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09年院士增选结果，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王陇德当选为工程管理学部院士，成为第一位当选为工程管理学部院士的医疗卫生系统学者。王陇德历任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厅长，1995年调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曾任协和医科大学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兼职教授，2007年被聘任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由工作在第一线的医生到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卫生行政的高级官员，他将管理者的全局观、学者的严谨和医者的胸怀集于一身，形成了独有的人格魅力。

        今年62岁的王陇德略显清瘦，神采熠熠。祖籍会稽、出生成长在兰州，他的身上既带着南方人的儒雅温和，又有西北人的坦诚和热情。王陇德相对早慧，5岁便上学，中学时期成绩也十分突出，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他一直希望能成为一位土木工程建筑师。然而，高考的发挥失常却改变了他的职业选择和人生轨迹。1964年，王陇德进入兰州医学院医疗系学习，尽管此前对医学十分陌生，但凭借着极强的学习能力，他成为医疗系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并逐渐对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医疗工作产生了兴趣和感情。当时，“文革”的十年浩劫已经在酝酿之中，高校的教学开始受到各种干扰，医学院的授课缺乏专业性和针对性，只是打下了相应的基础。从此，王陇德开始了对医学不辍的学习和钻研。

        1969年，王陇德从医学院毕业，经过国家分配，进入甘肃省防疫站工作。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许多知名的医学专家从一线城市被下放到相对艰苦和偏远地区。在王陇德工作的办公室里，就有当时闻名全国的北医“八大讲师”中的几名。这几位著名的医学专家，对王陇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的身上所体现出的科学家的严谨、渊博和医生的胸怀、风采，深深感染了王陇德。办公室里的其他人聊天的时候，王陇德却始终在学习英文和专业知识，向北京“下放”来的专家请教。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等专业化的划分开始在他心中也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好学、刻苦，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是当时的同事对王陇德最深刻的印象。正是因为他的好学，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时，办公室的领导鼓励王陇德“去试一试”。王陇德抽出时间复习了大约一个月，当年便考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攻读研究生，更为深入地学习流行病和公共卫生的相关知识，并于1983年获得流行病学硕士学位。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学习期间，王陇德获得了赴美考察学习的机会，在美国癌症协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参与相关课题的研究。这段经历，对王陇德的研究和后来从事预防医学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是来自方法和研究理念上的训练。在美期间，他与美国医学科学院的一些专家合作，通过大样本比对，研究肿瘤形成与饮食的关系，取得了重要进展，在科学的研究方法上得到了严密的训练。同时，他也深刻认识到中美在预防医学研究上存在的差距，意识到中国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到“预防”的环节上。

       从事医疗工作以来，王陇德始终保持着学习的热情，钻研不辍，即使长期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仍没有丢下对预防医学的学术研究，并以学术成果指导行政工作的开展，用行政工作的经验来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由于工作的需要，他的学术研究不仅涉及医学专业的研究，也注重借鉴管理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经验，成为一名专业、行政两手都硬的管理者。

“从事卫生行政管理能帮助更多的人”

        从中国医学科学院毕业后，王陇德曾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甘肃工作。王陇德回到兰州后，很快开始临床医学研究。当时，西部人才十分匮乏，医疗条件也很落后，已经获得硕士学位的王陇德，受到了甘肃省卫生厅的关注。当时的一位老厅长几次找他谈话，希望他能从事卫生行政管理工作。王陇德对临床工作有着很高的热情，由于他医术高超、待人又非常和蔼亲切，受到很多患者的欢迎，王陇德不舍得离开临床的岗位，几次拒绝了卫生厅的邀请。最终，在一次谈话中，老厅长语重心长地说，“做临床，治好的只是少数人的病，而做卫生行政，如果做好了，受益的将是一大批人。”这一席话打动了王陇德。他回忆起在甘肃省防疫站工作时的所见、所闻，感受到传染病防控、公共卫生等卫生行政工作在西部地区，有着更加根本和重大的意义。王陇德调任甘肃省卫生厅科教处工作，后历任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厅长，扎根西部，在甘肃共生活、工作了44年，也由此开始了对卫生行政科学化管理的不断探索。

