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真正热爱生命的人，才会更为珍惜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延长一分一秒，却在于它曾经释放了怎样的光芒。

　　没有人统计过马庆军大夫在北医三院骨科手术室做过多少台脊柱手术，只是这一次——2008年10月9日上午，马庆军给病人赵红光做的这台手术——大家永难忘记。

　　 确切地说，马庆军并没有做完这台手术，他还差一个内固定的钉子没固定好。晕倒在手术台旁的马庆军稍稍清醒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

　　 而这时，心电监护结果显示：马庆军的血压偏低且不断下降、血氧饱和度偏低、心率快。B超显示肝上有血管瘤，腹腔内有液体，提示有腹部出血的可能性。

　　 事实上，此时他的腹腔内已经满是鲜血，出血量高达2000毫升。马庆军被立刻推进手术室，术中病理结果是一个残酷的名词：中分化肝癌。导致大出血的是，肝部肿瘤的突然破裂。

　　 不幸中的万幸，马庆军倒在抢救设备齐全的手术室！

　　 接受了左半肝、右半肝部分切除后，马庆军暂时脱离险境。躺在病床上，当他得知“赵红光的手术非常成功，术后恢复也很好”，他露出笑容。

　　但，“中分化肝癌”！作为一名医生，他最清楚自己的病情意味着什么——他此时正值中年，但生命似已被推向尽头！

　　周围人听到这一消息，无不悲伤：“马大夫是个好人啊！”大家寄希望于奇迹出现在他的身上。

　　术后三个月，他坚持一定要回到工作中。

　　奇迹似乎真的出现了。

　　 术后三个月，马庆军又穿上了白大衣，又开始查房，查房时他依然会跟病人聊聊天，问问病人是哪里人。

　　 “马主任几乎记得他的每一个病人，他常常说，哦，这个病人我记得，他是某某年从哪里哪里来的。”韦峰，马庆军的学生兼同事，他常常会遇到前来复诊的病人问：“马主任怎样了？”

　　 在网上，马庆军救治过的病人纷纷给他留言：“看到你得病我感到心疼！你待病人如亲人，你一定会好起来！”、“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没有您，就没有我现在的生命。祝您早日康复。”

　　“在三院，老马是出了名的好人、好医生，他脾气平和，没有一点架子，尤其是对病人。”马庆军的同事刘忠军说。

　　三院骨科全国有名。在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攻读博士研究生时，马庆军师从著名骨科专家党耕町教授，1993年毕业后留校，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工作，从住院总医师做到骨科副主任，医术越来越强，名气越来越响，找他看病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在刘忠军印象中，“老马长相老成，从获博士学位留在骨科工作开始，他的样子基本上就没怎么变过。”

　　生于沂蒙山区，种过地，放过羊，在艰辛困苦的生活中长大的马庆军有着典型的山东汉子形象。身材虽不高大，却也粗壮结实；宽肩膀，国字脸，目光坦荡，神态谦和；虽不善言，但与他接触，往往不用三言两语，就能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真诚和热情。

　　山东人，老乡多，找马庆军来看病的老乡更多。韦峰记得曾看到他一大早就站在楼下，前去打招呼得知，他在等一名来看病的老乡。此时，马庆军正在住院化疗期间，化疗反应让他浑身起皮疹，脚上脱皮，走路都有困难。“老马有求必应。”马庆军的老伴张爱民拿他也没办法。

　　结婚三十余年，张爱民知道老马的脾气。往年里，每次回山东老家过年，其实变相等于是回家开免费门诊。在老家，拿着片子等着看病的老乡，从早上排到晚上。有老乡说，“家里病人起不来床，你能不能去家里看看？”老马二话不说，冒雪往山里赶。

　　2008年春节，女儿结婚，第一次携女婿回老家，马庆军又是接到一个电话，中途就撂下家人，去县医院为病人做手术去了。对此，张爱民有埋怨。但当年，她不也就是看中老马这点的吗？

　　她记得1979年结婚后，老马拿回家的第一个月工资条，竟然是欠医院20元。老马说，医院里有个农民老乡住院，欠费60元，家里实在是拿不出来，自己就给垫上了。当时，月工资40元，因此老马还欠医院20元。老马为刚结婚就给家里“背了债”向妻子道歉。张爱民听了后，认定老马是个值得托付的好人。

　　马庆军总是觉得很多事做不完

　　2009年3月，马庆军被评选为“首都十大健康卫士”，晚会上，为他颁奖的是他的病人赵红光。

　　赵红光与马庆军见面不过两三次——一次门诊，一次复诊，一次手术——但他对马庆军有着深深的敬意。赵红光说：“他真是个好医生，他的心里装着病人。”

