰，夏好游泳，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而紧张繁忙的工作使他几乎放弃了全部业余爱好，而专心搞科研。父亲放弃了许多喜爱的东西，为了更好地追求他最喜爱的东西。他的工作安排永远是紧张无比。2003年9月，他访问美国，19天内做了10场报告，包括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洛杉矶分校，东海岸的哈佛大学及其附属医院，马里兰大学，NIH的两个研究所等等。

        女儿韩一虹人格的形成有着父亲重要的影响。“我一生只挨过父亲一次打”。小的时候她带着一幅猪八戒面具故意吓哭邻家的小男孩被父亲训斥不该欺负人。没过多久，她又旧戏重演，被父亲重重地打了手心，并严厉地指出：“第一下是因为你欺负弱小者；第二下是因为你明知故犯。”要爱护比自己弱小的人，决不可以欺负人。直到今天，女儿都牢记于心。

        韩先生常教导年轻人要热心公共事务，尊重别人的劳动。韩先生曾住过有十几户人家的大杂院。周末回家的时候，总是一大早起来带着孩子们扫院子。下雪时，父亲与他们冒着严寒去扫雪。不仅扫出主干路，还打扫出通向每家门口的小路。院子里来了磨剪子、磨刀的师傅，韩先生和朱教授总是派孩子们去给师傅送上一杯水。正是这些看上去无足挂齿的日常举动，影响了并决定了孩子们日后的为人和习惯。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劳动。

先生的教诲让我们受益终生

        《芳菲时节》中记录着几十位韩先生弟子对他的一片真诚敬意和感激之情，特别是那些身在海外的学生，他们今天能够在国外顺利地开展工作，让他们永远感激在韩先生身边的“痛苦并快乐”的日子，他们挨过严厉的批评训斥，感受过父亲般的温暖亲情。他们满怀深情地说，在先生身边只有几年的日子，但这是我们一生最愉快、最难忘的日子，亲聆先生的教诲是短暂的，但受益于先生的教诲是终身的。我们在科学研究中的点滴进步，都凝聚着导师诲人不倦的心血和汗水，他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治学风格，是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典范；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言行一致、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磊落胸襟，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楷模。这一切，都是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而终身受益。

        1998年，当得知韩先生执教45周年时，他们纷纷写下了对导师的感受。

        “当我有幸成为韩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以后，才真正熟悉和了解了韩先生。更为他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思维，雄辩的口才所折服，为他对科学事业求索奉献，对学生精心培养的精神所感动。凡在韩先生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深有体会，工作虽然非常辛苦，但却能得到非常大的收获。这些收获不仅仅限于科研思路和科研能力的训练，而且还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养成丁一些好的品质，因此而受益终生。

        “先生的精力总是那样充沛，虽已年过花甲，每天却超负荷工作，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为节省时间，他总是步履匆匆，上楼梯常常是两级并一级。在韩先生这种苦干精神的感召下，神经科学研究中心所有的学生和工作人员，都在奋力为发展针灸医学和疼痛医学而不辞辛劳地奉献着，也使得我们实验室从原来一个很小的针刺麻醉研究室，变成了一个享有盛名的卫生部重点实验室。

        “有一件事令我深深感动并终生难忘。那是在答辩之后大家到韩老师家去玩，期间同韩师母聊天，韩师母告诉我们，韩老师晚上工作到深夜，实在太困了，就在地毯上躺一会儿，又怕睡着时间太长，睡觉时，倒背双手，当双手发麻，感到不舒服时，人自然就醒过来，继续工作，当时我们在场的人都被深深地震动了，古人的‘头悬梁、锥刺股’就发生在我们的导师身上。回来的路上，大家默默无语，韩老师崇高的敬业精神、执著的工作热情，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以后的生活中，它时时激励我们珍惜时光，勤奋工作。

       “韩先生进电梯时总先按关门键，再按楼层键，因为“可以节省一秒钟时间”；人未走到屋门，手中已拿好了开门的钥匙，而不是到门口再找钥匙。他曾因腰椎病被迫卧床3个月，他更抓紧时间，在病床上指导研究生，改文章，写基金申请等。在疾病最重时，还去上海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由于不能坐，他站着参加会议……。我们劝他，您经过数十年研究，硕果累累，作为中科院院士和国际知名科学家，享誉海内外，现在功成名就，年岁已高，应该把工作节奏略微放慢些，适当安排生活了。但他的回答仍然是他的四字座右铭：“求索，奉献”。他深沉地说：“为人民的奉献是毕生的，对科学未知的求索是永无止境的。”“求索奉献”是韩济生毕生的信念。他的这种精神，感染着实验室的几十人集体和为数更多的北医大学生，在科学道路上求索，为人类健康而奉献。
 