        西部地区卫生条件的艰苦和落后，往往超出外地人的想像。一方面是自然条件的艰苦。在甘肃农村，水是非常珍稀和宝贵的资源，而水源是否清洁，则是关系到传染病防控的关键因素。王陇德曾经陪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特使在甘肃访问，在从兰州市向北行车几十公里所到达的村落里，看到家家户户不锁院门、房门，水窖却要挂上锁。外宾惊叹道，这里几乎没有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经济的落后，使许多在发达地区已经消灭了的传染病，在西部地区依旧肆虐。王陇德始终扎根基层，经常到村镇去考察和调研。1970年代，在甘肃省防疫站工作时，他一年中常常有大半年要扎在农村，这使他对甘肃的整体情况非常了解，对他在卫生厅的工作很有帮助。他在甘肃大力推进了传染病防控等工作，婴儿的“四苗”覆盖率由1984年的4.7%上升到85%以上，10年间传染病发病率下降了47.4%，并大力引进人才，力求改变农村医疗资源匮乏的局面。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不同民族的生活和宗教习惯，也给卫生、防疫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一些少数民族的百姓过着游牧的生活，卫生知识水平很低，连免费接种疫苗的工作都很难顺利开展。王陇德和同事们根据这些特殊情况，开始注重与当地的宗教人士合作，通过他们，来宣讲普及卫生防疫知识，推动卫生工作的开展，使甘肃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出现了一批“披袈裟的健康使者”，甘肃的卫生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进。

高瞻远瞩 锐意创新

      许多人是从2003年“非典”的防控工作中开始了解、熟悉王陇德的。这场肆虐全国的传染病，演变成了一场深刻的公共卫生危机，暴露了我国因疫情报告迟滞、不准确、反馈系统不灵敏而导致疫情迅速扩散的问题。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王陇德，根据“控制论”对信息工作的要求，提出了将计算机网络技术与传染病报告工作相结合，建立医疗机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的设想和方案，并主持建立了基于互联网的全国医疗机构传染病病例直报系统。该系统彻底改变了50多年来医疗机构使用纸质卡，通过邮寄报告，防疫机构逐月汇总上报数据的传统疫情报告模式，使卫生部由原来1个月后仅知道发生的传染病例数字的被动状态，实现了“个案、实时、在线”的疫情掌控方式。系统建立5年来，报告病例数比系统建立前5年年均增加39%，大幅度提高了传染病例发现和报告的及时性，使我国疾病监测工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使我国成为全球少数几个以“日”为单位进行常规疫情分析的国家之一。此系统目前是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卫生部专家组鉴定属“国际先进水平”，美国卫生部长则称赞其为“世界领先水平”。2008年，包括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前主任Dr. Koplan在内的中外专家在《The Lancet》上发文称，中国的传染病实时监测系统能够作为全球监测和应对传染病威胁的典范；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组织的“太平洋论坛”2007年会刊，将中国的传染病报告系统作为两个推荐的范例之一。王陇德在处理“非典”疫情中所进行的创新性举措，也对中国政府如何更好地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起到了推动作用。

        血吸虫病在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流行历史，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不同程度的流行。这种传染病的流行严重威胁人民的健康，旧中国曾因此出现“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凄惨场面。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非常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制定了采取消灭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和以人畜化疗为主的综合性防治策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丘陵和水网地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在湖沼地区控制效果一直不太理想。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湖沼地区的血吸虫病疫情开始严重回升，不仅感染人数逐年上升、疫区范围扩大，而且出现了由农村向城市蔓延的新势头。王陇德经过实地考察敏锐地发现，由于环境因素的不同，传统的血吸虫防治策略在湖沼地区不能有效地抑制疫情，必须在工作思路和政策上有所创新。他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创新性地提出了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的血吸虫病控制新策略，制定了“以机代牛”、“封洲禁牧”、“改厕建沼气池”和管理好渔民粪便等控制人畜粪便中的血吸虫卵进入水体的具体措施，在以湖沼型为主的血吸虫病重点流行地区的试点研究效果显著，仅用三年时间就阻断了血吸虫病的传播。这一研究成果发表于世界著名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上，并作为新的血吸虫病防治策略在我国流行省、县加以推广。王陇德的创新性研究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肯定，为世界血吸虫病防治贡献了新的智慧。

