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长于红旗下，成就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创业难，创业难，五更起，半夜眠，创成家业如登山”。
    这是我孩提时家乡流传的童谣，6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1937年，我出生于日本血腥统治下的东北。1947年家乡解放人民见到光明，我才真正地上学念书。1957年我以高分考入北医口腔系。从辽河畔的古镇——牛庄镇来到北京。当年20岁，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充满朝气，决心学好本领报答国家，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在北医50年，得到很多培养，给我提供了很多机遇。这里人才济济，学科齐备，使我得到了施展才干，迅速成长的条件。我做出些成绩，也得到很多奖励，令我兴奋，骄傲，庆幸我这大半生。
    到北医上的第一堂是金明教授讲的《生物学》，她并带我组实验课。我学到蛙胚、鸡胚的发育，觉得好玩，但我并没有明白。1960年我被荣幸地抽调为“预备师资”，专业是胚胎学。由于名师李肇特教授指点，对于“胚胎学”开始入门。接着在北大参加崔之兰教授开设的“动物胚胎学学习班”。在协和又参加了薛社普院士开设的“人体胚胎学”讲习班。几年的努力学习，打下了胚胎学专业基础。
    1978年我参加了改革开放后教委第一批公派留学考试。1979年初我来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医学院的胚胎学研究室学习。这是一座由著名实验胚胎学家布拉舍创办的欧洲胚胎学研究中心，也是20世纪30年代我国朱洗，童第周两位胚胎学老前辈留学的地方，我是第三个来学习的中国人。我的导师J.Mulnard教授，他指导了我动物胚胎的体外受精，体外培养及电镜组织化学方面的研究，收获颇丰。使我学到如何设计、从事胚胎学实验研究的本领。为我回国开展人体胚胎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留学的收获使我终生受益。
    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内人体胚胎学实验性研究还是一片空白。这一方面是因早期人胚胎标本难得，另方面是实验条件和设备缺乏。从1981年初回国至21世纪初，我陆续在国内开展了10多个课题的研究，取得一些优异成绩，多次获奖。我们的研究工作从国人卵细胞形态结构开始直到21世纪初人胚干细胞的研究，几十年始终围绕人胚发育与生殖这个方向进行工作。从形态观察到功能检测，从人体胚胎学延伸到生殖医学。

国内第一例试管婴儿在北医诞生
    国人卵细胞形态结构研究是我们工作的第一步。首先得到妇产科专家严仁英教授的大力支持，保证了卵巢组织和卵细胞的来源，发现卵细胞的形态与教科书和图谱的描述有很大区别。初级卵母细胞外围有透明带、放射冠外，还有卵丘、大量颗粒细胞和黏液。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细胞团块，我命名为“卵冠丘复合体（OCCCs）”，这个命名已得到国内同行的认可和使用。把单个卵细胞做成半薄和超薄切片是件不容易的技术，我室的老技师们帮了大忙。在电镜下看到卵细胞所特有的结构：细胞膜下有皮质颗粒，卵细胞越成熟，这些颗粒越多。核周有核旁复合体。胞内无卵黄颗粒，但有卵黄板，它是10～20个扁平的光面内质网组成。
    80年代初我们实验室没有必要的设备，当时也没有进口的培养液，我们就按文献配方自制了T6培养液。经毒理、渗透压检测合格，用于体外培养和人工受精。几十次失败后发现CO2箱的湿度也非常重要，必须达到95％以上才行。经过近几年的摸索，终于在1985年，在国内率先实现人卵体外受精成功。
    1986年又改善了实验条件，使体外受精的成功率达85％以上。经张丽珠教授进行多次胚胎移植，终于在1987年有4例妊娠：2例为经典的试管婴儿（即IVF），2例为配子输卵管内移植婴儿（GIFT）。1988年春天是我们大丰收的季节，3月10日国内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5月20日国内第一例GIFT婴儿诞生。这一喜讯在全国引起轰动，使我们也“一鸣惊人”。这也是我50岁生日的最好礼物。我国从事人卵体外培养和体外受精研究工作起步晚，比国外晚20年，我们的工作与国外比起来差距还很大。
    我们的“试管婴儿”诞生以后，引起全国各地纷纷酝酿开展这项技术，解决长期以来不育症，特别是妇女由于输卵管堵塞而不孕的问题。1990年我编写出版了我国大陆第一部“试管婴儿”专著——《体外受精与胚胎移植》。我在书中介绍了国外这方面的新进展，特别着重介绍了我们在“试管婴儿”培育中的三项技术，即超排卵，体外培养与受精，以及胚胎移植的经验和教训。这本专著出版很受欢迎，很快就脱销了。

