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奔赴全球的灾区、战区、疫区，向在最恶劣环境下挣扎的人伸出援手，完全独立于任何政治、经济和宗教势力——这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金牌令。屠铮，是最早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医疗志愿人员。

 

　　成为“无国界医生”

 

　　1971年，屠铮出生在桂林。父母均是医生，参加过抗美援越的医疗志愿工作。14岁那年，母亲去世，弥留之际还拉着女儿的手，教她如何做手术。

 

　　同是1971年，一群法国医生在巴黎创立 “无国界医生”。这群医生于1968年至1970年间，参加法国红十字会在非洲的救援工作。当时的红十字会必须获得当地政府许可，才可以在某个地方工作，同时必须保持缄默。尼日利亚战争于1970年结束，共有100万人死亡。红十字会要求成员对这些可怕的真相保持沉默，年轻的法国医生们拒绝了。他们决定成立一个新的、不理会政治或信仰，而以受害者利益为优先的救助组织。另外一批1970年在孟加拉援助水灾的医生，发现当地天灾救援工作的不足。这两批医生共同促成了“无国界医生”的成立。

 

　　1999年，“无国界医生”组织获诺贝尔和平奖，理由是“他们专业地、有效率地帮助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代表那伸出来的援助的手，进入一切冲突和混乱之中。”

 

　　1990年，屠铮被北京四中保送进北京医科大学，之后硕博连读。2001年9月，赴香港科技大学生化系攻读理学博士。屠铮的表弟潘渊已在“无国界医生”服务多年，途经香港时热情地鼓励屠铮：你是学医的，你要是来“无国界医生”，会帮助到更多人。屠铮不置可否，此时她首要的任务是完成学业。毕业后，她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任职妇科主治医师。

　　

        潘渊没有放弃。2006年秋天，他到北京办理签证，问屠铮：“你准备好了吗？”此时屠铮正处于人生的一段低谷，希望自己振作起来，所以决定试一试，这起码是一段人生经历，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她向“无国界医生”投了简历，2006年11月接到电话测试，考察她对“无国界医生”的认识以及医学专业水准。2006年12月底，赴香港面试。

　　

      “星期几”孩子和神奇“B超”

　　

       1989年，利比里亚爆发内战，长达14年的战乱导致20多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流离失所，8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战争停止后，全球传媒转移了视线，“无国界医生”们却留了下来。

　　

       2007年3月，屠铮接到“无国界医生”通知，赴利比里亚执行为期半年的任务。她向单位提出申请，表示完成任务后一定会回来。院方同意保留其职位。

　　

       她所到达的“神奇之地”几近焦土，它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当地每3万人才有一个医生，而10个孩子中大约有3个会夭亡。这里的孩子通常是按出生日取名的，一个星期后孩子还活着，才会取一个正式的名字，“星期几”则成为他们的昵称。

　　

       因为是全免费的，在太多人需要救助的情况下，“无国界医生”开办的医院只能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按中国的标准，屠铮所在的Benson医院充其量是个二级医院。这里无法化验肝肾功能，只能够做血常规检验，甚至没有一台X光机。惟一的B超机则是大宝贝，屠铮从进入医院开始，就不断被警告，如果这台B超机坏了，就再也没有补充了。

　　

       B超机被当地人神化。当地妇女交头接耳，说那台神奇的机器上有一个小小的荧幕，只要肤色白白的医生把像果冻一样的黏胶涂在妇女肚子上，直接穿过皮肤渗透到肚子里，就可以治疗不孕症。许多妇女蜂拥而来，做完B超，通常都感觉好多了。

　　

      利比里亚的“中国白人”

　　

     利比里亚属于热带气候，年降水量超过5000毫米，素有“非洲雨都”之称，不仅衣服晾不干，连手术服的扣子都会锈住。屠铮和她的同事不得不在后背贴块胶布，顶替扣子。

　

 　“充分利用资源，无论是物力还是人力。”这是屠铮在“无国界医生”医院工作的最大感受。屠铮曾去参观利比里亚一个较大的国立医院，那里有七八张产床，一个月顶多接生200个孩子。Benson医院只有3张产床，一个月差不多要接生400个孩子。

 

   　 屠铮的营地离医院有半小时车程。一般是早上7点半出发，到医院进行早交班，而后查房，处理当天医疗事务：哪些患者需要动手术，哪些仅需要专业的咨询服务。中午休息1小时，志愿人员通常是坐在一起，边吃边聊。下午5点可以离开。

 

