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从事了近40年临床医疗工作的老医生，大半生过来，诊治的病人不在少数。然而，其中最令我难忘的却是我工作后抢救的第一位病人——一位6岁的女孩。
　　1970年8月，为了执行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我背上行囊，挥手告别母校，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北大荒这片黑土地，成为黑龙江生
产建设兵团三师医院的一名住院医生。最初，我被分到传染科，和另外一名女医生照看着科里的30多位病人。
　　一天晚上，我正值夜班。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起，接着，我就见到一个30来岁的男人抱着一个瘦弱的女孩进来了。男人
冲我高喊着：“医生、医生，快救救我的女儿！”随即，他就将女孩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了。我疾步上前，只见女孩全身青紫，四肢冰凉，脉搏微弱，只有躯干部位尚存一点暖意。我不敢怠慢，赶紧询问女孩的病史。从女孩的父亲因紧张而断断续续的描述中，我判断这个孩子患上了中毒性痢疾。因为先前的耽搁，孩子眼前已经进入中毒性休克，病情十分凶险。女孩的父亲急切地说：“医生，我女儿的病是不是太重了？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我是在1964年考上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的。两年基础课还没上完，就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尽管毕业前，我曾在北大医院实习
过一年，但根本就没有接触过传染科的病人。当时，面对奄奄一息的女孩，我一时不知如何下手，情急之中只好临时抱佛脚——求助于抢救手册。几分钟后，我迅速下了医嘱：“保暖、吸氧。肌注地塞米松5mg。一路静点磺胺类抗生素，另一路静点升压药。每15分钟静推阿托品1支。”我话音刚落，护士就提出了疑义：“我在临床工作了10来年，从没见过医生同时给病人静点两路药物。”我心急如焚：“这个病人太重了。如果等用完抗生素再用升压药就来不及了！”
　　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护士只好照办。我心怀忐忑，一直守在病人身边，每隔15分钟就亲自为她静推阿托品、测血压、听心音、摸脉搏
……时间一分一秒艰难地流过，在推完第9次阿托品后，女孩的病情终于有了转机，她的四肢渐渐温暖起来了，脉搏也有了！我和护士都深深舒了一口气，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孩子的父亲那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了。凌晨4时，女孩睁开了双眼，叫了一声：“爸爸。”
这个健壮的男人有点热泪盈眶，他兴奋地转过身，接二连三地给我鞠躬，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医生，谢谢，谢谢！”
　　天渐渐亮了，我一夜没有合眼，但一点也不觉得累。望着天边的朝霞，再看看女孩脸上洋溢的笑容，一种幸福感从我心底升起。我为我选择了医生这一职业而骄傲。

（摘自《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