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科技日报》)

     5月12日下午2点28分，汶川大地震发生；5月13日下午6点30分，随北医三院应急医疗队第一时间进入灾区，进驻绵阳市中心医院；从那一刻开始，他就陷入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他看来，5月份的整个世界，都和汶川大地震的伤员紧密相连，“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拯救他们”———这种想法，这种逻辑，让他几乎连续几天放弃休息，恨不能再多出一点时间来看更多的病人。

   “太多的病人，我们几个医生在无数个病人之间停留和穿梭，病人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必须抓紧时间……”

   他的叙述再现了地震灾区的一幕一幕：伤痕累累的病人，数不清的志愿者，忙碌的医生和护士……

   他就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大夫王圣林，平头，黑色眼镜，身着白衬衣，流露出一股书卷气。

   “担架！抬病人！手术！”

   王圣林回忆起一个月前那吞噬了整个汶川灾区的黑色日子，语调平静：“从废墟中逃出的和扒出的病人数不清，救护车和救护卡车几乎以每5分钟一趟的频率驶入医院，伤员瞬间填满医院外的各个地方，帐篷、草坪和路上。”

   “担架！抬病人！手术！”

   在绵阳市中心医院，王圣林和他的同事在这样此起彼伏的高喊声中工作着。

   无情的骄阳无休止的照在废墟上，也给无处藏身的生还之人带来世界末日般的噩梦。病人太多，天气太热，病房不够，帐篷不够，病人只能放在路边，等着大夫来救。

   这个有着10年医龄的年轻医生，第一次面对如此多的病人，并没有发蒙，而是专心致力于救人，他和在地震灾区工作的所有医护工作者一样，要把“救死扶伤”四个字演绎到淋漓尽致。

   生与死的距离或长达百年，或只在分秒间。那么多的生命顷刻间消逝，让王圣林内心无法平静，似乎只有不停的查看病人，才能让他看到新生的希望。5月14日、15日和16日3天，连续4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穿梭在病人之间。他很多天的生活状态就是，饿了随便吃一口，抽空儿就眯一觉。

   “那么多病人，那么多的血……”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与血打交道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是，当看到那么多病人一起受伤，一起在流血，更可怕的是血库出现“缺血”现象时，这个山东小伙子眼圈红了。

   “在那里，病房不够不是按床位算，而是按地铺计算。”王圣林负责的病房最多的时候有过800多个病人，这个病房原属于眼科，因为骨科病人实在太多，病房不够，就把医院的眼科病人劝服回家，骨科病人住了进去。

   “在灾区，我还体会了一下‘以天为盖地为庐的豪情’。”他打趣道。原来，在绵阳的第一天晚上，他把医院提供给他的帐篷让给了病人住，自己则住在草坪上。

   在北川度过的14天，他不记得接手多少病人，做了多少手术，回到北京他才听说他们医疗队做过手术的病人的一个大体数字———3000多位，其中在手术室进行大手术的有76位伤员和15位截肢病人。

   “五次大的余震，三次在手术”

   “5次大的余震，我们有3次在手术。”话语间王圣林显得很平静。

   他对震中的手术记忆犹新：在5月16日下午1点30分左右，他和田耘（北医三院应急医疗队队长）正在手术室进行一例股骨干骨折手术，突然感到手术床在强烈的晃动，手术桌在移动，手术灯在抖动，脚下的地板晃动亦加明显。“有余震！”他们下意识地扶住手术床上的病人，以免其掉下手术床。

   手术正进行到关键时刻，怎么办？

   没有人离开岗位，大家继续进行着手术，他依然配合田耘医师牵着患者的患肢，大家继续认真、仔细清创、止血，直至手术成功。事后报告余震强度为5.8级，持续约1分钟。

   另外两次余震中的手术也是如此。

   “其实，我挺害怕余震！”他说。他经历的第一次大的余震是在凌晨1点多，当时没有手术，看见墙壁在大幅晃动，并伴有咔咔的声音。“我的心都怦怦直跳。”但随后他笑了一下，“也挺奇怪，一做手术就觉得余震没有那么可怕。”

   在没有手术的余震中，为帮助那些正在做手术的医生和护士准备手术设备，他会不顾危险，冲进楼里，寻找一切可以使用的设备：急救包、氧气袋、生理盐水、甘露醇、输液器、绷带……

   “这么称呼，很不敢当”

      对于气性坏疽（一种传染病）的防治，王圣林做了许多工作。

      5月16日，一例地震后两天被救出的患儿接受截肢手术。术中发现伤口肿胀、皮下有游离气体，

      “不好，发现可疑为气性坏疽！”王圣林心中一颤。

      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迅速向上报告。与此同时，马上穿好隔离衣，对伤口分泌物做好涂片，亲自送至检验科进行培养及镜检。