　　赵红光的妻子得知马大夫患病，前去看望，躺在病床上的马庆军，见她第一句话就是‘你先生好么？’。

　　说马庆军对病人好，马庆军的导师党耕町教授知道，“马大夫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和蔼可亲，他真正关心的是病人的疾病。”老师最了解自己的学生，马庆军喜欢临床工作，喜欢看病，喜欢查房，喜欢做手术。

　　脊柱外科是马庆军的主要临床方向。就像数学家对于难解的数学题有着痴迷般的执着求解精神，马庆军认为骨科临床治疗中有太多问题需要被解决，有太多不足需要被改进。为此，他孜孜以求，常常是为了解决一个病例，翻阅数本著作；就连上下班的路上，马庆军手里也常常举着病人的片子。马庆军希望的是：尽一切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解决病人的疾病。

　　马庆军的学生们都知道：与老师一起出门诊，是不可能按时下班的。临近下班时间，常常还有许多外地患者没挂上号，请求加号，马庆军便一一应允。学生崔益亮记得，一天下午，最后一位出诊室的患者紧握着马老师的手说：“真的谢谢您了，我看了很多次病了，您是和我说话最多，检查最仔细的大夫。”

　　马庆军做手术的时间常常要排到晚上八点之后，因为这样能帮一些经济困难的患者节省一些住院费用。做手术需要用到的内固定耗材，他尽量选用国产器材，因为这样也能为患者省下不少钱。有患者依着所谓行业潜规则，在手术前给马庆军送去红包。马庆军收下红包，做完手术，把红包退回给患者。

　　很多患者有马庆军的手机号这不足为奇，难得的是，马庆军也保留着很多患者的联系方式。每年至少两次联系他们，询问术后恢复情况。

　　马庆军热爱他的医生工作，更确切地说，“治病救人”是他钟爱一生的事业。周围人说：马大夫从不计较名与利，他只“做事”。

　　就在马庆军被推选为“首都十大健康卫士”时，他说：“我是一名普通的外科医生，做一个好大夫是我永远的心愿。我本无意于那些荣誉和光环。而今，我竟然被选中。我非常感谢社会和同行们的认可。此时，我想到的是，生命是有限的，工作是无限的，作为一名医生，永远负有为患者解除痛苦的责任”。

　　“让我闲着比让我生病还难受。”

　　生命是有限的，而被判了肝癌晚期的生命时间更显弥足珍贵。因为不知道留下的时间是一个月、两个月，还是半年、一年……马庆军在与时间赛跑，因此他更为珍惜这有限的生命。

　　他积极地接受治疗。化疗、靶向治疗、肝脏栓塞……每一种马庆军的积极尝试，尽管这要承受巨大疼痛，要忍受强烈的药物反应。他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个科研工作者，而作为病人的他，正是以一种科学的精神，乐观地向疾病宣战。

　　马庆军总在不断地帮人看病解决麻烦，但他自己却从来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治疗期间，他不愿申请去住单人病房，怕给医院添麻烦，因为床位太紧张；亲友来看望送来花篮水果，他都让家人送到护士站，怕给清理工人添麻烦，因为病房环境要求整洁；疼痛难忍时，他会对家人说，请医生在他们“方便”时来给我检查一下。

　　病情刚刚稳定，马庆军又开始工作。医院、学校、行业学术评审，一如往常；读书、做研究、写文章，更为紧张。

　　“马老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只要闲着他就会觉得是不应该的。他的事业和生活都在医院里。”马庆军的博士研究生、骨科吴奉梁医生说。

　　马庆军自己说：“让我闲着比让我生病还难受。”

　　人人都说马庆军记忆力好。他能记得十年前别人做过的某个报告、讲过的某个问题。他学识渊博，在骨科基础科研方面造诣深厚。

　　他的同事刘忠军说：“老马在国家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有建树性的学术论文50余篇，国内骨科学界只要开展与基础研究相关的学术交流活动，老马都是主办方必邀的重要嘉宾。”

　　人人都知道马庆军爱读书。读专业书、读英文原献，他一页一页读得认真。读文学、读历史，他兴趣广泛、涉猎极多。

　　学生姜宇如今回想起他对马老师的最初的记忆，正是马老师看书时认真的身影。姜宇还记得一天下午，他去医院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碰到了正在看书的马庆军。“老师看书极为认真，周边的任何声响都不会引起他的注意。整个一下午他都在翻阅医学期刊，在做记录时，老师会把眼镜别在额头，停下来想想。那个身影深深地烙进了我的脑子里。”

　　他的学生好奇，曾问他，“这么忙，什么时间读这么多的书？”马庆军的平日里作息时间是：深夜一点休息，凌晨五点起身。

　　病情恶化，马庆军不得不在家养病，他让女婿把他办公室里有关骨科力学的书都搬了回来。他说，“早前就想写本有关骨科力学基础研究的书，但一直没有充足的时间。现在，生病了，倒正好能有大块的时间来做这件事了。”

