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士·沃森因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后，蜂拥而来的社会活动使克里克不胜其烦，为了摆脱这种无休止的纠缠，他设计了一种通用的谢绝书，上面写道：

 

    克里克博士对来函表示感谢。但十分遗憾，他不能应您的盛情邀请而：

 

给您签名                            为您的事业出力

赠送相片                             阅读您的文稿

为您治病                            作一次报告

接受采访                            参加会议

发布广播谈话                    担任主席

在电视中露面                    充当编辑

赴宴后作演讲                    写一本书

充当证人                            接受名誉学位

 

    克里克是一个天性超脱，内心里有着一种对科学的深深迷恋和狂热追求的真正的科学家，这使他可以抵挡世俗的虚荣。但“获得诺贝尔奖，便好像打开一扇闸门，使经济上的和荣誉性的种种新的利益和义务如洪水般地一涌而至。”对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讲，要抵抗这种突然变成“明星”所带来的种种诱惑是不容易的。但这种诱惑对获奖者的科学事业的损害则是显而易见的。据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朱克曼在《科学界的精英》一书中对美国的4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获奖者的创造力在获奖后的5年内急骤下降，他们发表的论文数，与获奖前的5年相比，平均下降了三分之一。其中三人获奖后担任高级行政职务，创造力下降更为明显。他们在获奖前的5年中，平均每年发表论文10.6篇，获奖担任行政职务后，平均每年发表论文只有3.9篇（下降66%）。从更长一些时间来看，这种下降趋势仍在继续。在获奖后的第二个5年（从第6-10年），他们发表论文的数量，在前5年下降的基础上，又平均下降27%，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研究工作的创新性明显下降。对这些资料的分析，朱克曼的结论是：“就长期而论，与短期的情况相同，诺贝尔奖及其带来的巨大声望使获奖者难以继续从事那种使他们获奖的研究工作。”

 

    影响获奖科学家继续从事有创造性工作的因素，除克里克在谢绝书中所列举的那些外，更重要的是来自政治和经济上的。“获奖人已被用来证明各种投机行为，包括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商业的和军事上的合法性。”诺贝尔奖已成为了一种象征。“一个国家拥有诺贝尔奖的人数，在某种程度上是科学政策成败的标志”，“宣称拥有获奖人的数目，已经成了一个国家的大学，学院和研究机构显示竞争力的一种方式”，“各种机构都以此作为吹嘘的资本，商业企业则用来提高利润德百分比，和促进销售额的增长。”因此，诺贝尔奖获奖人在获奖后突然而至的种种荣誉和吹捧背后，隐藏着深深的玄机，在某种程度上，诺贝尔奖获得者变成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但这种推崇和吹嘘，常常使获奖人进入一种自我认知的虚幻世界，使得某些获奖人“不但声称自己是本行业佼佼者，而且还自以为无所不知，并处处以权威自诩”。正如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希尔所说：“诺贝尔奖使有些人简直发了狂。我知道有一位获奖者，他因竞自大到如此地步，以致在自己名字后面，总要加上缩写得NL”（NL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英文Nobel Laureate的缩写）。

 

    现代科学是一种集体的事业，一项伟大的科学发现或发明，通常是由许多个合作者共同完成的，但获奖的往往只是这个团队的某一个人（通常是这个实验室的头），这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公平的性质，其结果常常是使一个经过多年磨合而形成的高效而富有创新性的研究小组的解体。据朱克曼的统计，一般在获奖后，获奖人与他原来的主要合作伙伴继续合作，进行研究持续的时间平均只有3.6年。一个例外是库南特和理查茨，他们从1923年就开始合作进行心肺生理学的研究，并于1956年因发明心导管术而共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此后二人仍继续合作，直至1973年理查茨去世为止。但获奖后二人合作的共同兴趣已转向医学史和医学教育。

 

    诺贝尔学科奖的成就还使获奖人获得了在许多公众领域的话语权，这使获奖科学家们的社会角色发生分化。一些人转行为技术官僚或科学管理者（如沃森），一些人则将兴趣转向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如莫诺，雅各布，梅达沃，埃克尔斯，海森伯等），有的则把他们科学上的权威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力。“获得诺贝尔奖似乎就使他们的意见——甚至那些与科学无关的意见也显得格外合理和受人重视。”据朱克曼统计，“在出头露面最多的美国科学家中，前10名中就有5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是：鲍林，莱顿伯格，沃尔德，西博格和沃森”。此外，在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还形成了一种政治“压力集团”，介入政治事务。最明显的是70年代初美国4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名上书美国总统，要求结束越南战争；以及70年代初，苏联的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35位院士在《真理报》上发表谴责持不同政见科学家萨哈罗夫的信，以及针对苏联的这个行动，来自18个国家的89位诺贝尔获奖者在《纽约时报》联名发表的支持萨哈罗夫的信。这些都成了冷战的一部分。

 

    “按照原来得设想，诺贝尔奖既要嘉奖过去对科学作出得贡献，也要鼓励今后继续为科学作贡献”，但实际情况却产生了意料之外的效果。“这使许多科学家对诺贝尔奖的价值表示了怀疑”朱克曼认为“诺贝尔奖已成为它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牺牲品。这种情况已导致全世界的科学家就作为一种制度的诺贝尔奖展开了辩论。”反对者举出种种事例证明，诺贝尔奖“一是不能促进科学知识的发展，二是它最终将降低科学活动的质量。”朱克曼也认为：“总的来讲，似乎可以肯定地说，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不会因诺贝尔奖而有所变化（促进）”。最近国内翻译出版的“权谋”和“诺贝尔的囚徒”二本书，揭示了诺贝尔遴选过程中的种种并不干净的内幕，使人们感到，诺贝尔奖制度似乎有可能成为一种权力腐败的象征。

 

    但是，诺贝尔奖100多年的历史证明，除极少数的例外，获奖项目确实代表了一个世纪以来，现代科学的最高成就，诺贝尔奖获得者确实是处于科学社会分层中顶尖的科学界的精英。在相当程度上的，诺贝尔奖的历史就是一部20世纪的科学发展史，它是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绕不过去的研究课题。在默顿的科学社会学语境中，“奖励系统”是科学这一社会活动固有的组成部分，它是维持科学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诺贝尔奖已经成为现代科学体制的一部分，它并不完美，还需要完善，这是毫无疑问的。诺贝尔奖是现代科学中的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许多奖项，奖金数目比它大，历史比它悠久，评选的范围比它广，但都没能获得象它这样高的接受度，和如此广泛的象征意义。它何以能成为如此？这倒是一个值得进入深入研究的课题。

 

 

（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     谢蜀生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