        王陇德在疾病防控方面的突出成就还集中体现在结核病和艾滋病的防治上。2004年3月，王陇德出席了世界卫生组织在印度召开的结核病控制大会。当时，中国的结核病防控工作很落后，病例数仅次于印度，位居世界第二。在大会上，中国被世卫组织点名批评。针对中国结核病发现率低等问题，王陇德迅速组织了基层调查，明确提出了以“医疗机构转诊患者，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根据网络直报信息追访患者并筛查其家属，乡镇卫生院设立查痰点”等为主的8项措施并亲自组织实施，还提出了专业技术人员和行政部门“双督导”等符合我国国情的新举措，迅速扭转了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落后局面，如期达到了WHO设定的全球结核病控制阶段性目标和《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01—2010年）》中期目标。由于王陇德卓越的领导和有力的措施，在中国推广了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授予他“高川奖”。

        2004年，王陇德出任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艾滋病的防治成了他工作的又一个重心。他提出了“控制疫情、挽救生命”的工作目标，建立了“政府主导、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机制。他一方面重视高危人群的筛查，另一方面则重视改变社会偏见。他利用中央党校的全国电视教学网络，对党政领导干部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及政策培训，为基层推开防治工作创造了条件。并经常参加艾滋病防治的各种宣传和公益活动，营造全社会理解关心艾滋病患、关注艾滋病防治的氛围。对我国现在艾滋病的防治状况，王陇德了如指掌，05年以来每年新增感染者的人数、发展趋势他都了然于胸，并总是能够根据最新的发展态势来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2009年，由于农民工群体成为新的高危人群，王陇德特别关注了这一群体的调查和防控工作。2010年1月，由他主编的中国首部艾滋病学科体系专著——《艾滋病学》出版，系统地反映了发现艾滋病以来，全球在基础研究、临床治疗、预防控制、社会学及法律、政策支持等方面的现状与进展，是体现当前中国艾滋病研究领域最高水平的学科学术体系专著，填补了艾滋病防控研究的空白。

       王陇德组织领导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我国艾滋病防控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2007年，他荣获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颁发的“应对艾滋病杰出领导和持续贡献奖”。

“中国人需要一场革命”

        曾有媒体将中国人称为“糖尿病民族”。这种有些夸张的形容，恰恰反映了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从“东亚病夫”到“糖尿病民族”，中国人的健康状况发生了新的变化，保健、养生一时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王陇德很早就注意到，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替代传染病，成为我国城乡居民的主要杀手，错误的观念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行为是出现这一问题的关键，他提出了“提高国民健康水平，需要开展行为、膳食和厕所三大革命”的卫生策略。

        他在《人民日报》、《保健时报》等报刊上撰写了《中国人需要一场行为革命》和《中国人需要一场膳食革命》等一系列科普文章，在国家机关、军队和电视台进行预防慢性病的科普知识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宣传正确的健康理念和行为方式。2003年，王陇德又撰写了《掌握健康钥匙》一书，从体育与医学结合、常见和实用以及科学原理为基础三个角度，回答了自我保健和健身的一些实际问题，提出了若干有操作性并易于掌握的行为方式，指导群众合理膳食、正确锻炼，以有效预防慢性病的发生。该书2005年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初版至今的几年时间内，国人的健康状况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最近，王陇德正在对《掌握健康钥匙》一书进行修订，准备出版最近版。

