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责任：央视《大家》栏目专访韩启德院士
发展与责任：央视《大家》栏目专访韩启德院士
解说：2006年5月北京人民大会堂，在中国科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61岁的韩启德当选为新一届中国科协主席，成为继李四光、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周光召之后中国科协的新一代掌门人。对于许多普通大众来说，中国科协似乎距离他们的生活很远，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呢？位于北京复兴路三号的这幢大楼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所在地、成立于1958年的中国科协今年已经走过了五十个年头。目前拥有32个省级科协，191个全国学会，四千二百万科技工作者，是国内最大的学术共同体。
主持人：其实您看您做这个科协主席，实际上科协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一个大家庭，您就像这个大家庭的家长一样。
韩启德：我觉得这个科协就是科学家自己自愿组织起来的这样一个学术共同体，科协首先让科技工作者觉得是自己的家。你没有这（个家的）感觉，人家不理你。因为各自都有自己的单位，我自己做好我的工作就行了，要这个科协干嘛？但是现代科学的发展，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准就是学术共同体要起很大的作用，因为科学技术是不可缺的，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靠科技工作者。那么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一套自己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规则，甚至一些动力。这些都靠我们科协来做工作。
解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协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力量不断加强。开展学术交流、普及科学知识、维护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科技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中国科协新时期的主要任务。然而随着时代脚步的加快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学术界的一些弊端也逐渐呈扩大趋势，2006年初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的干细胞造假事件让世界科技界为之哗然。无独有偶，这一年中国的首款自主知识产权高端芯片汉芯一号也被查出为严重造假事件。疑惑间人们不禁追问，探求客观真理为己任的科技界到底是怎么了？这一年五月，刚刚出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韩启德在面对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除学术界的浮躁。
主持人：您当科协主席之后您说了一句话，您说您最想做的一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清除学术界的浮躁，这个话其实说的是掷地有声的。
韩启德：因为那是有感而发吧。
主持人：有感而发？这个感从何而来呢？
韩启德：因为当时我觉得这个科技界浮躁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有些学科带头人拿了基金还要拿，获了奖，还要拿着获奖到处去申请奖。拿了奖以后去申请项目，其实很多人的项目已经够用，但是还是有很多诱惑，好像这个大的项目不拿白不拿。所以我们许多科学家就成了空中飞人，整天在飞机上飞。就是到那儿去作报告，作完报告就走。然后就去申请答辩，去评审。但是真正静下心来考虑科学问题（的科学家）是越来越少。
主持人：您说的这个现象，现在就是我们能听到一种传言，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就是有这种科技老板或者是项目专业户。
韩启德：应该说是有的。
主持人：应该说是有。
韩启德：老板这个叫法从美国传过来，确实从关系上面，因为他用的钱是教授申请的基金，基金里面有人员费，所以他的收入就是靠老板的、教授的（钱）。所以他就叫老板了。你给我（工资），也是一种昵称，不是真的。
主持人：对，开玩笑的一种说法。
韩启德：我们当然也不是那么认真的，但是深刻考虑的话，这里面就不对了，不是这样，导师就是导师，不是老板，跟老板是本质的区别。但是你现在走过头了以后真的就有这种情况了。有的人他申请很多的项目或基金，然后他就让下面（的人）去做，（这个）可以，（因为）他是指导。但是他后来可能就不指导了，甚至人家做出来的工作他自己都不太懂了，那这个就变味了。