　 “无国界医生”给大家配备手机，有急症打电话呼叫，百分之七八十的晚上会有事情。屠铮觉得前半夜被叫醒是幸福的，如果是后半夜叫醒，只能在医院里熬通宵。她最长的一次曾连续工作36个小时。由于搭班的外科医生结束任务撤离，她在离开利比里亚之前，独自顶了一个月，一人做了60多例剖腹产，有时一天要做七八个手术。

　

  　 屠铮不怕劳累，怕的是无能为力。一位利比里亚产妇大出血，造成凝血障碍，在有限的医疗条件下，屠铮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还是止不住血。“在中国还能做个栓塞，在那边不可能。当时觉得挺无助的，只能撒手让她走。”此时屠铮到利比里亚还不到一周。她在手术室当场痛哭，同事纷纷过来安慰屠铮——有些事情你能做，就尽力去做；有些事情做不了，就要承认做不了，尽力就很好了。那位大出血的产妇最后缓了过来。

　

　  在救生器械匮乏的状况下，与死神拔河的挑战接连不断。6个月中，屠铮眼睁睁送走6个孕妇，还有数量更多的孩子——比她过去从医10年见证的死亡还要多。每当这时，屠铮就会不开心，最激烈的反应就是不说话，于是整个手术室都不说话。同事们都明白这种沮丧，通常会陪着屠铮聊会儿天，让她慢慢地缓过来。

 

　  在一个阴郁的下午，屠铮和来自菲律宾的外科医生合作，预备一个子宫切除手术。在手术探察的过程中，屠铮发现病人的子宫增大，并且与膀胱、肠管粘在一起。如果继续进行切除，可能会对其他器官造成损害。在这个简陋的手术环境中，假如术后出现并发症，将是致命的伤害。外科医生建议屠铮放弃。屠铮认为，粘连的区域并不大，如果能从粘连处的子宫浆膜或者子宫肌层下切开，就有望安全地完成手术。手术室里，当地的护士和麻醉师都沉默不语，静静地听他们讨论，但屠铮看到了他们期待的眼神。她说服了外科医生，手术成功了。

 

   　在屠铮心目中，最大的酬劳莫过于病人的康复和同事的认可。屠铮觉得那是她生命里最亮的阶段，因为知道自己每天在做什么，每天都有意义。

 

　　除了12个到14个国际志愿人员，Benson医院还有近300名利比里亚员工。他们一致认为“这个中国女人挺能干的”，常常叫她“White Woman”。这里人只分黑人和白人。

　

  　除了尽力做好诊治工作，屠铮开始训练利比里亚员工，比如教手术室的器械护士做流产手术。先教会最灵光的、一点就通的护士，再由她们去转教别人。屠铮在一边看着，做好准备有事就上；随着护士们的水准提高，屠铮渐渐放手，再后来护士们逐渐可以独立操作了。前不久与香港“无国界医生”联络，她听说那里一直还没有找到妇科医生来顶她的班，屠铮暗自庆幸自己教了一批徒弟，“想必那些器械护士们正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全球一家亲

 

　“有很多事情你不做，你就永远不会知道你会从中受益到什么程度。”屠铮第一次出国行医，第一次踏上神秘的非洲，也第一次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事一同工作。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比如美国、阿根廷、德国、俄罗斯、希腊、西班牙、菲律宾、新西兰等。一部分人把志愿工作看成一生中必须拥有的经历，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家庭变故，希望生活有所改变。

 

　“有人自愿跋涉6000公里，去替人包扎绷带，这点很重要。它表达出对生命的重视。起初你或许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逐渐你会体察他人。”一位法国医生在“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制作的宣传短片中表示。

 

　2007年10月，屠铮守诺回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岗位上。在妇科病房的屠铮，长发用银色的发卡精心盘起，身穿白大褂，挂着听诊器，看上去既专业又利落，与以前的她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她怀念做“无国界医生”时所收获的无与伦比的信任。

 

　问及将来是否还会去执行“无国界医生”的任务，屠铮说要看机会。毕竟“无国界医生”需要付出至少半年的时间，她很珍惜目前的岗位，这是她喜欢的一份工作。屠铮不认为自己是很有奉献精神的人或者是为此放弃了很多。她的初衷更多地是为了自救，而6个月的任务结束后，屠铮觉得自己复原了。令屠铮意外的是，她救自己的时候也救了别人。她只是撑船过去，结果有一批人搭着她的船上了岸。屠铮从此不再觉得一切都来得理所当然。

 

　“志愿精神是一种全球性的东西。”北京大学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丁元竹评价，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社会越来越全球化，中国公民参与全球志愿服务的机会也将越来越多。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