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北京大学第二委员会   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  陈新）　　

 

　　盎司和英镑故事起源一个世纪前。1921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派1916年密歇根大学医学院毕业的格兰特（John B. Grant）来到当时的北京协和医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UMC）任教，是我国第一位公共卫生学的教授，由于他前后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格兰特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兰安生。

 

　　叶恭绍回忆她在PUMC四年级时听到兰安生讲的公共卫生学的一节课，兰安生说：“An ounce of prevention is worth a pound of cure。”叶老在我们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系64级的开学仪式上，又一次郑重地传授给刚刚步入医学殿堂的学子。她说：“‘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英镑的治疗’。这句话可以说引导了我从事公共卫生专业的坚定的信念。PUMC只有医学院，而没有卫生系，但是倾其一生为公共卫生专业而奋斗的实际工作的人士中，有PUMC的许多毕业生，如：上海医科大学的徐苏恩教授、同济医科大学的朱文思教授等。”叶和徐、朱都是新中国儿童青少年卫生学的早期奠基人。为了更生动地进行入学教育，叶恭绍系主任还特别安排了高年级的同学王润田介绍他在毕业实习时的卫生学和流行病学调查案例。像竹排运送物质过程中，由于长时间浸泡致使物质中有毒物质释放污染到食品中，造成的食物中毒等，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开学之后，我又听了叶恭绍系主任的两次重要的报告。一次是动员俄语过关的同学“改学”第二外语。她说，“由于中苏关系紧张，苏联专家撤退后，俄语文献交流也减少到零。”我当时是外语课代表，当然率先通过俄语“过关”考试，上了金锋教授的英语班（当时全班只有2名同学在中学读的是英语，其余都是学的俄语）。虽然在校跟着“俄转英”的老师学了不到一年的基础英语，但是我非常庆幸这次及时的“转轨”。第二次报告，叶老动员卫生系学生和教师准备“迁兰”。她说，“适应一触即发的中苏冲突的形势，为了长远储备力量，并发展放射卫生学等新学科新专业，国家拨款，去兰州医学院建立北医卫生系新址”。“学生宿舍安置好了，实验室的电源插头也做了新的设计……，许多教学科研设备已经装箱，甚至学生用的双人床也准备运走”。因此，我体会到公共卫生事业和国家发展的密切关系。

 

　　1965年春天，我们卫生系师生随“四清”工作队到北京市彭真市长抓的郊区试点公社去“教改”。卫生系的学生还要做沙眼普查和测量高温堆肥的粪土。突然，一个紧急通知下来，中断了“四清”和“教改”，集体回到校园。行装还没有放下，就被带进了跃进厅。再见到叶恭绍教授时，是在揪斗卫生系“牛鬼蛇神”游行示众队伍中，只见叶恭绍系主任一下子苍老了，头发几乎全白了，手里握着一小本“红宝书”，念念有词，不知在说什么。卫生系的一名教师告诉我，叶恭绍利用专业幌子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去看中学生的阴毛。我不禁愕然，这不是叶老在北京市学校卫生研究小组进行的有名的生长发育研究吗，由此叶老提出了男女儿童身高体重生长发育曲线和“两次交叉”经典理论。“文革”大乱，许多公共卫生和儿少卫生专业人员被逼“改行”，叫他们以实际行动批判“封、资、修”。

 

　　但是，叶老坚持下来了。她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也要搞儿少卫生学，我不会去干别的事”。终于，盎司和英镑的故事感动了上帝。“文革”刚一结束，叶老找到刚“解放”了的彭真、万里等中央和北京市的老领导，说她还要搞青春期调查，还要搞儿少卫生学的教学和科研。叶老的执着终于有了成果，公共卫生学院破土动工了，北京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成立了，“八大讲师”重新上岗，一个个专业学组建立起来。

1985年，在叶恭绍教授积极倡导下，国家教育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卫生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发起了“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研究”，各省、市、自治区都积极参与，学校卫生/儿少卫生队伍在全国迅速壮大起来了。叶恭绍教授和徐苏恩教授等任课题科学顾问，不顾年老高龄深入到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指导工作。1986年课题总结表彰大会在四川成都市召开，兴高采烈的叶老与我合影留念，这是我和叶老唯一一张在一起的照片。

 

　　每当我看到与叶老合影的照片，我都会想起英镑和盎司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影响了叶恭绍教授的光荣一生，也影响了我和一代又一代预防医学工作者。

              

（编辑：于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