主持人：就真的变成科技包工头了。
韩启德：那成包工头了嘛，是吧。这种现象应该说现在大家（都有所）认识了。我们也采取一些措施，（这种情况也）有所减轻。比如说我们规定，最多拿两个大的项目，第三个项目就不可以拿了。这个就有一定的限制。但是，有的人是这样：我不拿，我叫我的部下去拿，我是做评审的。这种现象有没有呢，也有。大家也都看到了，既然看到了，我们就会采取办法和措施。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逐步制度完善的过程。总体来讲，浮躁的事情还是在修正，在往好的减轻的方向发展。
解说：2007年3月，中国科协发布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提出了具体标准，明确了学术不端行为的监督处理原则和程序。开始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制度化管理。然而尽管如此，学术界的一些不公正事件仍然在大多数科技工作者的心里留下了阴影。据中国科协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百分之六十二点三的被调查者认为在申报课题资助时曾经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
主持人：科协前两年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在这个项目申报当中有百分之六十多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在项目申报过程当中有过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您觉得是这个比例吗？
韩启德：这里边要分析，有的是真的不公正，有的是他自己认为不公正，两种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我认为现在自然科学基金大家的反映比较好。为什么？它完全按照基金会的一种模式。有专家严格的评审程序，按照严格的一套规矩来做。大家反映认为，越大的项目审批的程序还越少，很多大的项目不是由基金会掌握的，而是政府部门掌握的。
主持人：有一种说法叫做，小项目大评审，大项目小评审。
韩启德：越大项目越好拿，你名声大就好拿。
主持人：名声大就好拿？
韩启德：但是那种小项目，自然科学面上现在属于最小的、自由申请的项目，它倒审得非常的严格。但基本上大家对基金会的模式比较满意。
主持人：自然基金科学委的这种审的方法就有点类似于您刚才讲的这个科技工作者的自我的（判断）。
韩启德：它比较充分地运用了学术共同体的作用。
主持人：学术共同体的自我评审。
韩启德：这个慢慢大家越来越（有）共识了，所以现在要突破一点，就是政府可以计划、规划，甚至也可以决定重点项目、重大项目，要解决那种从国民经济需要出发（的问题），要决定重大专项解决什么问题。但这个过程当中要吸收专家意见。我始终有一条很明确的态度，就是政府不要决定钱分给谁。
主持人：他只提需求。
韩启德：你怎么知道张三做得好还是李四做得好呢？这就让学术共同体来说。
主持人：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方式去决定谁来做更好。
韩启德：那么现在政府部门也说，我也是请专家来评的呀，但是关键就是请哪些专家是政府官员定的。评审完了以后最后拍板是政府定的。你没有必要把那个责任往自己身上拦，你叫学术共同体去承担这个风险，然后你再加强监督，对吧？所以我始终强烈建议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
主持人：您自己原来做项目申报的时候，有没有也遇到一些不公正或者是有难度（的问题）。
韩启德：我真的是没有（遇到），因为我可能比较保守，我申请项目呢，一个是一个。我是八十年代回国的，我申请的第一个项目才三万块钱。后来也是都申请面上的项目比较多，因为我们是搞基础研究的，不需要太多的钱。申请项目我没有失败过，这个我觉得跟我比较没有太多的欲望有关。我做这个研究，我现在需要钱，我实打实地要干这些活，大家也比较认可，所以我始终觉得挺公正的。我在评人家的时候，我有时候也很敢讲话。但是偶然性的因素还是有的，这就跟评审专家的专业范围、素质（有关），有的时候还是跟学术见解有关系。所以任何时候，就是学术共同体来决定，也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公平。但是这起码是目前来讲，唯一的能够比较公平地、比较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决定资源分配的一个好的办法。百分之六十不公平里面呢，我觉得真正不公平不会达到百分之六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名声越大的人，越容易申请到钱，而小人物呢比较难申请到钱，那么这里边呢，冤枉了很多小人物。应该给人钱的没有给。这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