　　学生们都毕业了，我就去住院。

　　2010年5月，马庆军带的5名研究生正准备申请答辩毕业。

　　作为北京大学的教学医院，北医三院承担着教学任务、研究生培养等工作。从1996年开始，马庆军被聘为硕士生导师，2001年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桃李满天下。

　　每天四点多钟，马庆军起床为学生批改论文。每一个专业名词、每一句研究描述，他都反复推敲。他对学生论文的修改，精确到标点符号、每张图标的注释、大小写字母。

　　白天，马庆军安排学生来面谈。“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伴随着不停的咳嗽，说到关键处，连水都来不及喝一口。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但是和我们谈起课题、谈起工作，谈起未来，他还是神采飞扬的。”学生宋飞说。

　　马庆军治学严谨，对学生更是细致、耐心。

　　学生陈长宝记得他曾经问过马老师：“您很忙，我什么时候找您比较方便？”马庆军队学生说：“随时，电话联系，不仅仅是学习上，如果生活上有困难，也可以随时过来找我。”

　　在毕业论文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学生崔益亮曾从马庆军手中接过一叠5厘米厚的A4纸，这是马庆军多年来手抄的所有肿瘤病人的资料，每一份都详细的记录着每个病人病案号、诊断、手术、病理。

　　学生姜宇经常收到老师发来询问论文进度的短信。在论文写作最为关键的时刻，他接到马庆军的电话。电话里，老师给他讲自己学生时代写论文的心得，告诉他写论文要耐心，每天学习之余要注意休息。姜宇在电梯旁接到这个电话，顿时泪如雨下，久难成声。

　　此时，马庆军的种种不良反应已是越来越严重：咳嗽、腹痛、腹水增多、恶心……

　　答辩会上，马庆军没有咳嗽一声。每次发言时，用尽全部的力气说话。学生们注意到，马庆军站立时腹部已明显膨隆。那是腹水，早就应该住院治疗，但他却坚持参加完5个学生的答辩会，一坐就是一整天。

　　答辩结束后，马庆军住院了，短时间内抽出了数千毫升的腹水，肝功升到200多，肝内多发转移。

　　几个学生从师母的口中得知，他们的老师在答辩之前就感觉身体不适，总念叨着一句话：“学生们都毕业了我就去住院，学生们都毕业了我就去住院。”马庆军是担心，他住院会耽误了学生毕业答辩的事情，他要把这批学生顺利送毕业。

　　答辩前，马庆军的学生们对他说，“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吃饭，我们请您。”马庆军很高兴，答应说：“六月份，等答辩完了。”

　　他的学生说：“我们希望有奇迹，希望精神的力量可以留住我们的老师！”

　　生命之重，他用力诠释。

　　但奇迹并没有发生。

　　2010年7月17日凌晨1时45分，马庆军病逝，享年56岁。

　　从被诊断为肝癌之日起，他走过了生命中最后的21个月、674天。

　　2010年5月27至30日，他做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项工作——受邀赴新疆参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门为新疆少数民族医务工作者举办的培训。与他同行的党耕町教授颇为后悔，不该让他去。马庆军说：“我还能有多少日子，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还能做几件事？我现在能做援疆工作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我觉得很值！” 党教授听了这样的话，不再劝阻。

　　走到生命尽头，他对家人说：“不要再做没有意义的治疗，自然规律不能违背。人生不过像坐汽车一样，我只是先到站，要下车了。”

　　可是啊！

　　他的同事们，再也不会听到从走廊里传来他爽朗的笑声，再也不能听到在科室的联欢会上他浑厚的歌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他的病人们，再也不会接到他发来询问康复情况的信件，再也无法给他送去一篮鸡蛋表达感谢……

　　他的学生们，再也无法向老师请教问题，再也不能从他口中听到马老师一贯对学生的称呼：“姜大夫”、“宋大夫”……

　　他曾经的心愿，写一本骨科力学基础研究的专著，还只完成了一半；他手头的工作《脊柱外科学》的编译，还存在电脑里没有完成；他卧病时的想法，设计一个让病人久卧而不难受的病床，还没能实现……

　　他买了简笔画，正等着刚满一岁的小外孙长大些，教给他画；他想着什么时候能抱着小外孙，坐在钢琴前弹琴唱儿歌……

　　他的家人，也再不能尝到丈夫、父亲亲手做的烙饼。

　　马庆军嘱咐家属，在他去世后，遗体旁一定要放上一件医生的白大褂。

　　他的妻子张爱民总说，老马啊，你活的太累了。

　　 此时，马庆军，终于可以歇歇了。

（宣传部 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