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含灵之苦……勿避险希、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大医精诚》篇对“大医”的界定，成为后世行医者的医德典范，也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统所有员工所孜孜以求的从医境界。

　　 近百年来，北医历史上涌现了无数“大医”典范。他们既有医者妙手仁心的行医风范，又有师者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为迎接北京大学与北医合校十周年和北医100周年庆典，充分展示医学部各学院及附属医院广大职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良好师德师风、医德医风，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与医学部党委宣传部决定推出一批在教学、医疗、科研战线品德高尚、业务精湛的先进典型，通过宣传先进人物的风采，弘扬师德师风、医德医风，发挥典型示范作用为目的，进一步激发北医广大职工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努力建设一支思想端正、业务过硬、作风扎实、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职工队伍。

　　 王兴：拳拳医者情 口腔大事业

　　王兴教授197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曾任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口腔医院医疗副院长，目前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正颌外科中心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担任中华口腔医学会会长，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中国医师协会口腔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同时，他还是《中华口腔医学杂志》总编辑，《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主编，国际牙科研究会会员，国际牙医学院院士，美国ADA名誉会员，香港专科医师学院名誉院士。

　　在北大口腔医院北侧，坐落着一座新建筑——北京国际，乘电梯到C座4层，映入眼帘的是“中华口腔医学会”崭新的办公场所。6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在一间整洁的接待室里，记者见到了中华口腔医学会会长、北大口腔医学院教授王兴。

　　 一见面，迎面而来的是他的亲切和热情，招呼入座、泡茶送茶；谈话间，抑扬顿挫，时常发出爽朗的笑声，这位和蔼的老者的言行举止透出一股力量，拉近与人的距离而不失威严。

　　 医者风范——做一名“好医生”并不难

　　 做一名医术高明、受人尊敬的好医生，是从医者的至高追求，入行四十多年的王兴教授也不例外。然而，在他看来，要成为一个“好医生”却并不难。

　　 “首先，不管面对怎样的病人，都要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心，并保持我们对病人基本的尊重。”王兴说。治疗绝不是医生对病人的一种恩赐，病人最痛苦的时候把康复的希望都托付给了医生，对于病人的痛苦，医生应该有充分的同情心和责任感。“病人没有地位的高低贵贱，我们的眼中只能有病症的不同，这是一名医生医德的根本。”

　　 有了这样的心态，高水平的医术就成为保证患者治愈的关键。王兴强调医生要在良好医德医风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本事：“用拔牙来说吧，好医生拔牙的特点是创口小、术后反应小，病人痛苦少；而技术不高明的医生手下的病人可就受苦了。”

　　 一名好医生是要时刻要求自己高于平均医术水平的，这不仅包括理论基础以及临床基础的修养，还要实事求是地与病人交流。病人们都知道他有一个习惯：在手术前几天里，王兴会频繁地到病房里来，观察病人的病情，与他们交流和沟通，并随时做好记录。“多少年了，都成规矩了。不做好这些，晚上睡不好觉。”

　　 如此说来，做一名“好医生”并不难，王兴又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一名北大的好医生。在北大口腔医院工作多年，他一直感到责任重大。“要知道我们是全国一流的口腔医院，如果病人在这里都找不到治愈的希望，那他们要怎么办？”

　　王兴的态度就是：在北大口腔医院做医生，就要负起更大的责任来。这意味着，无论在科研还是临床上，北大人都要勇于解决前人所解决不好的事情。“现在大家都怕承担责任而回避风险，虽然我们不能轻易拿病人做试验，但在做好充分准备、保证最基本治疗效果的基础上，是一定要试着去突破的。”

　　 几十年来王兴时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凭什么当一个医生？“我的想法是真真正正地做点事。”在王兴看来，一要有实实在在的本事，别人同样可以解决的问题，你可以解决的更好，这就体现一个医生的价值；在此基础上，解决前人所没有解决的前沿问题，即使不能做很多，但至少要解决一点。

　　 1973年，王兴在美国进修时，接触到了颌骨畸形修复的前沿问题，按照当时流行的做法，一般是将病人的下颌骨牵引延长，从而达到手术修复的目的。王兴教授当时就思考，能否从上颌骨着手修复呢——尽管这在当时的风险极大。经过多次的实验和研究，王兴他的同事在1997年完成了国际上尚未见报道的第一例上颌骨牵引手术。

　　 “医学院不应该是培养科学家的地方，而是培养医生的地方。” 因此，王兴对学术浮夸很是反感，“我觉得医生最要紧的就是要好好看病，看好病。”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的本事可能不是很大，但总要做点善事。”

　　 有一位来自北京的女病人，接受王兴的面部矫正手术后，脾气变得很暴躁。每天对着镜子看自己，越看越不满意，就抓起家里的东西乱摔乱砸，还对着老公动辄发火，家庭关系很紧张。本来这是手术之外的事，可以说与医生没有关系。但王兴听说后，主动写信给这位病人，请她定期来医院做复查，每次复查都和她进行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谈话，帮她化解心理的积怨。渐渐地，半年过去了，这位病人的情绪完全平和了下来，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原来那些吵架发火也不见了。

　　 春风化雨——艺术性化解各方矛盾

　　 王兴曾任北大口腔医院副院长，分管医疗。这在旁人看来是个棘手的苦差事，因为这意味着每日都要面对形形色色的矛盾以及让人头疼的医患纠纷。

　　 王教授跟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口腔医院曾接待过一名患儿，治疗过程很顺利，但术后却发生了患儿的口腔黏膜被药水轻微烧伤的事故。接诊的医生认为是孩子调皮，对治疗不予配合、乱哭乱闹的后果，而家长却怒不可遏，坚持要医院赔偿。愤怒的父亲在医院里打闹，一定要见到医院领导。

