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镜”透视人生――一位医生从医30年的忧喜

“内镜”透视人生――一位医生从医30年的忧喜

      28岁的谢鹏雁背着书包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大医院)消化科报到,在编号“99”的表格中填上了自己的名字,从此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那是1978年的1月。

      然而谢鹏雁行医却是从1973年开始。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时,谢鹏雁被连队军医看中,半年后,成了一名“医助”,治疗一些常见病、发发药品。

    “若遇到稍微复杂一点的病,知识就不够用,得边翻书边治病。”谢鹏雁说,就是这样,也没有人怀疑过他,谁不舒服都来找他。

      1974年北京大学医学院招生,他再次被“看中”,一生的职业方向就这样确定了。

       刚进北大医院的那年,谢鹏雁第一次见到了胃镜——这个他日后与疾病斗争形影不离的“武器”,他称之为“镜子”。就在与“镜子”打交道的30年中,谢鹏雁体验着从医的忧喜苦乐……

       当年北大医院只有一根胃镜和一根肠镜。“这在当时已经很先进了。”谢鹏雁说,“现在各个县级医院几乎都有,甚至有的乡镇中心卫生院都有。”

       尽管外省医院的条件比北京差很多,但上世纪70年代末进京看病的人却不多。谢鹏雁说:“那会儿进京看病要省里卫生部门开介绍信才行,再加上也没钱。”

       谢鹏雁清楚地记得1985年——“医改元年”,这一年提出对卫生医疗机构实行放权、让利、搞活,鼓励创收。此后几年,他的收入明显增加,工资虽只有70元、80元,奖金却从5元、10元,后来超过工资达100多元。

      医院的积极性也很高,纷纷进行扩建和更新设备。以前北大医院一个病区70多间病房只有一个公共厕所,现在所有的病房都有;原来最多一间病房住过6个人,现在最多3个人一间;90年代以后B超、CT、核磁共振等先进设备迅速得到补充和更新。

     “现在国内一些大医院的设施设备基本可以与国外相媲美,这大大缩小了与国外医院在临床上的差距。”让谢鹏雁兴奋的是,内科“镜子”更新为电子内镜。以前只能用肉眼从视孔里看,现在在这间屋里做内镜,学生可以在另一间观摩室通过屏幕看图像。

     “内镜就是医生的另一只眼睛,大大提高了肠胃疾病诊断的准确率。”他说,上世纪70年代末北大医院的胃镜手术一年也不做几例,当时谢鹏雁都没资格操作,按捺不住“探索”冲动,他还当过一次志愿者让别的医生查过一次。

       现在已是北大医院消化科主任的谢鹏雁,每周都要做上几十例内镜,去年消化科一年就做了5000例胃镜、近2000例肠镜。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地病人。

     “走在医院,哪里的方言都能听得到。尤其是医院的特色科室,几乎90%的病人都是外地人。”这让谢鹏雁既欢喜又忧愁,“政策放宽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对健康的追求也越来越高,但都集中到大医院了,排队挂不上号。”

     30年人们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医疗水平也不断提高。“刚工作时,收进60多岁的病人就觉得年纪大了,可现在,患者动辄就是70多岁、80多岁甚至90多岁。人均寿命的增加也有医疗的功劳。”谢鹏雁对此充满成就感。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