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存生:科学发展观也是科学改革观
赵存生:科学发展观也是科学改革观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不但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而且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重大战略思想。这是因为发展同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自我完善发展的动力,没有对我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按照其分别同我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规律进行科学的改革,就没有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科学发展。科学发展与科学改革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科学改革是科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也是科学改革观。科学发展观既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也是指导改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候理所当然地也要树立和落实科学改革观。在当前,特别指出并且强调这个问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回顾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展望我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我感到,树立和落实科学改革观,至少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我国28年来的改革进行科学的总结和评价,恰如其分地肯定成绩,厘清问题,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和路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实践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政策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得考验的,改革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伴随着改革成就的取得,一些问题也日益凸现出来。特别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在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明显扩大,基尼系数已超过世界公认的警戒线,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继续恶化等问题,也已经到了必须给以高度重视和切实予以解决的时候了。否则不但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影响改革的进行,而且会危及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的稳定。正如邓小平所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的财富,大多数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1364页)成就伟大,问题尖锐,挑战严峻,我国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对成就没有足够的认识,或者对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都是片面的、有害的。正是在这个时候,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为继续深化改革定了音;一方面高屋建瓴地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措施的有效性,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南和前进路径。因此,可以说,科学发展观不但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和道路前进的重大战略思想,而且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的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和道路前进的重大战略思想。
二是要以历史唯物论指导改革,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把实现、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归宿点和检验标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通过认识、运用客观规律的实践活动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改革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发展要以人为本,改革也要以人为本。要把以人为本作为根本的价值取向,坚持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通过改革取得的发展成果要由人民共享,检验改革的标准是人民利益是否实现和实现的程度。对广大人民群众满意的政策和措施,要坚持实行并不断加以完善;对广大人民群众不满意的政策和措施,则要及时妥善地加以修正和调整。在改革中要始终坚持这样一条: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改革的结果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三是要用唯物辨证的科学方法指导改革实践,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工作方法。这是由毛泽东提倡并且由实践证明了的正确路线和方法。我们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本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精神,排除来自主客观方面的各种干扰,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利益观和政绩观,自觉地坚持这样的路线和方法。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改革提供理论和政策咨询的专家学者也要自觉地坚持这样的路线和方法,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肩负的重要社会责任,避免脱离实际和脱离人民群众。为什么要突出地提出这两部分人呢?因为这两部分人在改革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改革精神。我国的改革是独立自主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改革和发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可以说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现成的答案,只有靠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独立自主地进行探索和创造。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以开放的胸怀、世界的眼光,自觉地、积极地学习和借鉴国外有益的思想、理论和经验。但是,要做好这一点,首先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对国外相关的思想、理论和经验进行认真负责的筛选,从中找出有可能为我们所用的东西来。其次,即便是对这些有用的东西也不能原封不动地照套照搬照用,而必须对其进行加工、改造,使之符合中国国情,实现本土化,以便于为我们所用。实践证明,对马克思主义不能搞教条主义,对上述这些思想、理论和经验同样不能搞教条主义。
五是要坚持适度、渐进、可控制的原则。所谓适度,就是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所谓渐进,就是要逐渐前进,积小胜为大胜,不要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管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中国这个大国经不起折腾,折腾势必误国、害国。我国28年的改革过程就是一个渐进改革的过程,实践证明,渐进改革是对的。中国改革的主体是我们党和人民,改革的过程就是我们这个主体自觉认识规律并且按照规律发挥主体性的过程。恩格斯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30页)改革的力量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力量。这个力量是可以认识的因而也是可以控制和驾驭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自觉地把握规律,按照规律办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是提高党领导人民驾驭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和发展的能力。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落实,就是自觉认识、把握和运用规律对改革和发展进行驾驭和控制的体现。
六是要坚持代价共同分担和成果共同分享的原则,既要分享阳光又要分担风雨,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和正义。任何改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问题在于要尽可能地减少付出的代价,把它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并且让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承担这个代价,而不能只是由一部分社会成员全部承担或者主要承担这个代价。我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在代价承担方面有失公平并因此伴生出一系列矛盾。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要让改革的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而不能只由一部分社会成员分享,或者由一部分社会成员分享大部分成果,另一部分社会成员分享得很少,造成社会成员在享有经济、政治、文化权益方面的严重失衡并因此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党和政府一定要搞好宏观调控,坚持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在收入分配方面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既不能搞平均主义,也要防止两极分化。
七是要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保持社会的有序运行和团结稳定。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优秀的思想就是“和”的思想。“礼之用,和为贵”、“和实生物”、“天地人和”、“协和万邦”、“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心平气和”等等。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故宫三大殿的名字,中间都是一个“和”字。当代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以及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各个利益群体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对这些矛盾必须承认它、正视它,但这些矛盾绝大多数都是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采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加以解决。要善于运用沟通、协商的方法,疏通、引导的方法,民主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既讲清道理又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以及德法兼治的方法等,来缓和矛盾、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的团结、秩序和稳定,为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和谐有序的环境。
需要说明的是,强调以上几点,并不是要束缚改革的手脚,磨灭改革的活力,窒息改革的创新精神,停顿改革的前进步伐,而是要按照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改革切实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轨道,使改革朝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方向前进。应当认识到,改革是不可逆转的,因此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推进改革;还应当认识到,改革是要遵循客观规律的,因此对改革要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推进。
最后,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树立和落实科学改革观,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改革的理论,而不能割裂和曲解这个理论。邓小平的改革理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的改革理论。在邓小平的改革理论中,既强调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又强调改革的目的是通过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要用“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既强调要打破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民群众先富裕起来,又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要反对两极分化、通过必要的政策调解以及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等方法实现共同富裕;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又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协调发展,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既强调改革的坚定性,提出要从改革中寻找出路,又强调改革的科学性和渐进性,提出要经过实验,对的坚持,错的改正过来等等。在对待邓小平理论包括其改革理论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反对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错误态度和做法。类似这样的问题在过去是有过教训的,我们必须牢记这方面的教训,决不能让它重演。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既是我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改革的攻坚时期。我们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我国的发展和改革,更快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本文系作者在200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理论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