      “先生非常珍惜组内的团结，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曾给先生带了一只哈蜜瓜，先生非常高兴，一次全组开会，先生根据组内的人数，一块块切开分给每一个人，不在的人也要留一份。先生的工作得了奖，我们虽没有参加，但也能得到一定数量的奖金。先生工作那么忙，还经常关心我们的生活，我记得除夕元旦会餐，先生给我们唱英文歌，还组织到颐和园春游。过年请我们到他家吃饭。我离开了北医，有困难，总是得到先生的帮助。

        每到新年前后，韩先生家的客厅里就会变成一个五彩缤纷的贺卡的世界。学生们无论毕业了多少年，身在何地，每年的此时都忘不了这位情同严父一样的老师，都要寄上一张小小的贺卡，表示感激之情，那五颜六色的贺卡表达了世界各地一颗颗跳动的赤诚之心。

自我评价

       半个世纪，韩济生院士在科学之路上艰难跋涉，半个世纪，在韩济生院士的亲自教诲和指导下成长、成材的学生们，如今都已成为科研上的生力军。他这样评价着自己的工作：

        回顾自己半个世纪的科学生涯，我总觉得自己是十足的幸运儿。好老师，好学生，出色的学校，重要的国家课题。值得庆幸的是，从1952年到1962年这10年间，我遇见了吴襄教授、王志均教授和季钟朴教授，这是一生难得的机会和经历。吴先生主要教我如何做好教学工作；王先生主要教我如何进行科研工作；季老师则以他一生兢兢业业奉献给中国医学教育和科技事业的献身精神，教给我怎样做人。

        我对教学和科研都很有兴趣，另—方面我也认识到理应做一些社会工作，把自己得到的知识向社会做出回馈，可是在时间这个常数下以上三件事往往发生矛盾。我常想：自知天赋不高，只能借助勤奋；每念人生有涯，唯求后继有人。我的一生如果有一点成绩，除了老师的栽培，领导的大力支持，最重要的是同事和学生们的帮助和通力合作。从我正式搞科研开始，就离不开集体的帮助。

       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今天掌握的知识大多数是前人用血水和汗水换来的，我们是踩在别人肩上上来的，因此我们有责任给后人留些什么，让后人踩在我们的肩上向前进。科学研究不是一个人、一代人能完成的，需要多少代人的长期努力。

       一个人可以靠耍小聪明得到一时一事的成功，但要最终取得一定的成绩只能靠勤奋。我总在想，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唯一可以掌握的是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尽可能利用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做好自己能做的每件事情，这是我的简单信条。用自己争分夺秒的努力，不辜负命运赐予我的良好机遇。

       我真诚的希望是，我所渡过的30年，只是北大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发展历程中的助跑阶段，另一些幸运儿将接过接力棒，去开创明朗的前程!

        这就是韩济生院士。

        今天，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我们仍不时地见到这位年愈花甲的老科学家，手中拎着一只沉甸甸的公文包，三步并两步地上楼梯，或者见到一个骑着20余年一贯制的“永久”车的背影，如这辆“永久”车一样，韩济生院士不会停止工作的脚步。

        19世纪英国伟大的道德学家缪尔•斯迈尔斯认为：“人类民族中那些历久弥坚的优秀道德传统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不过时，都不应该被人们抛弃，人生的成功没有捷径可走，只有遵循了这些古老的优秀道德品行，人们才能在各行各业取得成功和获得幸福。这些道德品行有：吃苦耐劳、坚忍不拔、自立自救、诚实公正、耐心仁慈、勤奋节俭等。抛弃这些优秀道德品行去寻求什么窍门、捷径、点子。都不会获得人生真正的成功和幸福。这些因素不但是个人，也是民族和国家走向繁荣幸福的永恒的不二法门。”

        韩济生院士在自己的人生中践行着这些优秀品质，并传授给一代代青年。

（傅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