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陇德始终觉得自己的性格更适合去做业务工作而不是当行政干部。

　　国家规定副部级的退休年龄是60周岁。还没到年龄呢，王陇德就三次找到中组部，希望组织尽早物色接班人，让他从卫生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下来。

　　不过，中组部嫌王陇德“太着急”，又让他干了两年才放他退休。这样，2007年底王陇德离任卫生部岗位，旋即，受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韩启德的邀请，于2008年4月出任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王陇德从事卫生行政管理工作25年，韩启德希望他的到来能“推动医学部更多地介入到政府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让大学的人力资源充实到政府部门中”。

　　2009年底，王陇德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院士。2000年成立的工程管理学部旨在“提高科技工程工作者的科学管理意识，激励管理领域的研究和创造”。

　　“工程管理”的内涵极为宽泛，王陇德的当选表明，卫生系统中的工程管理得到认可。事实上，也正因为卫生事业关系国计民生，牵扯方方面面的利益，只有通过系统工程管理，制定科学的政策策略，才能提高国家疾病控制管理水平。这正是王陇德二十余年卫生行政管理工作所致力之事业。

从未想过要做官

　　不过，时间退回到二十几年前，王陇德从没想过自己会从政。甚至把时间往回拨四十多年的话，他更没想过自己要从医。

　　在兰州出生长大的王陇德一心想像父亲一样，成为一个土木工程师。高考第一志愿，他填的就是清华土木工程系。这个五岁入学，成绩优异的学生，却因在高考前紧张、一夜未眠，而发挥失常，第一志愿落榜直掉到最后一志愿——兰州医学院医疗系。“一开始对医学确实是不了解，但进去了，就学吧。我在医学院的成绩依然很优秀，这应该是得益于从小养成的学习习惯，玩的时候就彻底放松休息，等真正坐下来学的时候，就认真专注，学习效率很高。”

　　家教严格，王陇德描述他的母亲要求他“放学后就要直接回家学习”， “一有空就看书学习”这样的习惯伴他终身，甚至在文革时，也未停弃读书。

　　1970年，王陇德从医疗系毕业，却被分配到防疫站。“当时卫生厅管人事的干部也搞不清医疗和公共卫生的区别，他们说，反正你们都是学医的，于是就把我分配到防疫站了。”也就是在甘肃省卫生防疫站，王陇德获得了公共卫生基础知识的启蒙。“当时正是文革期间，北医的‘八大讲师’，‘下放’到甘肃基层，就在防疫站。像是沈安、李天霖、曹家琪、连志浩、王黎华……他们其中的几位就跟我一个办公室坐了好几年。我跟他们学了很多，受他们影响很深。”

　　1978年恢复高考。办公室主任一句话“你不去试试”，提醒了王陇德。在办公室同事眼中，王陇德好学，常常是别人聊着天，他捧本书学英文、钻研专业。王陇德抱着试试的心态，复习了一个月，考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攻读流行病学硕士学位，期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学习。

　　1982年，王陇德结束在美国纽约市大学西奈山医学院的两年进修回国后，被分配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不久又调回甘肃。“当时是因为妻子和孩子都在甘肃，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调来北京，我想不能老是这样两地分居，而且甘肃那边也很需要人，于是就想回甘肃和家人团聚。起初医院不放人，我就直接去找国家计委，说想回去。人家说，别人考研究生都是想要北京户口，你反而想回去。好，我们支持你。”

　　回到甘肃，王陇德去卫生厅报道。厅长找他谈话，希望他留在厅里做行政。王陇德喜欢临床业务，谢绝了厅长的安排。后来半年多的时间里，那位厅长找了他四次，最后一次，他说：“你做临床医生，你看好的只是一个个的病人，你看的再多，你的一生能看好多少病人呢？你做卫生行政工作，你要是做好了，受益的是一大片人。”

　　“我觉得他这话说的非常中肯，打动了我。”王陇德如是说。

使人民受益

　　王陇德没想过要做官，最初也没有什么相关经历，连在学校他都只是当学习委员而已。1983年，当他开始在甘肃省卫生厅任职之时，正是国家四化建设开始，急需人才之际。在西部，在甘肃，以王陇德医学硕士、美国留学之教育背景，基层出身之工作经历，毫无疑问当属重点培养之人才对象。从履历上看，王陇德自1983年历任甘肃省卫生厅副处长、副厅长、厅长，1995年调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自1998年至2007年任卫生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细看他的每一步工作，每一个成绩，确也证明了，王陇德在卫生行政事业管理方面杰出有为，领导力卓越，行政措施有力，是不可多得之才。

