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那时实行劳卫制锻炼，操场上有一条巨幅标语：“锻炼身体，为祖国工作50年”。流光易逝，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也实现了为祖国工作50年的愿望。

    1956年我从北京医学院口腔医学系毕业，留校在口腔外科教研室工作。当时口腔外科主任是张光炎教授，全科医师包括我们在内共14人。门诊牙科手术椅不到20台，1955年以前只有病床3张，是和耳鼻咽喉科在一起。我记得刚毕业不久科内为一老太太做下颌骨体部分切除，全科医师出动、从下午1点多开始，直到晚上8点才结束。可见那时的外科水平极其一般。

    1955年夏，来了苏联专家柯绥赫，科名正式更名为口腔颌面外科。病床增加到25张，病房设在北医第一附属医院内。那时的病种主要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颌面创伤后遗症、走马疳后遗畸形、唇腭裂以及颌骨骨髓炎等。肿瘤则属少见或罕见病例。大概在57年，我记得一位马姓病人患右侧上颌牙龈癌并有颈淋巴结转移，因不能做颈淋巴清扫而不得不放弃治疗。

    1958年，病房迁入平安医院，由于住院病人不多，仅设病床17张，后扩充到23张。1960年，李树玲教授参观我院，在我院做了第一例颈淋巴清扫术。我还记得那个病人叫吴宽，患右下唇黑色素瘤（原发瘤约1.5cm直径），我当时做第二助手，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颈淋巴清除术。以后逐渐开展，但例数不多。解剖保存面神经的腮腺外科手术大概是在1960年才开始。我记得腮腺的外科手术都是在全麻下进行，术前常规从腮腺导管注入亚甲兰，手术时间在4个小时左右。

    那时医师是门诊、病房相互轮换，每6个月一次。这样的轮换虽然对每个医师有好处，但对学科整体水平提高不利。大概在1962年初，科内决定采取重点培养、普遍提高的方针。三位医师较长时间固定在病房，其余医师定期轮转。当时有朱宣智、曾祥辉，1963年我被安排固定在病房。这对我来说确实是难得的学习提高的机会，业务上有明显提高，同时，还向两位医师学习难以言教、潜移默化的东西：向朱宣智医师学习大胆泼辣、敢想敢做；向曾祥辉医师学习认真细致、小心谨慎的作风。这对我以后的工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实际上我在病房工作的这一段时间里，手术做的并不多，就连朱宣智大夫都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给自己排手术？”。我说我要多看多想多观摩，为将来更好工作打好基础。

    1966年，平安医院以支援三线建设的名义全院迁移到甘肃，曾祥辉医师随平安医院同时调离，随后不久朱宣智大夫也下放到兰州，病房停开了一段时间。为了病人需要，我们将二楼宿舍改做只有15张床的病房，在门诊一间不足10平米的手术室做手术。后来又因为修建地铁，门诊、病房工作完全停止。大约过了一年多，科内医护全体动手，将二楼宿舍一层改建成手术室和病房，床位由15张扩展到20多张，进而到1985年迁新院前的37张。在这一段时间内，虽然病房工作条件很差，但对我院口腔颌面外科的业务却是一个大发展的阶段，开展了不少难度很大的手术。

    大概是在1968年左右，我记得有一位病人叫于吉仁，患左侧舌黑色素瘤，当时瘤体约1cm直径，仅做了半舌切除。一年多来舌部情况良好，而后发现左侧颈淋巴结转移，需要做颈淋巴清除。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上级医师都被揪出来在劳动；而那时由于某些原因，好多本院医师都不在病房工作，没有人能帮助，只能自己去完成。我记得从上午9点开始，直到下午3点才结束，总算是顺利完成这一例颈淋巴清除术。那时好多手术是一边看书一边去完成的，同时也做了很多当时认为难度较高、而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的手术，如颌颈联合根治术、截除喙突的包括翼突在内的全上颌骨截除术、腮腺深叶和咽侧间隙的肿瘤、颈动脉体瘤等。在这一段时间由于外地好多医院都不做有关颌面外科的手术，使得我们的住院人急剧增加，特别是由于外地的武斗，颌面外伤的病人也非常多，对我们来说也是难得学会处理新鲜颌面外伤病人的机会。

    1985年，口腔医院迁到魏公村新院，病床增加到100余张，口腔颌面外科也成为医学界承认的、有特色的学科。医师队伍也达40余人，业务也专业化，基本上分为口腔外科、肿瘤外科、正颌外科、唇腭裂治疗中心、牙种植中心等。肿瘤外科中，由于微血管吻合技术的发展，使得以往肿瘤切除术后较大范围的组织缺损而难以整复的病例得以能手术，并较好的恢复了病人的功能效果，提高了病人的生存和生活质量。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口腔颌面外科将会有一个更大、崭新的发展。

(作者：马大权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颌面外科教授、1956年毕业于原北京医学院口腔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