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人生没有终点——追忆北医三院骨科马庆军教授
大爱人生没有终点——追忆北医三院骨科马庆军教授
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
平凡中蕴含着伟大
今天，我们召开报告会，向马庆军同志学习。首先就要学他的大爱无疆，对党忠诚。一个无爱的人是不配做卫生工作的，是不配做医生的。站在街头，对着太阳看片子；昏倒瞬间，想的是最后一颗钉子，想的是患者安危；这是一个忠诚的人，一个有大爱的人的写真，是医学精神的伟大体现。我们说，一个共产党员要忠诚于党的事业，从哪里体现，就在于此啊！珠峰再高，一石一沙而聚成，平凡之中蕴含着伟大。
我们还要学习他对业务精益求精、治学严谨的专业精神。一个成功的医生，不仅要医德高尚，也要医术精湛，当患者把生命托付给了我们，我们怎能不精心？
我们更要学习他的高尚品格。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患者服务的，一个好的医生，口碑自在人间。医生不仅要治病，医生还要医人，只有心中有爱的人，才会对病人能多说一句话，多微笑一次。
马庆军同志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员，我们队伍中涌现过王忠诚、韦加宁等一系列的楷模。我们的时代需要英雄精神，在我们队伍中有许许多多像马庆军医生这样的同志，让大家为有我们这样一支队伍而感到骄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党委书记贺蓓：
马庆军：医务工作者的骄傲
我们医院是以骨科特色而享誉全国，所以全院公认骨科的大夫是最忙的，而骨科中的脊柱肿瘤专业的大夫在骨科中又是最最忙的。因为脊柱肿瘤手术风险大、精细度高、劳动强度大，常常一台手术后医生就已经筋疲力尽了。作为脊柱肿瘤专业主要负责人，可以想象，马庆军平时有多累，有多忙。
手术按预定方案顺利进行着，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就在手术接近尾声时，细心的护士发现主刀医生马庆军的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流淌，身体摇摇欲坠。只听马大夫用微弱的声音对旁边医生说了一句：“保护好伤口，就差拧最后一个钉子，你们接着做，把我抬下去，别污染了台子。”话音刚落，他就昏倒在地。根据急腹症的指征，马庆军被推进了旁边的手术室进行剖腹探查手术。打开腹腔后，手术医生惊呆了：腹腔内满是鲜血，出血量高达2000毫升，血压不断下降，进入休克状态，生命万分危急。医生们惊叹，这么大的出血量，他是怎么硬挺下来的？最后手术结果证实，马庆军是肝部恶性肿瘤突然破裂、大量出血导致休克。当马庆军从昏迷中醒来见到助手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手术的那个病人怎么样了？”得知手术非常成功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有着34年党龄的马庆军，凭着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病人和同事们的敬重。他1990年进入北京大学医学部攻读博士研究生，1993年毕业后一直在北医三院工作。三院骨科以脊柱外科见长，脊柱肿瘤治疗是脊柱外科中的高难度手术，是骨科界最大的难题，患者若不及时治疗不是瘫痪就是死亡。手术难度相当高。勤奋、刻苦、好学的马庆军很快从一名普通的住院医生成为骨科的中坚。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马庆军对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能体会到千里迢迢来京求医的农民兄弟的艰难和不易。因此在为农民兄弟看病时，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替病人节省医药费，尽可能地缩短他们等待的时间。楼道里、病房中、公共汽车站、电梯间，人们总能看见马庆军抬头对着光亮处、手举x线片给那些求医者耐心讲解病情的情景。
