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纪念“‘双百方针’暨中国哲学史问题学术研讨会”五十周年讨论会上的讲话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杨河

（2007年1月22日）

        50多年前，为繁荣文化事业、推进科学研究，毛泽东在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方针。这一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了建国后我国哲学界第一次“中国哲学史问题大型学术研讨会”，就若干重要的学术问题展开了讨论。50年后的今天，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邀请全国各地哲学界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举行“纪念‘双百方针’暨中国哲学史问题学术研讨会”五十周年讨论会，重温历史，反思现实，瞩目未来，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在此，我谨代表北京大学向出席此次讨论会的各位领导、专家和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指导文化艺术发展和科学学术研究的基本方针，体现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的提出，在当时，对于我们反对各种影响科学文化发展的错误倾向例如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解除广大知识分子和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束缚，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学术思想的繁荣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的思想理论界、文化艺术界一度出现了非常活跃的局面，呈现出良好发展的趋势。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后来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不应有的失误，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纠正了“左”倾的错误，在改革开放中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恢复和发展了“双百”方针，积累了新的经验，迈出了新的步伐。

       当前，我们正处在建国以后贯彻“双百”方针的最好时期，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任务，为我们进一步正确认识“双百”方针，积极用好“双百”方针，深入贯彻“双百”方针指出了方向，也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和条件。

      “双百”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基本方针，目的是要充分发挥科学文化探求和弘扬真、善、美的功能和作用。众所周知，人文社会科学是对历史发展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是对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的说明，自然科学是对客观物质世界发展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说明，文学艺术虽然高于生活，但是基础还在于生活。如何探求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如何揭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自有了学问，就有了研究学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有了研究学问的价值倾向，中国的学者更为注重这一点。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开始自觉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探求民族复兴之路，在历经磨难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历史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今天，我们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共同的理想，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与个人的幸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结合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形成社会共识上，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很强的亲和性，这是我们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不能脱离的社会历史条件，是最大的社会现实。坚持这个共同的理想，围绕这个共同理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促进“双百”方针的重要保证，也是它的重要任务。实践证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贯彻“双百”方针是应该统一，也是可以统一的。50多年来，我们党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顺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潮流，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必将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走出更广阔的道路。

       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决不意味着政治性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最终目的，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的非常清楚，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发展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为什么要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做到“两个促进”呢？这是因为科学、艺术和文化的发展有它们自身相对独立的规律性，需要进行自由的学术探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对学术研究自由的肯定和拓展。

        “双百”方针中的“百花”和“百家”，应是指参与学术研究领域的自由，人人皆可，更不用说各家各派，正如毛泽东在1956年2月的一封信中所说：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即使是在这方面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0页） “齐放”和“争鸣”应是指各自坚持自己观点（包括不同意他人观点、批评他人观点）的自由，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又正如毛泽东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双百”方针体现了对从事科学艺术研究者主体地位和学术人格的尊重，也体现了认识发展的规律，人类的认识过程总是存在着矛盾，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不同思想和学派的对立，在任何时候都存在，没有矛盾，就没有发展，解决这些矛盾，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有允许“放”和“鸣”，才有比较和斗争，也才能辨别真善美和假恶丑，才能发展学术。毛泽东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8页）贯彻“双百”方针，首先要求我们要学会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而不同。其次要严格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学术是非只能用学术途径去辩明，不能把学术和政治混淆在一起，更不能用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来对待学术问题。在学术研究领域，应提倡和尊重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自由、创作和批评的自由，允许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存在和发展，提倡公平、公正、平等、平和的争鸣和讨论，允许说理充分、言之凿凿、追求真理、坦诚相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支持和保证不同形式、风格的学术的自由发展和相互了解、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北京大学具有百余年学术研究的历史，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精神，1916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为了将北京大学办成中国的思想重镇和学术殿堂，他继承严复的思想，提出的办学方针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这个办学方针的根本点，是强调大学以学术为本，学术以自由为本。在他看来，“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载《蔡元培文集》教育卷上，第360页。台湾锦绣出版社1995年） 他到北京大学后的第一次演说，就告诫学生：“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载《蔡元培文集》教育卷下，第708页。台湾锦绣出版社1995年）在如何研究学问的问题上，他反对以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为上，独尊儒术的旧传统，引入西方的学术理念，指出：“对于学说 ，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既是讲兼容古今、新旧之学，又是讲兼容中西、世界之学。但并不是良莠不分，而是取其精华，如其所言：“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载《蔡元培文集》教育卷上，第483页。台湾锦绣出版社1995）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的实施，一方面为各种新思潮进入北京大学打开了闸门；另一方面又为传统思想保留了讲坛，这样，在北京大学校内便形成了新、旧两派，造成了“五四”前后北京大学自由探讨、百家争鸣、砥砺学问的难得局面，一批青年学者在自由的学术环境中开始崭露头角。

        蔡元培所倡导的这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期间形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时代精神，以及在五四运动以后所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构成了“北大精神”的三个不可或缺方面。建国以后，这三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上更为紧密的统一在一起。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开展自由的学术研究，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综合创新，以科学的精神，先进的文化，高尚的情操教书育人，以一流的成果，一流的人才服务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促进民族复兴大业的完成，是新时代对北京大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北大精神”内在的应有之义。就此而言，“北大精神”与“双百”方针是相通的，今天，我们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入贯彻“双百”方针，应该与发扬“北大精神”更好的结合起来。

       贯彻“双百”方针，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将它统一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方面，我们讲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说到底，是因为真理的确立，不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而取决于实践的结果；另一方面，实践对真理的检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理论都需要调整、补充和修正。在实践对真理最终确立之前，各种理论、学说的独立研究和它们之间的自由对话，有利于真理的形成和完善，在很多情况下，最后确立的真理，往往是集各家之长，综合创新的结果。

        实践总是常青的，50年前的那场讨论，留下了很多争论的空间，这些不同意见我们在当时很难做出判断，50年后再来回顾，大家对问题看的会清楚多了，原因就在于这50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自由的学术研究有助于形成真理，但不能确定真理，有助于减少失误，但不能保证不犯错误，尊重实践，诉诸实践，才能使我们真正找到真理，修正错误。

        “双百”方针只有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体现出它的生命力和作用，“双百”方针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丰富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不可避免会出现社会意识的多样化，现代通讯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又赋予了这种多样化的社会意识以快捷便利的表达和传播方式，这是“双百”方针提出的那个时代不可能想到的事情。这些新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使得贯彻“双百”方针有了更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要求，有了更广阔的社会平台和更方便的条件；另一方面，又使得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的各种干扰甚至有害信息或因素增加，如何适应信息接受方式和意见表达渠道日益多样化趋势，加强舆论引导，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参与和分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在今后贯彻“双百”方针，发展“双百”方针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既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者的一个重要社会责任。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前途未来。2004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在2006年召开的全国第八次文代会和第七次作代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也指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以繁荣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丰硕的和谐文化建设成果，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今天到会的是多年来工作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领导和专家学者，让我们一齐来认真学习和领会党中央文件和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的精神，在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更加自觉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营造健康活泼、团结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氛围，迎接哲学社会科学蓬勃繁荣的新的春天！

（摘自北大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