       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王陇德也很重视自我保健，常常向身边的人传授一些简单易行的科学生活方式的“小窍门”，如推荐给中老年人的“饮食十个网球原则”等，即将一天的进食量设定为1个网球大小量的肉类，两个网球大小量的主食，三个网球大小量的水果和四个网球大小量的蔬菜，这些方法直观、形象，也非常有效。

       王陇德有着自己的一套特殊的养生方法。无论工作如何繁忙，他每天都要固定抽出一段时间，进行具有相当强度的体育锻炼，即使是出差，行李中也必备一副拉力器。另外一个“独家秘技”就是唱京戏。由于父亲喜欢京剧，王陇德很小就学会了不少出戏，能演会唱。公务繁忙，他就利用上下班乘车的时间唱几出，既锻炼气息、使心情舒畅，也能使大脑保持灵活。现在，他能准确的记下百余段传统剧目的唱词。健康的生活方式、适当的体育锻炼，使王陇德身体健壮、体力充沛，几乎从不生病。他笑言，“大家都说，我做健康知识讲座很有说服力。”

     王陇德也很关心青年健康意识的树立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他叮嘱青年群体，“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健康要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形成。不要在年轻的时候，认为还有本钱。现今各种慢性病发病的年龄都在提前，应该引起青年人的重视。”

老当益壮 心忧国人

      2007年，王陇德从卫生部退休，但他的生活依旧忙碌，“退而不休”。 远离了繁杂的日常事务性工作，让他有时间更多地深入思考我国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他决心利用自己多年从事卫生管理工作积累下来的经验和号召力，促进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之间协调互动，为我国卫生事业的科学、可持续发展，为全国人民的健康事业做一些基础性工作。

       2008年，王陇德教授被WHO和UNAIDS分别聘请为结核病控制技术和策略专家组成员、亚太地区艾滋病控制和发展论坛指导委员会委员，被卫生部聘请为“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组”首席专家，2009年又被农业部、卫生部联合聘请为“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除担任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外，王陇德还受北京大学的邀请出任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对于公共卫生学院如何建设，他有一整套自己的设想。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验，能够推动大学发挥自身的理论优势，更多地介入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中，并在临床医生的公共卫生教育、临床与预防的结合等问题上，能有新的作为。

       目前，王陇德最关心的一个公共健康问题是脑中风的预防与控制。我国第三次死因回顾调查结果显示，脑中风——医学上称为脑卒中，已经是我国国民第一位的死因。但是，对脑卒中的主要病因──颈动脉斑块造成的狭窄，我国相关医疗保健方案中没有主动的应对措施，甚至连级别很高的保健体检中也无此检查项目，造成了大量中风前期的患者未被及时发现和给予适当的干预措施。王陇德认为，对脑卒中开展筛查和干预，是一项在我国被忽略了的国民保健重点工程。为此，他与中美有关专家联合组织了“中美脑中风协作组”，并出任中方主席，进行脑中风筛查试点及干预技术的探索论证工作。这个项目的开展必将降低脑卒中的发病及死亡率，大幅度减少国民疾病负担，提高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他说自己目前最大的心愿之一，就是通过一系列工作，能在10年内使我国的脑中风发病和死亡率有明显下降。

      古人尝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行政官员统筹管理、医者悬壶济世，都是经世济民的方式，是中国人最高的职业理想。在高度组织化的当代社会，制定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公共政策，可能有着更加重大的意义，做好卫生行政工作，可谓将“良相”与“良医”两相结合。2009年被新增选为中国工程院管理工程学部院士，王陇德并没有将其视为一项属于个人的荣誉，而是看到，卫生行政管理的科学化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受到了社会的重视和认可。他始终铭记，从事卫生行政工作，是能够使更多人受益的重要的工作。在这项事业上，他不断钻研、创新，将学者、医者和管理者集于一身，树立了一种新的典范。

(北大宣传部 朱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