马庆军同志党性很强。中央援疆工作会议后，他响应号召，积极参加援助西部的工作。今年5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为新疆少数民族医务工作者举办科技骨干特培班。当时马庆军已经出现腹水，双下肢严重水肿。当组织者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及是否可以去时，他毫不犹豫地说：“没问题，我可以去。”在乌鲁木齐，看到他面色不好，主办人提出让他讲一次课就行了，并搬来椅子，让他坐着讲。他说：“我可以坚持，没问题，站着讲效果好。”就这样他忍着病痛，拖着虚弱的身体，连续两天给当地医务人员授课，每天要讲一个半小时，课后还与学员们互动，答疑解惑。看到这种情形，他的老师党耕町教授、活动的召集者，后悔同意马庆军来新疆。马庆军说：“老师，我应该来。一是这次讲座对当地医学发展有好处，您看讲座来了这么多学员，他们需要我们。二是对我来讲，这次讲座也是个难得的机会。我来日不多，做一点有价值的事情，很值得！”从新疆返回北京的第二天，马庆军同志就因病情加重又一次住院，直至病魔夺去生命。
为了人民的需要，马庆军忘记了自己的病痛，他在祖国西北地区新疆完成了行医执教30年的最后一堂课，忠实践行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承诺。犹如他用生命演奏了一曲激昂的《英雄交响曲》，那不朽的旋律展示了英雄的豪迈、自信和英勇！彰显了共产党人为国为民、无私忘我的崇高情操！
正如韩启德副委员长撰文纪念马庆军时所写：“马庆军让我们最感动的是，面对死亡的考验，他没有悲观、没有消极，甚至没有一点点埋怨和后悔，反而更加努力地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李危石：
视职业如生命的楷模
马庆军大夫是我们骨科公认的医学活字典。大家都喜欢跟着他查房，他一次次在床旁的病例分析总是那么有理有据，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从基础到临床，从症状到病理，常常使我们茅塞顿开，获益匪浅。
马大夫的勤奋好学是出了名的。他的办公桌上总是堆满了各种书籍杂志，他常置身于“书山”之中埋头钻研，直到深夜。他不仅是睡得晚，时常还会清晨5点起床看书。他曾和我提起在美国学习的经历。当时实验室人员很多，实验设备大家要轮流使用，为了能多做一些实验，他每天早晨5点就到实验室，等到美国人9点来上班时，他早已经把当天的实验做完了。然后他赶到图书馆看书，一看就是一天。他说，在图书馆看书时是他最快乐的事，那是一种享受。
马大夫非常重视学以致用。北医三院骨科的住院患者中许多都是疑难杂症，马大夫对于那些病因不清、诊断不明的患者，尤其关注。十几年前，医院接诊了一位危重病人。病人颈椎的骨质被严重破坏，无法支撑头部，于是做了第一次手术，切除了被破坏的椎体并进行了植骨固定。可没想到，术后不到两个月植骨竟然完全消失。患者的颈部再一次无法支撑头部，只有托起脖子，四肢才能活动，否则就如同瘫痪一样。第三次手术后，患者一度在轮椅上坐了起来。然而，好景不长，不到两个月，病人的人工椎体连同周围的几个椎体再次被“吃”得精光。几家大医院专家多次会诊，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病人很快就去世了。马大夫调阅病历，查阅了大量的中外文献，终于发现，病人患的是“大块骨质溶解症”，这个病在中外文献中也只有七八例报告。找到了病因，已经是做了很大的贡献，按常理可以到此为止了。但是，为了让我们大家都能了解此病，提高诊断水平，马大夫进行了详细的资料整理总结，并做了学术报告，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治疗方案。那场报告让我们很多同事记忆犹新。
马大夫非常乐于助人。2009年，我从美国学习归来，当时马大夫已经身患绝症。有一天他找到我，询问了我在美国学习的情况，鼓励我根据所学知识，结合临床工作，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并主动提出可以帮我修改课题申请书。马大夫可是骨科领域基础学组的副组长，有这样一个大专家帮我把关，使我信心大增。后来，他还拖着患病的身体，帮我修改、完善课题申请，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当马大夫的同事是幸福的，当马大夫的学生更是幸运的。骨科操作实践性特别强，马大夫深知这一点，他在手术中经常边做边教，术中所展现的娴熟技术和对疑难问题的老到处理，以及精巧的手术思路都让学生受益匪浅。