　　他了解基层。王陇德先后在甘肃生活、工作了44年。西部艰苦，自然条件恶劣，他跑过一个个的农村去了解情况，从不等县领导接待；他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特使到甘肃山村，拍下这样一幕：家家户户不锁院门、房门，水窖却要挂上锁。

　　他善于因地制宜。他讲这样一个故事：要给藏民接种疫苗，但藏族妇女的习俗是生孩子后一个月都不出来见外人，这样你怎么给她打疫苗呢？王陇德的解决方法是，寻求宗教人士的帮助。活佛在讲经大会上，从宗教教义中引申出给孩子打疫苗的重要性，信徒听而从之。王陇德称他们是“披袈裟的健康使者”。王陇德在甘肃省卫生厅任职期间，“四苗”覆盖率由1984年的4.7%上升到85%以上，10年间传染病发病率下降了47.4%。

　　他懂得发挥科学在管理中的作用。2003年4月，“非典”肆虐，此时王陇德任卫生部副部长，他称这段时间是“履职以来压力最大的时期”。因疫情报告迟滞，政府国家饱受批评。王陇德提出建立医疗机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的设想和方案，并主持建立了基于互联网的全国医疗机构传染病病例直报系统。这一方案是学科融合的产物，依据的正是“控制论”对信息工作的要求。直报系统彻底改变了50多年来医疗机构使用纸质卡，通过邮寄报告，防疫机构逐月汇总上报数据的传统疫情报告模式，使卫生部实现了“个案、实时、在线”的疫情掌控方式，被国际社会誉为典范。

　　他深谙中国行政之道。长期以来，中国结核病发现率低，防控水平低。2004年，在印度召开的结核病控制大会上，中国被世界卫生组织点名批评。经过基层调研，王陇德提出了“建立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的合作机制、追访患者、筛查家属、对最基层的乡镇一级单位增设查痰点”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同时，提出专业技术人员和行政部门“双督导”的策略。“我们召集十二个‘病人发现率低、治愈率低’地区的分管副省长、卫生厅长开会，首先让行政部门重视起来，能够真正去落实措施。”一年之后，当王陇德再次在国际会议上做“中国结核病控制进展”的发言时，中国经验被高度评价和视为借鉴对象。

　　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授予王陇德结核病控制“高川”奖。同一年，他还获得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颁发的“应对艾滋病杰出领导和持续贡献奖”。

　　艾滋病的防治是王陇德工作的另一个重心。他于2004年出任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也就是在前后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开始逐步改变偏见，正视艾滋病，重视高危人群。这种转变，与王陇德所做的工作密不可分。“2004年，我们开设了8个美沙酮诊所，鼓励吸毒者去服药。当时，公安局便衣就在门口蹲着，吸毒者一出来就被抓。于是，我们就到公安部找分管的副部长，跟他分析吸毒者的实际情况，给他讲国际上的情况，告诉他美沙酮的维持治疗是控制毒品滥用，减少注射吸毒，预防艾滋病的有效措施。这样让公安部接受我们的观点，公安部门也开始鼓励美沙酮诊所的开设，这些工作就能够开展起来。”诸如此类的工作不胜枚举。在这些工作的背后，折射的正是系统工程管理——单抓技术措施、单靠行政指令都无法奏效，唯有将其看做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性的工作来综合考虑、科学管理方能落实。

　　回顾二十余年的行政管理工作，王陇德这样评价：“所做的一切都归结到一个方面，就是要通过政策策略的制定，提高我们国家疾病控制管理水平，推动一些重大疾病的控制。”而这一切，最终受益的，都是人民。

第一准则是预防

        对于王陇德所做的工作而言，让人民受益就是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健康水平”放到统计学中，就是一个宏观的大概念，而具体到每个人，就是与你息息相关的个人健康问题。

        而公共卫生的概念发展到今天，就不仅仅是传染病控制，更有公民的亚健康状态、个人生活卫生行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知道怎么吃。吃出超重来、吃出肥胖、高血脂、高血糖来，这些都处于亚健康状态。亚健康状态影响慢性病发生，所以政府必须进行干预，要教给群众怎么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2007年4月7日，世界卫生日，王陇德在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诠释了公共卫生概念的发展。

        因此，近年来，在王陇德的工作列表中，还有一项重要的事务就是写文章、出书籍、办讲座、进社区，致力于推动国民行为、膳食和厕所的三大“革命”，以养成国民健康的生活方式。他说：“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健康就得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保证。”