　　 王兴知道此事后，详细地看了孩子的病历，并找当事的医生、护士等人了解清楚情况后，他把家长请到了办公室。王兴向患儿父亲诚恳地承认了医生由于疏忽造成的对孩子的伤害，并承诺免去孩子的医疗费，并由医院承担孩子烧伤的医疗费以及父母来往的车费、误工费等等共三百多元，但事后得知，病人一定要坚持交了所有治疗费，原谅了医生的过错。

　　 事后，王兴召集相关科室开会，他严肃地说：在我们治疗中，灼伤小孩的口腔黏膜，100%是医生的责任，其他所有的借口都行不通，今后遇到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说到这里，王兴感慨地说：“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正无法解决的医患纠纷，如果医生都能百分百承担起责任来，那么很多纠纷就根本不会存在。”

　　 王兴常常告诫他的学生以及年轻医生：要学会换位思考，要客观面对现实。他立下一条规矩：凡是年轻医生与病人发生争吵，不论什么理由，都要先批评医生。

　　 有的年轻医生不理解：这不是无原则的谦让和宽容吗？王兴没有用行政命令向下压，而是给大家讲道理：争吵，就意味着你会把病人贬低，这其实也是在贬低你自己，换句话说，就是自己承认和病人半斤八两，这是一个高素质医生所做的吗？“作为医生，我们要站得比患者高一些，多一些宽容，少一些斤斤计较。”

　　 俗话说，某某人不是铁板一块，这对于在重要岗位担任领导的王兴来说，有时也需要灵活。在王兴那里，这种灵活不是不讲原则，而是充满艺术性和智慧的变通。

　　 曾有一位大学教师带着她大学在读的儿子挂了王教授100元的号来看病。王兴为他的儿子仔细检查并请正畸科医生会诊后，认为他儿子的畸形很清，不需要手术，可以正畸治疗，并给他约了正畸治疗的医生接诊，但是病人觉得找你来看就是要手术，你说不做手术不是白看了，要求退号。王兴向她仔细做了解释，对方仍坚持不让步。见到这种情形，王兴就笑着对女教师说：“好了，就算你白看，算我白干。我现在就写个条，你去退号。”

　　 在回想起这件事时，王兴说，当时如果和她争执下去，很可能会影响其他的医生和病人；我已经做到了我该做的，做些必要的让步也没有什么。“在面对医患纠纷时，如果无法改变大环境的话，医生就要自我改进，避免事态的升级。”

　　 一生情所系——口腔之中有大事业

　　 从医多年，王兴从未停止过科研的脚步。他在国内首先将国际上最先进的颌骨牵引延长技术应用于复杂疑难牙颌面畸形病例矫治，并在多次国际会议上报告了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与会专家的高度赞扬。多年来，他正是以一个名副其实的学科带头人身份把国内正颌外科事业推向世界，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正是由于他站在了口腔医学的前沿，王兴才更清楚地审视中国口腔医学的现状。“中国的口腔事业起步晚，但发展较快。从70年代的只有5千多个口腔医生，到今天的18万多，可以说是翻天覆地了。”发展的速度不能掩盖口腔医疗事业发展中存在的的许多问题，尤其在西部地区，口腔医医疗的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十分大。口腔医了资源过度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王兴带领中华口腔医学会的同事们发起了“口腔健康促进、口腔医学发展西部行”活动，努力把口腔健康带进西部、带进人们的生活中；同时，在他带领下的中华口腔医学会大力提倡“支持口腔医疗资源民族品牌成长”。“国内市场太小，西方国家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而这种差距并没有受到国内足够的重视。”

　　 “口腔走进社区”项目将重心放在口腔健康的大众教育、普查上，以及常见多发口腔疾病的预防及基本治疗上。从2006年起，“口腔医学发展西部行”得到各级政府支持和相关商家、企业的赞助。多年来，王兴和他的团队一直致力于组织专家开办技术学习班，免费为社区培养口腔专业人才，努力普及大众健康教育，还发动企业、大专院校、口腔专科医院为社区捐赠医疗器材和设备。

　　 至于老百姓所关注的“看牙贵、看不起牙”的问题，他认为造成老百姓“看牙贵、看不起牙”的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国家保障在此投入太少。“台湾每年3700亿台币的医疗投入，有1/7是投放在牙科；在美国更有‘牙科司令’之说，保护牙齿的全民意识非常强，这是我们要努力赶上的。”

　　 如果要为65岁的王兴找一个角色的话，“社会活动家”或许更为合适。提起他的口腔事业，王教授始终热情不减。他说由于工作繁忙，自己一年只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全年做的手术还不如过去一个月做的多了。“如今不带研究生了，也没有时间和学生在一起了。”说起这个，王兴语气中透着些许的遗憾。

　　 “我一直在思考：我凭什么当一名医生。”采访之初时，王兴教授向记者回忆起文革时年轻的自己，在那个充满混乱的时代，选择从医的他充满焦虑。而在之后四十多年的岁月中，他也从未停止过以一名“好医生”的标准对自己督促和锤炼，在北大医院、乃至全国口腔医学界中，树立起了一面旗帜。

（北大新闻网记者 黄君子 商伟）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