今年5月，他的5个博士生到了毕业论文答辩的关键时刻。此时马大夫的病情已越来越重。为了让学生按时毕业，他拖着沉重的病体，每天清晨4点多就起床批改论文，每一个专业名词、每一句研究描述他都认真推敲、仔细斟酌，直到满意为止。
6月份，马大夫已经出现了腹水、黄疸，但他还是坚持参加完了学生的答辩会。答辩一结束，马大夫就住进了医院。学生们这才从师母口中得知，他在答辩之前就感觉身体不适，总念叨着一句话：“学生们都毕业了我就去住院，学生们都毕业了我就去住院。”最终，他还是没有等到和他心爱的学生们共同庆祝的那一天。
马老师走了，他永远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一个榜样、一个坐标，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激励着我们勤奋工作，做人民的好医生。
患者代表时萍：
马大夫给了我幸福生活
当我听说马庆军大夫病逝的噩耗时，头脑中一片空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虽然不久前知道他得了不治之症，但觉得他是一名医术精湛、品德高尚的好医生，有着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他一定会战胜病魔。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他还是离我们而去了。
1997年6月，我刚刚过了22岁生日，在家突发疾病晕倒在地，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脖子不能动弹，右胳膊不能抬起，一走路颈部就疼痛难忍。我来到北医三院找到了马大夫。马大夫戴着眼镜非常仔细、认真地对我的病情进行检查。他一边用小锤轻轻地叩击我的身体，一边细心观察我的反应，还不时地问我这儿疼不疼、那儿麻不麻。马大夫可是大专家，这么认真地为我检查，我就知道，我有救了！经过一系列的检查、诊断，得知我得了脊柱肿瘤，必须手术切除。花季年龄突发肿瘤，我接受不了，这一切太突然了，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完，还有好多人生的梦想没有实现，难道我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吗？我的情绪特别低落，不愿配合治疗。马大夫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劝我，告诉我脊柱肿瘤不是不治之症，只要积极治疗，治愈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如果不治疗在身体里始终是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发病，治疗了才不会留下遗憾。在马大夫的耐心开导下，我终于放松心情，配合治疗。
为了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避免复发，术前需要放疗。而北医三院当时又没有放疗设备，马大夫就亲自帮助我联系放疗医院，为进一步治疗争取了时间。放疗时，照射引发的副作用使得我不想吃饭、呕吐，但我只要一想起马大夫对我说的那番话，我就变得坚强起来，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在手术方案上，马大夫为我设计了两套方案供我选择：一套是手术时植入进口钢板，内固定，这类手术难度小，恢复时间短，不用带外固定架；另一套是用我自身的髂骨做植骨融合术，这类手术难度大，需要将头发剃光，带半年的外固定架，还需要考虑植骨后自身融合不好带来的后遗症。经马大夫详细介绍两套方案的利与弊，我选择了后者。听爸爸讲，当时手术时间长达6个小时，当他们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时候，马大夫走出手术室说：“手术非常成功！您放心吧！”。现在我的颈部活动自如，没有任何不适。出院时，马大夫把他联系的方式留给了我，告诉我有问题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这个电话我一直珍藏着。