解说：在担任中国科协主席之前韩启德已经拥有了几个不同的身份，在几种不同的角色中他觉得自己最看重的还是科学家的角色。作为医学工作者，韩启德的医疗实践来源于陕西省临潼县一个简陋的公社卫生院。1968年23岁的他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这里。
韩启德：我尽管有很充分的思想准备，到那里也没有想到是这样子的。就一座平房，没有化验室，更没有X光室，也没有病房。
解说：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之中，国民经济已经滑落到崩溃的边缘。对于一个身处西北农村的公社卫生院来说，医疗条件恶劣可想而知。然而，刚到医院时的一次出诊经历，却给年轻的韩启德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主持人：您还记得这个故事吗？再给我们讲讲。
韩启德： （当时病人）是个才三个月的婴儿，农村卫生条件差，婴儿肺炎很多。母亲抱着来看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当时我刚到农村不久，还没有病房，怎么办呢？我就把我自己睡的床腾出来，叫他们母女睡在我的床上，我去和医院的其他同事合铺。我晚上还经常起来看她。抢救了三天三夜，把这个孩子给救过来了。后来我到她家里面去随访，看看这个孩子怎么样。（那里）真是家徒四壁，穷得不得了，孩子一大串。当时这个孩子，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他的母亲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她就牵来她的一个大女儿，十六、七岁了。她说我真的没有任何东西来表达我的心情，你就把我的女儿领走吧。我当时的感觉真的是又心酸又感动。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啦。但是这件事情一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我做的所有这一切，真是太值了。
主持人：这就像您说的，一开始您就说，其实科技工作者，特别是医生，其实他更多的是一种感性的，或者说是人文工作者。
韩启德：这个感情太重要了。其实我的本事也不大。你知道我是1962年进大学，我们是六年制，前三年学基础，后三年到医院去学看病。我学了三年，到1965年要社教了，社教完了又文革了，到1968年我就毕业了，到农村去看病了。我什么本事也没有。但是我只是一心想给人解决问题。我是碰到什么问题，学什么问题。我印象很深，开始的时候，四环素是多少剂量一片我都记不得。还好我们医院是一个平房，这里是一个门诊部，隔壁就是我睡的地方。我把药物手册都放在那儿，我回去一翻，然后再去给他看，在这个实践当中学。当时，我就是拿一些比较普通的、应该做的医疗方法，解决了农村当时很多他们认为简直是不可设想的一些病。比如说心力衰竭的病人，风湿性心脏病，当时有一些中年妇女已经心衰很严重了，气都喘不过来，到了奄奄一息（的程度）。其实当时我就给洋地黄，就是那个强心药。但是这个强心药确实是一般农村医生当时根本就不掌握的。他们不知道这个药该怎么用，因为这个药有相当的危险性。它达到起作用的剂量跟中毒的剂量很接近，所以医院很慎重地应用。但是我因为在农村跟着我们老师学过，用过这个药，我就用了三天疗法，三天以后病人就（像）变了一个人。她们就说，哎呦，真是神医。其实我想这是（很）普通的。那个时候洋地黄多少钱呢？一分钱一片。一毛钱（病人就像是）换了一个人。
主持人：一毛钱其实就是救了一条命啊。
韩启德：对，然后你（要做的工作）就是维持了，以后一天一片，也就是说，一天一分钱。还比如，很简单的关节脱臼，这个当时不知道，就不能动了。那一次我在华清中学，晚上小孩在宿舍闹，髌骨脱臼，疼得不得了，又不能动。我一看，是髌骨脱臼嘛，给他复位了，马上跟正常人一样。有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来一个病人说嘴合不拢了，就是一笑，下颌骨脱臼了。根据你学的这些知识，你给它拉回去，给送回去就完了嘛。但是农民就觉得你就是神医啊。而且不要钱，因为我没花成本，人力成本不算的。一分钱都不花，病就治好了。
解说：除了常见疾病之外，韩启德还要面对许多千奇百怪的疑难杂症。为了使每一位就诊的农民能够得到有效的医治，他自学了妇科、中医和针灸，成了十里八村内名副其实的全科大夫。
韩启德：后来我们组织去修西安到韩城的铁路??西韩线。我们就带着民工到那里去，到山沟沟里去修铁路。那么我一个医生，除了给民工看病，当地老百姓叫我看病，我也得去。我一去以后，就给你一个胳膊。我问他哪儿不舒服。他说你这个医生怪了，我要告诉你怎么不舒服，我还要你看干嘛？那里山沟沟里的农民没有碰到过西医，他们认为看医生就是看中医，就让你号脉。我不会号脉，也不懂中医，这就刺激了我。我说我一定要学号脉，学中医。后来正好有一个机会，县里边来一个名额到地区学习中医。我就去学了九个月，很卖劲地学。
主持人：至少回来要会号脉，不能被他们难住。
韩启德：号脉，开方子，来反正我两手（都会）。来了病人（以后），中医办法好的用中医，西医办法好的用西医。有很多病还真的是中医非常好。你比如说农村那个妇女，经常有癔病，就觉得嗓子里边总有东西，（这个病）西医一点儿没办法。中医一方面有心理调节的作用，一方面告诉她这是什么，中医怎么诊断，然后给她吃中药，非常灵。后来还神了，农村地区妇女生了孩子没奶，也来找我。我就琢磨这个问题。从中医来讲，这个产后没有奶有两种情况，一种叫气血虚弱，就是因为身体虚弱；一种是肝气郁积，就是不是没奶，是气给积住了。农村很多妇女都很壮，没有气血问题，大多数是产后前跟婆婆关系不好，吵架，心里郁闷。所以就按照肝气郁积来治疗，效果很好。一边给她开汤药，再加上针灸，（这个方法）灵得不得了。