   “我的直觉是正确的，检验结果高度怀疑为气性坏疽！”他说。

   卫生部医疗队刘晓光队长果断提出隔离措施，有效控制了该病的蔓延和扩散。在震后的两周时间里，绵阳市中心医院的气性坏疽感染仅出现1例，没有扩散，且感染率很低。

   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大反响，网上有人说他是英雄。“这么称呼，很不敢当。”他说，“我只是在做自己分内的事情。同那些最可爱的人，还有震区顽强的人们相比，我做的真的是微不足道。”

    “她的腿终于保住了！”

   “截肢在医学上不是大手术，可是对于病人造成的影响却是终身的。”王圣林说，经他主刀手术截肢的病人就有3个，全是孩子，小的只有12岁，大的也就17岁。面对孩子们截肢后那充满泪水的眼睛，他心情很是沉重。但是，孩子们眼中闪动的求生光芒，照亮了他的心。“是啊，只要活着就好！”他轻声告诉自己。

   在他负责的病房里，有一位12岁女孩，双腿被截肢。很多人看到这种情况，都非常难过，但是，那个小女孩却说：“叔叔阿姨别难过，我不哭，一定好好活着，我还要去告诉我同学们的爸爸妈妈，到我们被埋的地方去找他们啊。”

   讲到这里，王圣林的语调已有些哽咽。原来，那个小女孩和几十个同学一起被埋在教室里，几十个孩子有的死了、有的还有一口气，这些当时还活着的同学们约定：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出去，就一定要把消息带出去，告诉爸爸妈妈，以后到这里来找他们。最后，只有这一名女孩得救，但是却永远失去了双腿。

   “其实，如有可能，我会尽量保住病人的双腿！”王圣林表情严肃。

   5月15日，在绵阳市中心医院，一位来自北川的18岁女孩受伤非常严重，需要紧急手术。王圣林告诉其父母要挽救他女儿，就要手术，而手术可能随时需要截肢。

   “她那么小，医生您想想办法吧。”她母亲已经泪流满面。

   这个小女孩，左腿皮肤大面积脱套伤、大腿小腿的肌肉坏死，足部严重缺血，而且感染已经很重还伴有高热。

   “我会尽我最大努力保住她的双腿。”王圣林说，口气中透着坚定。

   他和医疗组成员进入忙碌状态，在手术室工作正在进行中———扩创、抗炎和全身支持治疗。几天后，奇迹终于出现了，女孩的左脚开始红润、有感觉，伤口感染也被控制，体温下降到38摄氏度以下。

   “她的腿终于保住了！”王圣林也抑制不住激动，“以后做完皮瓣转移、植皮手术，就可以正常的走路了。”

   女孩和她父母眼含热泪，他们说：“谢谢，首都的医生！”

   “在震区找回了自我”

   对于自己的医生生涯，王圣林这样评价，“压力很大，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光鲜。犯错是人之常情，可是医生不允许犯错。”坐在这个位置，会受到别人的羡慕，可是也得比常人面对更多的死亡，还得面对很多的劳累。“对于病人来说，有时候医生的心情和态度非常重要。”他说，“调节心情对于医生来说，也是一门艺术。”

   王圣林说，比较而言，家乡的时光更让他怀念。“17岁以前，在鲁西南家乡的那一段生活，青春年少，悠闲又单纯，伴着梁山众好汉，和大自然亲密接触，是我喜欢的。”

   谈起他那已红透网络的灾区日记时，记者才发现王圣林非常爱好文学。在工作中有了烦恼时，他就寄情于文学。史籍是他的最爱，《史记》、《资治通鉴》等早已过目，《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小说没有逃过他的眼睛，金庸小说也没有逃过他的“魔掌”。“其实，我挺有作家的潜质，理性而敏感，朋友们都说我‘抑郁’，这辈子就当医生了，但下辈子一定要当个作家，不然，当个水手也是好的。”他这样自嘲。

   对于北京10多年的生活，“也许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迷失了本来的方向，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他说，震后，灾区人们的顽强生活，孩子们的泪水，让他找回了曾经生活中被忽略的东西，那就是“助人无处不在，平安就是幸福”！

■人物档案

    王圣林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临床医学博士，北医三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专业特长：脊柱外科，包括颈椎病、颈椎外伤、腰间盘突出症、脊柱骨折脱位等，研究方向是颈椎病、腰椎疾病及脊柱创伤，寰枢椎疾患。

   参与译著《脊柱外科学》、《创伤骨科学》、《脊柱手术失败》。在《中国脊柱脊髓杂志》发表《颈椎管狭窄症患者黄韧带肥厚的组织学研究》、《颈髓角的MRI影像测量及临床意义》和《以三角肌麻痹为主要临床表现的颈椎病的诊断和治疗》3篇学术文章，在《中华外科杂志》发表《寰枢侧块钉板固定术第1颈椎侧块螺钉置入准确性的分析》和《脊柱手术后并发肺栓塞11例临床分析》。

（编辑：于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