尽管手术很成功，但是肿瘤会不会复发？我能结婚、生孩子吗？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当时已谈男朋友的我既感到幸福，又顾虑重重，既担心因自己的“自私”而毁了男朋友的一生，又担心幸福会随时离我而去。术后一年复查时，我惴惴不安地问马大夫：“我能结婚吗？能生孩子吗？”马大夫坚定地告诉我：“没问题，你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马大夫的话像一支强心剂，给我和男朋友吃了一颗定心丸。最让我感动的是，每次复查，马大夫都亲自仔细地看CT片，一下子就能记起我，当时的手术部位，怎么实施的手术，还会问问我工作和生活情况，这次问结婚了吗，下次会问生孩子了吗，而再过一段时间去，他会问孩子几岁了，该上小学了吧，每次都让我感觉特别温暖。
今年5月，我到北京办事，想顺便看看马大夫，护士告诉我马大夫得了肝癌，已经不来病房了。听到这儿，我惊呆了。
马大夫时刻关心着他的病人。他记性很好，很多十几年前的病人他还能记起，而且还能记起病人当时住在哪一床，家住哪里，家里有哪些人。我们都感到纳闷，马大夫工作那么忙，怎么了解到那么多情况。其实正是这些“看似与看病没有关系的情况”才使我们病人感觉到来自大夫真心实意的关爱。
现在我们的病全都好了，有的又忙碌在工作岗位上，有的在家颐养天年，而马大夫却离我们而去，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科学严谨的病情分析，如沐春风般的关心问候。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尽我对马大夫的感激之情。马大夫，您一路走好！
马庆军的女儿马文韬：
父亲留给我无尽的精神财富
56年前，父亲出生在山东沂蒙山脚下临朐县一个小山村。在农村长大的父亲，当过农民，干过农活，生活的艰辛锻炼了他的意志。
爷爷是当地中学的校医，受爷爷的影响，父亲从小立志要成为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他对乡亲有深厚的感情，每年回家过年的日子，也是他义诊的时间。常常是我们人还没到，家里就有病人等着了。去年春节，父亲已经病了，得知有个病人病重无法下床走路，他就让我开车带他上门去给病人看病，完了还安慰病人：“你这个病，做个手术就好了，不用怕。”
2008年春节，我和我爱人回老家举行婚礼，正当我们兴冲冲地开着车返京的时候，父亲接到了他同学的电话，说他们医院收了一个急诊病人，已经瘫痪了，这个高难度手术他们做不了，问他能否去帮忙。父亲立刻改道把车开到那家医院。当他进了手术室后，我们和母亲本以为等一会儿就行了。没想到，足足一整天，直到天黑了他才出来，十几个小时的手术父亲筋疲力尽，就指挥着我开车。到北京都快半夜了。路上我们埋怨他，父亲却说：“病人很年轻，你们不过耽误了一天，可他要耽误了却是一辈子的事。”
父亲是个热心肠，特别乐于助人。母亲给我讲过工资条的故事。他们结婚后，母亲拿到父亲第一个月工资条时，上面却赫然写着“欠款”两个字。原来是有位住院的贫困农民，因为交不起69元的医疗费而无法出院，父亲主动替他垫付。可是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0多元钱，财务部门就在工资条上注明了，余额下个月继续扣除。母亲说，当时她觉得，能一下子拿这么多钱帮助素不相识的病人，这个人真好，值得托付。
每当父亲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很喜欢在一旁听着。他通俗易懂的解释，生动的比喻让人听得津津有味。他总是想尽法子让病人听懂、了解自己的病情，提供的治疗方案也是把利弊风险都讲得清清楚楚。有时也会遇到一时理解不了的病人，父亲就不厌其烦一遍遍讲解。等病人走后，我问父亲：“您烦不烦啊？”他笑笑说：“人家让咱看病，那是信任咱，咱得对得起这份信任。”
就是为了不辜负这份信任，父亲几乎不能给自己留出什么时间。白天在单位忙碌一天，晚上还在家看书、查资料。每当他做了一个特别成功的手术后，总是很兴奋地跟我们分享他的喜悦。从他的言语中，真切感受到他对医生这份职业的热爱，在我们看来他是那么的辛苦，他却很享受工作的过程，享受工作带来的这份满足感。
在父亲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他坦然面对死亡这个话题。他说：“人生就如同坐车一样，你们可能到终点才下车，我只不过是提前下车而已。”他在弥留之际，说得最多的是他的工作，叮嘱科里的同志，一定要把《脊柱外科学》编译完成，并把存储有他编译好文稿的U盘交给了同事。他告诉我，把家里的书和资料留给他的学生们，让他们随便挑选，只要认为有用的都让他们拿走，他相信这些资料对学生们会有帮助。
（来源：《健康报》）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