主持人：您在农村的时候是什么科大夫，什么科都做？
韩启德：全科。
解说：从毕业分配到离开农村，韩启德在偏远的乡村卫生院里工作了十一年。这十一年里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热情都献给了前来就诊的患者。从初出茅庐的毕业生到实践经验丰富的名医，这段艰苦但却愉悦的经历，已经成为韩启德生命历程中最难以割舍的记忆。
主持人：其实（当时）农村是一个最需要您的地方。
韩启德：是。
主持人：而在这个地方您每做出一份努力，都能够得到一种生命的回报。
韩启德：而且他们觉得你做的是太好的事情。
主持人：所以我想您为什么对医生这个职业、对医疗这个职业会有这么强的一种人文的感情？
韩启德：你（会）感觉到（这）是一种最大的享受。而且呢，解决了问题以后，人跟人之间的这份情感真的是太珍贵了。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个小孩现在都记着我，有的人恨不得把心都（回报）给你。在农村看病，病人要叫谁看就叫谁看。现在好了，现在叫点名就诊，那个时候，农民不管这些，他要叫你来你就得来。譬如那天晚上不是我值班，他来了以后说，别的人治不行，我要找韩先生。那我就得起来给他看。但是辛苦是辛苦，感觉很好。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开门你的窗台上就会放几个白馒头，有时候会有几个鸡蛋，他也不留名，也不是现在我要巴结你，我给你送红包，而是真的想要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他也不强求你今后给他看病，因为你不知道谁送的。所以我当时想尽管这是几个鸡蛋几个白馒头，但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犒赏。所以这份情感慢慢地使我对人生产生了一个潜移默化的（观念），就在考虑人活着不只是为自己，为别人解决问题比给自己满足更快乐。
主持人：可能这十年是不是到今天为止是您最难忘的十年？
韩启德：非常难忘，我后来当了副委员长，我还回去了两次。因为我要了解一下农村的医疗卫生情况，还有就是对农业的考察。我就回到了我原来那个公社卫生院，还见了原来的赤脚医生朋友。他们都是热泪盈眶，跟我热烈拥抱，陪我去的陕西省人大的副主任都很感动，说几十年过去了，还有这份感情。当时所有人都掉眼泪了，我也掉眼泪了。现在那些赤脚医生还跟我保持着联系，他们不叫我委员长，也不叫我主席。我最好的一个朋友是山东人，他现在还在那里当村医。每一次给我打电话、写信，都称呼我为老弟。所以我现在要了解农村的情况，只要打一个电话，就会得到绝对真实的情况，因为是朋友跟朋友之间的关系。
主持人:一手材料？
韩启德：一手材料。而且我始终能够重温这份友情。
解说：1978年，中国的科技界迎来了久违的春天，也是在这一时期，一个偶然的机会，三十三岁的韩启德结识了著名心血管病理生理学家卢兴教授，并成为他的研究生，专攻缩小心肌梗塞范围的研究。1985年秋，韩启德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埃默里大学深造。两年后，他带着在美国著名学术杂志《自然》和《分子药理学》上发表的成果返回祖国，与同样从美国归来的陈明哲大夫一道，创办了北医三院心血管研究室，开启了他科研生涯的另一个篇章。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们的研究成果逐渐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学术论文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二百四十余篇，论文被SCI收录刊物引用达一千七百余次，收获的奖项如雨后春笋一般令人羡慕。1997年，因为在分子药理学与心血管基础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韩启德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然而令人费解的是，1999年之后，在这个曾经不断爆出惊喜的实验室里，却再难见到奖杯的身影。
主持人：就是在1999年之前的时候，您所领导的这个实验室应该说获得了大量的奖，但是1999年之后，2000年之后，您就要求再也不参加任何奖励的评选了，从此就在各种奖励的场合里销声匿迹。
韩启德：当时我们确实有这样一个情况，你说2000年以前得的奖是不少，发表了一些文章，当时也很兴奋，在国际上著名的杂志发表一些文章，被引用。所以这些当时所谓大家很时髦的东西我们都有过，但是多了以后我们就考虑了，这个又怎么样呢？你发表的文章有多少人看呢？看完以后对整个科学事业有多少推动作用呢？说实在话，我们自己的水平自己知道。我们都是留学回国，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国外的时候也做得比较好，所以题目起点也比较高，回来呢就在这个题目基础上再继续往前走，所以从水平上来说还可以，但是基本上应该说对科学而言，如果大厦的话，我们只是增砖添瓦的事情。就是说一个主题就在那儿，我们不是说没有意义，我们给它加一块砖，添一块瓦，我们慢慢有一点儿不太满意了，觉得我们要有一些根本性的突破。