孕妇早孕因子（EPF）的检测和人胚着床前遗传学诊断（PGD）
    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学者Morton在研究移植模型过程中发现早孕因子（EPF）。当时使用玫瑰花结抑制试验发现非妊娠小鼠淋巴细胞与妊娠血清共同孵育后，抗体的花结抑制滴度增高。从而提出妊娠期间母体血清中出现一种活性物质，可以提高抗体的花结抑制滴度，这种物质称为EPF。它对妊娠具有相对特异性，对早期胚胎发育及受精检测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这方面研究得到Morton教授的支持与帮助。在国内得到协和医院妇产科专家宋鸿昭院士无私地提供的妊娠5～12周的血清来分离纯化出EPF，进而又对其中一个单抗的相应抗原分子量测定为20kd。
    采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对人胚卵进行着床前诊断（PGD），这即是“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这项技术是20世纪90年代由英国科学家Robert发明。目的是在胚胎着床前就能确定其有无染色体或基因的异常。我室在国内首先开展这项技术，用体外受精成功的人胚卵检测X、Y和18对染色体的状况。由于X、Y染色体存在的差异，可在胚胎移植前就确知是男胎或女胎。为避免某些遗传病的发生，而选择性进行胚胎移植。因此，此法就称为着床前遗传诊断（PGD）。我们这项研究是卫生部招标课题。这项研究我们还得到美国康乃尔大学许康甫博士的帮助。

人胚干细胞的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
    1996年我们组织胚胎学进入“211工程”重点学科。我被确定为“生殖医学和发育”学科群的带头人。我们获得了250万元，购进一批仪器设备。首先我们应用显微操作仪制备了EB病毒膜抗原BLLF1基因和人CKLF1基因的转基因小鼠。这在国内尚属首创。
    在世纪之交的1998年，美国在人胚干细胞的研究方面成功的消息也激励和鼓舞我们紧跟科学的新进展。利用流产标本开展了原始生殖干细胞（PGCs）即EG干细胞的研究。五年内迈了三大步，又培养了两名博士生，一名硕士生。2002年我们成功地使EG细胞在体外分化为心肌细胞，这种心肌细胞节律搏动。2003年，又发现EG干细胞还可以分化成神经样细胞。经多种技术手段检测，确为神经细胞。从我们多年研究证实PGCs，即ES干细胞是具有多向分化潜能的干细胞。第三步是利用显微注射法构建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和Nestin阳性胰岛来源的前体细胞的嵌合体小鼠成功。我们的ES干细胞的研究成果已被美国BBRC杂志于2005年初发表（IF2.85）。

出版大型专著《人体胚胎学》
    50年来，我在国内外发表了40多篇论文，主编了7部专著和教材。其中3部获奖。1996年出版的《人体胚胎学》是一个代表。这是我与高英茂教授主编的，有全国10位著名的胚胎学家参编的国内最有影响的胚胎学力作。本书突出介绍我国在人体胚胎发育，先天畸形的发生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国人胚胎发育状态的测定”从1985年至1992年7年间对10000例资料首次向世界进行公布。另一特点是本书专设一章“常用实验动物胚胎的发育”，这对从事生殖医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很有益处。本书的出版发行受到欢迎。李肇特教授、薛社普院士题词充分肯定本书的学术价值。在出版两年后，在1998年被卫生部评为科技进步二等奖。

人生七十，弹指一挥间
    我1957年入学，1962年毕业，1985年提升为副教授，1988年破格评为教授，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被评为博导，1992年被卫生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在北医50年得到老前辈的指导和教研室同事的大力帮助。历届学校领导，王德炳、程伯基、韩启德、柯杨等校长给予大力支持。
   非洲工作和西欧留学长达8年多。到五大洲的十几个国家及香港和台湾进行学术交流和考察访问，使自己在学术上和知识方面都受益匪浅。从而形成我的政治信念，“坚信共产党，敬仰毛周邓”。
   一位哲人说过，人生的长度是有限的，但其深度和宽度则是因人而异。我认为人生的空间如同胚胎发育时一样，也是长、宽、高所构成的三维立体架构。“学海无涯苦作舟”，“五更起，半夜眠”，这种吃苦精神对于干事业是第一位的。另外，还要有开拓、创新的本领。辛勤耕耘就会有收获，就会有所作为，在学术上就会做出贡献，这就是我的人生感悟。

（作者：刘斌 原北京医科大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系主任，1962年毕业于原北京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