       在遵循健康生活方式方面，王陇德堪称表率。

        他一天的饮食结构遵循“饮食十个网球原则”，即将一天的进食量设定为1个网球大小量的肉类，两个网球大小量的主食，三个网球大小量的水果和四个网球大小量的蔬菜。

        无论工作多忙，王陇德每天固定一个小时体育锻炼时间。地点就在自己家中客厅，时间就排在晚上10点左右，一切公务忙完，就一边看电视，一边做仰卧起坐、举哑铃、跳绳，如此练上一个小时后，洗澡睡觉，“连安眠药都不用吃了。”

       体育锻炼，强化体格非一日之功，但日日坚持也相当不易。王陇德坚持了十多年，连出差时都带着拉力器，对体育锻炼之恒心可见一斑。“我为什么这样坚持体育锻炼呢？其实，1994年当我还在甘肃时，突患椎间盘突出。那时候，我就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就开始锻炼。1995年，刚到北京时体检，检查有脂肪肝。第二年，再体检，脂肪肝明显减轻了。这时候，我坚持体育锻炼才仅仅一年。”

       因为饮食合理，坚持锻炼，王陇德说自己几乎从不用吃药品和保健品。“我自己多年的体会，只要生活方式调理正确了，很多疾病都能避免的。”

       “现在，我们将大量资金消耗在治疗疾病上，其实预防更重要。”王陇德说，预防为主是公共卫生的第一准则。预防疾病的意识不仅仅是中老年人要关注的，青年人更应重视。“年轻人往往认为自己还年轻还有身体的本钱，但事实上，现今各种慢性病发病的年龄都在提前。”

         这位兰州出生长大的前卫生部副部长，他的身上有西北人的坦诚热情，他虽然一直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为官做行政工作，但他怀着一种让更多人受益的朴实想法，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起管理工作。他祖籍绍兴，他的言谈举止中又有着南方人的温和儒雅，他最初向往医病救人，做业务研究，事实上，他在行政管理中，不断将科学理论运用于实践之中，达到了很深的学术造诣，专著颇多。

        中国工程院在给2009年新当选院士的一封信中写道：“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称号是国家和人民对您多年来辛勤工作所取得成就的充分肯定，同时也意味着新的责任和使命。”

       如今，王陇德的工作依然繁忙。他担任着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的职务，又被WHO等国际组织和卫生部聘请为专家组成员。作为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他正组织学院力量开展制定医疗机构传染病管理规范、设计考核评价标准的工作。同时，王陇德还在推进国家慢性病防控工程，第一个着手在做的是对国民第一位死因——脑中风的预防和控制工作。

       他所做的一切仍然与国民之利益密切相关，而国民之健康，正是国家之福祉。

记者手记

       我们在鼓楼西大街，中华预防医学会的办公室采访了王陇德教授。

      他的办公桌密密摆满了一摞摞的文件，整齐有序。

      采访开始，王陇德娓娓道来，语速不快，不打官腔，讲述细节生动有趣，采访进行了两个小时，时间一晃而过。

      问及他的家乡，他说原籍在绍兴，爷爷从绍兴迁居开封，所以籍贯河南。父亲从北平铁道大学（今北京交通大学）毕业后，随铁路工作一路向西，最后落户兰州，因此出生在兰州。我们不由说道，怪不得总感觉您有种南方的文雅之风。“我的生活习惯还是兰州人的特点，很西北，第一语言是兰州话，喜欢吃辣、吃面，兰州拉面，我叫它天下第一面，的确是非常好。”但有一点，西北人酒量好，王陇德说自己酒量不行， “这个是遗传了我父亲的特点，没有解酒酶。”

      王陇德受父亲影响很深，父亲是铁路工程师，他本也想学土木工程。父亲喜欢京剧，他从小耳濡目染，也十分热爱。到现在他还能记住一百多段台词，每天也固定了一小时的唱京剧时间。“你猜我什么时间唱？” 王陇德问我们，“上下班的路上。”听了这答案，在场记者都哈哈大笑。如此合理安排时间，真乃典范。“这对健康很好，能消除脑疲劳，对中老年人尤其好，能锻炼记忆力。”

      采访中，说到健康生活方式，我们纷纷向他请教起来，“1+2+3+4的网球饮食结构”立刻被我发布在开心网的记录中。

       王陇德宣传健康生活方式，他就是最好的榜样。他说，自己很少吃药，除了换季时吃点祛火药。作为卫生部的高层领导，又身兼各种社会职务，事务繁忙是必然，但王陇德能在繁忙中找出规律，让自己的生活科学、健康。而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又使得他在工作中精力充沛、高质高效。原来成就超人般工作业绩的谜底就在这里。

（宣传部 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