主持人：您要当那个设计师，建筑师。
韩启德：起码我是要做一个栋，一个梁，对不对？起码要做更重要一些的贡献。所以我们就想了，我们实验室就说我们要去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但是这样就难了。既然这么难，我们建很多方法，又去搞学科交叉，说实在，我们现在尽管已经努力有七八年了，还不够，如果说突破的话，还没有。既然没有突破，我们不要报奖。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有一种志向：我十年奋斗哪怕只拿一个奖，但是这是一个真正的奖。
主持人：我觉得作为您来讲，大家可以理解。该有的奖有了，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有了。但是您的学生，您手下的工作人员，就像我刚才说的，说服他们恐怕不简单。
韩启德：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同志）从日本留学回来，我们要人的时候，就是事先讲好的。
主持人：不要准备拿奖？
韩启德：对，我觉得这位同志，他从开始做研究生的时候，就非常地扎实，真的是喜欢科学。而不是拿科学做敲门砖的。所以我们就要他来。他就不在乎两三年内不出文章。他去建方法，后来真的他做出来了。所以像这样的人，我们吸收成我们团队的时候，都考虑了。
主持人：实际上您的这个原则，也成为您吸收您的团队的时候的一个过滤器。
韩启德：对。
主持人：真正要是浮躁的人，他也进不来。
韩启德：既然整天在搞科学，我始终在鼓励大家想想科学到底是什么。科学本身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事情，你首先不是为了获奖。科学家的一个主流品质是你必须耐得住寂寞。你要执着，要心无旁骛，要有一种科学的激情。否则的话你只能说是一个科技职业者，而不是科学家。
解说：在韩启德的实验室里，多年来一直悬挂一幅有他亲笔书写的题词（理解科学精髓，追求科学真谛），这既是对学生们的鞭策，也是韩启德心目中对科学最深切的感悟。
韩启德：我认为作为一个好的科学家，或者现在世界上大家比较公认的优秀的科学家，他所必须具有的品质，我们叫它科学家的主流品质：第一，你必须实事求是，科学的精髓，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事实说话；第二，你要有质疑的精神，你要勇于否定一切，科学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否定以前（的过程），没有绝对真理。在科学面前，它永远是发展的。所以你必须对任何问题问为什么，要有质疑，勇于创新；第三，你必须要有对科学的一种兴趣，一种激情，一种执着。不管你碰到什么困难，你不是为了饭碗，你不是为了人家叫你做，是你自己要做，你有兴趣。要始终有一种激情；第四，现代的科学家，跟十八世纪的（科学家，如达尔文）凭兴趣的不一样，他必须要懂得他的社会责任；最后，也牵涉到刚才你提的问题，我觉得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现在特别要强调，要淡泊名利，要心无旁骛。
主持人：是不是有时候甚至要不计成败？
韩启德：我觉得这个是连在一起的，你要甘于寂寞，你要敢于坚持。抓住一个问题就一头栽下去。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奖给了发现乳突淋瘤病毒的德国的一个科学家，和两个发现人类HIV（即）艾滋病病毒的法国科学家。这里就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其实（究竟是谁先发现的HIV病毒）这个官司打了很多年了，美国的科学家盖洛同时证明也发现了这个病毒，法国的科学家在他（盖洛）所创造的方法下做了这个研究，又拿回去在他（盖洛）的实验室证明，确实是这个病毒引起艾滋病。为此，美国和法国争论不休，一直打到两国总统去会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好，今后这个艾滋病病毒的发现，是美国的盖洛跟法国的科学家同时发现的。当时已经做了这个结论。但是这次诺贝尔奖没有给盖洛发，因为诺贝尔奖只讲第一，最早分离出这个病毒是法国科学家，所以没给他。大家就问他，你什么感受？还有很多人为他打抱不平。盖洛说，我只是有一点点不平衡。但是他接着就说，但是我很高兴，诺贝尔奖委员会终于在拖了那么长时间之后，把这个奖给了发现HIV艾滋病的科学家。他认为只要有科学家得了这个诺贝尔奖，他自己得不得他并不计较。我认为像这一些才是科学家的本性。
主持人：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家精神。
韩启德：真正的科学家的主流品质，所以我觉得我总结的这个五条，是我们每一位科学家都应该追求的，和（每位科学家都应）成为这种品质的人。去往这个方向努力。
