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三院各科室都忙于“文革”破坏的修复。运动医学研究所刚刚恢复，研究所的骨干高云秋，陈吉棣都刚刚由甘肃调回来。

    1979年，左奇院长找我，要调我当三院的副院长，主管科研。多数三院的科室领导都劝我不要干，“文革的教训太多了，还当领导！”，但是我同意了。为什么？当时我想“文革”的经验是什么？是1）没有党组织，挨斗！2）没有四个现代化，过一个月半两油的生活，共产党就要垮台！为此这个副院长我干了。就这样1979－1983年我好好兼职干了四年三院的副院长。

    1983年让我到北医当院长的消息，在三院当时有传闻。自己不想干，但又找不到推脱的办法。1983年2月，卫生部找我谈话，我想一定是征求我的意见，正好可申诉理由。“是让我做运动医学还是做北医的院长，崔月犁部长最好和体委的李梦华主任谈谈，我服从决定。”事实是不想干行政。当时接见我的卫生部的副部长谭云鹤对我说，中组部聘书已经下来了，你和我一样卷着铺盖上班去吧。宣布后，北医彭瑞骢书记也由旁门出来了，我说既然叫我做，我就是你的助手，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一切我听你的。1983年3月24日北医召开了扩大的院务会议，介绍了我这个新院长。我当时说，我没有三把火，愿致力组建一个团结的班子。团结就是力量，一切工作就好办了。这一点我是做到了，吴阶平教授曾评论说，“从来就没想过，这一届有那么好的团结班子”。我是一个新手，学校的好坏主要在科室。当时我的精力主要放在抓科室的发展上。我请了三王一冯（王序、王志钧、王叔咸、冯传汉教授）教授做学校的总参谋班子，每逢研究科室发展时，他们都参加，有问题时找他们出来谈，矛盾就解决了。现在三王教授都已过世，每念及他们，那么高龄还在楼梯上爬来爬去，心情十分沉重，多谢了，永远怀念你们。当我离职时卫生部陈敏章部长找我谈话，我汇报了这件事，陈部长说，这个办法好，这些人选，代表了你对学校的办院方向。今后你校下届的班子也应当这样办。

    我当北医的院长时，是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的发展战略，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初兴时期。学校的改革有两件大事，一是学位制（学校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二是科研经费的发放改为基金申请制。我校过去的经费基本是按本科生的在校数目拨发，科研经费很少，要搞科研都要占用本科生经费，为此经常争吵不休。这两条改革，救了命，学校有近1800名研究生，500名导师的科研力量，有近1000万 的申请科研费。学校的形势大变了。学校的发展策略决定为“以研究生教育为中心，理顺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在医院则“以医疗为基础，研究生教育为中心，理顺医教研的关系”。医院经教委批准，又名临床医学院。这时我的工作重点就是集中力量搞经费，国内集中力量抓基金的申请，根据开放的政策和国外的基金委建立联系， 制定人员培养的合作计划。美国中华基金会、Kollege基金会、Hope基金会等的联系都是这一时期建立的，获得了大量的科研项目与基金。学校有9个学科被评为全国的重点学科，有一批学者被评为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学校的医教研蓬勃发展。一片兴旺景象。

    1985年是我校发展最重要的一年。 大事有两件，一是学校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二是我校被教委批准为重点建设大学,拨款八千八百万，建设十四个项目（如科技大楼、图书馆、博士后公寓、药学院、护理学院、临床药理研究所、精研所、宿舍楼等）。目标是建一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科大学，对内是医科大学的橱窗。当时批准建设的重点大学共10所,其中7所为国家直接拨款(清华、北大、科大、复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北京医科大学)，3所经费自筹（师大、人大及农大）。学校的基建由魏颖副院长抓。两个基建公司同时工作，项目完成的速度，在十个大学中是最快的。医院的建设项目除科研、教学大楼属重点项目外，还另外申请了改建与新建项目。如口腔医学院新院、人民医院新院、一院的妇儿研究中心等都是在学校的75规划期间完成的。75期间国家共向北医投资了7.5个亿。自我校建校以来这样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全面的土木建设，这是第一次，为我校的总体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到1991年我退职的那一年，国家重点项目，除动物室及临床药理楼外，大体均已结束。

    应当重点讲一下的是科技大楼的建设。它是学校本部和各医院集资，学习美国德国几所大学的模式修建的。它的管理权直属校长。学校知名的教授和专业都放在这个楼里。他们思路自主，工作自主，经费的使用自主。科研成果归原科室。张迺衡的分子生物学、韩济生的神经生理、陈慰峰的分子免疫、汤健的心纳素、李伟雄的生殖生理还有组织与器官移植，都在这个大楼里。各实验室都是他们自己设计的。也规定几年不出成果的要出去。科技大楼原来的设计，在大楼的后面与之相连的是动物病房楼，有高纵的排污气设备。时过境迁，回头看这个计划是对是错，值得商榷。

    1989年“六·四”开始了。来势迅猛，很快遍及全国。当时学校的书记迫于形势，很难出面工作。校长出面已是责无旁贷。党委规定常务副院长王德炳抓业务，组织制定学校的85规划。曲绵域校长徐天民副校长抓运动。彭瑞骢书记总揽。运动中规定了总的方针是：1）保护学生；2）保护职工；3）医院的职工不许脱岗；4）医院：是伤员就得收。大风大浪中看得出“北医人”是坚强的、伟大的。医院没有人脱岗，不少人步行来上班，千方百计地收治解放军伤员，隐蔽保护，安全转移。事实证明学校规定的总方针是正确的，保护了学生，保护了教工，学校的实验室工作没有停顿。但不幸的是有两名学生误伤丧命。风波后学校很快恢复了正常的医教研工作。“六·四”风波中，西方国家恶意宣传，我校和国外基金会的关系完全中断。之后，第一个来中国探信的是中华基金会（CMB）的主任Sawyer,他在协和医院召开了过去他资助过的学校的校长会。我们说医生看病问完病例后还要检查，之后才能下诊断。你最好到学校看看。Sawyer到我们学校来了，见了他要见的教授和主任。组织了研究生座谈会，韩启德也参加了，他英文好颇受Sawyer的赞赏。之后，我校与中华基金会的关系恢复了，又新增加了近百万美元的新资助。Sawyer在美国成了我们的宣传员。因为我们毫不隐瞒地对他说了真话，他在中国又看见了。我和Sawyer成了最好的朋友。经验是交友要心诚。

    “六·四”后教委又叫我在校长的位置上干了两年，到1991年。衷心感谢和我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老朋友老同志。

(作者：曲绵域 1983年至1991年间任原北京医学院院长、原北京医科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