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6日上午的“全民健康：医学的良知和承诺”分论坛上，与会的中外学者共同探讨了医疗体制改革，大家纷纷将目光聚焦于初级医疗卫生保障，尤其是对慢性病的防治更要落实到初级卫生服务中；对于如何落实初级卫生保障，一位外国学者在提问中谈到了中国之前的“赤脚医生”现象，引起了多位与会者的兴趣，关于此话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了午餐时的饭桌上。

　　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张大庆教授认为，医学领域的国际化程度很高，世界各国不论发展程度如何，都面临着医疗体制改革的诸多困难，各国学者能汇聚到一起共同探讨医学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所以本次医学分论坛的讨论话题集中，主题鲜明，会场气氛相当活跃。英国剑桥大学的Carol Brayne教授从公共卫生的视角解读英国卫生保健系统的优劣。英国卫生服务系统已初级卫生保障为重点，是卫生服务质量及公平性均突出的良好体系。澳大利亚的Mark Harris教授指出在澳大利亚80%的老年人患有一种及以上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给卫生系统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他指出，根据澳大利亚的经验，患者自主参与及将慢性病纳为初级卫生服务体系的重点项目，对慢性病防治非常有效。复旦大学的傅华教授则介绍了慢性病在中国的流行情况，探讨了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共同参与性的社区慢性病自我管理的群组看病模式，也将重点放在了基层卫生服务上。

　　 有外国学者在讨论环节表示中国之前实行的“赤脚医生”政策是实现初级卫生医疗的正面做法，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孟庆跃教授认为要回到“赤脚医生”状态，是对农村居民的巨大不公平，“城市的人可以享受八年制毕业的学生的服务，为什么农村的人只能享受经过三个月、五个月培训的人的服务呢？”复旦大学的教授也认为“赤脚医生”政策的实行与当初的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目前中国已经由计划经济时代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可能再按以前的标准来解决民众的医疗需求。

　　 而关于“赤脚医生”政策的具体看法，张大庆教授曾于2008年与一位合作者发表了《中国“赤脚医生：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从医学史的角度回溯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赤脚医生”制度。张大庆教授在会后的讨论中表示，“赤脚医生”是中国政府在城乡二元体制下，解决农村卫生资源配置的一种选择，是中国在社会经济不发达情况下，主要依靠政治动员来解决农村基本卫生保健问题的一次尝试。尽管这一尝试也曾受到种种批评，但随着农村经济体制转型后农民医疗保健问题的突显，唤起了人们对“赤脚医生”的回忆。我们应当认真地检讨和反思“赤脚医生”制度的兴衰，汲取经验与教训。

　　 曾经参与农村医疗服务的《医学与哲学》杂志主编杜治政教授同样在情感上对“赤脚医生”存有好感。他指出，由于制度上和经济上的原因，中国领导人采用了以政治动员来解决农村卫生服务匮乏的问题，通过培训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弥补资源配置的缺陷，达到农民医疗服务可及性。但是今日中国面对的问题更加复杂了，不是单纯回到“赤脚医生”就能解决的。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