解说：2006年，一个词汇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并引发很多的思考。这个词就是全民科学素质。作为一项重要的人口素质指标，它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然而在2003年的公众科学素质调查中，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却并不乐观，仅为1.98%。与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十几相差甚远。同年二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计划行动纲要。目的在于通过传播普及全民科学素质教育，尽快使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大幅度提高。此后一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行动在全社会展开。中国科协成为此次活动的主要推动力量。
主持人：目前，因为我看到的是2003年的数字，那最新的数字是多少？
韩启德：07年12月份到2008年二月做的第七次调查。我们现在具备科技素养的占全人口的2.25%。
主持人：您觉得，一个公民怎样才算是一个具备了科学素养的公民？
韩启德：你必须掌握最基本的科学知识，你要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来处理问题。你要掌握基本的科学思想。你要知道科学精神的内涵。所以不仅是掌握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一般还会有科学方法。所以这四个都是一个衡量你科学素质的重要方面。
主持人：但是一般老百姓会觉得这些东西好像离他很远。
韩启德：不远。你比如说，我最近碰到那个四川广元发现大实蝇橘子（的事），网上就发布了这一个消息。全国各地，湖北的、汉中的、陕南的，甚至更远的地方，橘子都卖不出去了。
主持人：恐慌。
韩启德：大实蝇的橘子，广元这个地方，一个旺苍县，里边发现了有这个蛆（虫），这个（蛆虫）传播没那么快。而且其他地方都是经过检验的。但就这么一条消息，整个柑橘销售就下来了。
主持人：您觉得造成这个社会不正常的恐慌也是？
韩启德：当然了，也有我们公民对食品安全的一种长期积累下来的不信任。但是我觉得跟公民的科学素质也有关系。
主持人：如果他有科学素质的话，他自己会判断。
韩启德：他自己会判断，怎么可能，一下子在全国各地所有的柑橘都有问题呢？更神奇的是，谣传海南岛前两年的香蕉里边有非典病毒。非典是呼吸道传染的，你这一点掌握了，就知道香蕉里边即使有非典病毒，吃下去也不会得非典。但是就是这一条消息，我们海南惨了。这个香蕉农民都卖不出去。所以这个全民科学素质不要说的很抽象，这是很具体的。对于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主持人：提高这个全民科学素质也是你们科协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韩启德：我们必须是责无旁贷。当然，各部门政府，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各行各业，大家都要努力来做科普工作。但是科协在科普方面这里，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之一。
解说：作为全国四千二百万科学工作者的当家人，韩启德的工作是忙碌的。幽默的谈吐、随和的个性，让他在科技工作者中也备受欢迎。
主持人：其实我们知道科技工作者，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或者说管理、或者说协调（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都有自己明显的想法。
韩启德：这是好事啊。因为你要了解（他），你要尊重他。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强项和优点，你要看到人家优点，不要老看人家缺点。你谁都看不上，人家就（会）看不上你。我始终反复强调，和而不同。如果人人都相同了，那就没味道了。我们的社会之所以丰富多彩，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同，不同完全可以做到和，但也不是和稀泥。我们其实在原则问题上不可调和。（不过）绝大多数时候，不是原则问题了，往往有人把它都作为原则问题。原则问题是很少的，你必须坚持。大多数时候是非原则问题。你必须要看到，不可能清一色的。所以和而不同是一个我们中华文化的非常重要的遗产。我觉得理解这一条，而且身体力行地去做，（就会呈现出）一片欢乐（的景象）。
主持人：在采访当中，韩启德多次强调，他在农村的十年生活，对他的今天，也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在那里他真实地感受到了作为一位农村医学科技工作者的价值所在。他常说，成功并不在于获得多少荣誉，或者多少头衔，甚至得到他人的肯定，而在于是否能够真正地体会到活着的意义，并感受到人生的真谛。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