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4年考入北医药学系的，在北医学习、工作和生活已有半个多世纪。中间有两度离开北医的插曲。一次是1969年至1979年，“6．26”下放到甘肃10年；另一次是1991年至1994年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工作近4年。但每次离开北医后都有一种强烈的不舍之情，一种超过“思乡”和“思家”的对母校眷恋之情。回到北医，就仿佛一个在外漂泊的游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心中充满了一种亲切、温馨和安然的感觉。
北医使我眷恋的事很多，但深深烙在我印象中的事，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北医的学风

    北医的学风传承了老北大“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传统，而又体现了医学生探求人体奥秘所特有的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学习风气是自觉养成的，好像也是自然形成的。校园内每天黄昏用书包抢占自习室和阅览室座位的友好竞争，有时还会演变得十分剧烈，这在北医仿佛已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传统，即使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学校的教室和实验室仍有灯火通明的“苦读”。北医的多数学子认为：没有真才实学的过硬本领是无法很好地报效国家和社会的。现任中华医学会会长，为中国的“非典”防治作出重要贡献的钟南山院士，当时是我敬重的一位研究生，是我们在一起无话不谈的好友之一，他就是在我身边坚持读书，不受干扰的一位好榜样。

    北医的一些老师，如已故的内科学家王叔咸教授，每晚必须在协和医院图书馆中夜读到凌晨2时后才回家睡觉；化学家王夔教授，生病发烧38℃，仍在床上坚持读书不辍，他们言教、身教都对学生影响巨大，他们不愧是北医优良学风的带头人。

二是亲密的师生关系

    读中学的时候，对师长都称为“老师”，进了北医后，当时都把老师称为“先生”，这也许是老北大的传统，但我们开始时却很不习惯，感觉“先生”比“老师”离我们更高、更远一些。相处久了才觉得其实不然，我觉得把老师称为先生，除了对老师更显得敬重外，还增加了先生与后生之间的一种兄弟情谊。当时教我们的先生，青年教师不少，他们很快就和我们打成了一片，成为我们学习生活中真正的良师兼益友。
我是中专毕业后，工作了一段时间才考入大学的，由于未经过普通高中的学习阶段，对大学一年级的高等数学和物理课的学习有些吃力，当时的数学、物理老师就特地利用课余时间为我们进行“特别辅导”，特别辅导占用了他们相当多的时间和心血，但也为我们师生关系的沟通和友谊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正是由于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对学生负责的爱心，我在一年级时的高等数学和物理课都以优良成绩过关了，内心对他们的感激和尊敬，至今仍铭记在心。如我当时的班主任黄欣老师，物理学的王鸿儒先生等几位老师，至今也仍然是我心目中眷恋和尊敬的好老师。
北医还有一个好传统，就是每年元旦除夕夜学生班级都要邀请系里和学校的老师来一起过年，欢渡除夕，在这种聚会上，学生和老师不但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沟通，还要彼此轮流表演文艺节目，一起共歌舞，在这种场合下的师生关系，可以说是水乳交融，亲密无间了，每逢这样的场合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

三是温馨的校园   

    我念书时的北医校园，还不是现在学院路38号的新校园，当时的北医校园就是现在北大医院住院部的前身，我们药学系的所在地却是现在北大医院门诊部的前身。当时的药学系有一个小巧玲珑的花园，园中有假山，有水池，池边有不少枫树、柳树，还有两丛绿浓的丁香树，我们班的专用教室就坐落在这个水池的东岸，春天的花，夏天的雨，秋天的风，冬天的雪，整整伴着我们攻读了4年，直到1958年夏天我们毕业前夕，才搬出了这个小花园，集中到了城外的新校园。

    我对我们系的这个小花园，充满了温馨的留恋，我们诚挚的师生感情，亲密的同窗同学的深厚友谊，都有一椿椿的故事，在这里发生，每当离开北医的时候就经常回忆读书时在校园中的种种情趣，对母校思恋之情就油然而生，且不可遏止。

    现在所处的新校园，经几代北医人的装扮和整治已是十分漂亮的了，但回忆中的小花园仍是无可替代的。我爱正日益现代化的新北医，同时也永远忘不了曾经哺育过我们成长的那个记忆中的北医。这是我难以忘却的眷恋。

（作者：徐天民 曾任原北京医科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