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雨天，我们坐在基础医学院尹玉新院长的办公室里。门外，建于1955年的老楼弥漫着实验室的味道，但这间办公室的布置却很人文——深木色的桌椅书架，一套简约的灯，一尊雕塑，一个花瓶……尹院长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基础医学院的发展，充分展示了他对学院工作的热情和思考。

　　记者：尹院长，教改的实行使基础医学院成为医学部师生目光的焦点，我们看到学院在教学与科研上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学院的情况。

　　尹玉新：基础医学院是北京大学医学部最大的学院，从这个意义上讲称得上是“龙头”了。学院现设12个系、1个教研室、1个医学实验教学中心、2个研究所——心血管所和今年6月17日成立的系统生物医学研究所。

　　学院拥有“生物学”和“基础医学”2个博士学位授权的一级学科（涵盖12个二级学科）、7个国家重点学科、1个北京市重点学科、2个博士后流动站、4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拥有一些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基地和实验技术平台。现有教职工409人，教授67人、副教授69人；具有博士学位者166人，硕士学位者65人。拥有大批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人、工程院院士1人；“长江计划特聘教授”7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7人；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3人；获“国家人事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4人；获“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5人；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2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9人；博士生导师59人。可以说具有雄厚的科研实力。

　　学院目前招收基础医学和医学实验学两个专业的学生。从2001年起基础医学专业改为全国唯一的8年制本博连读（Ph.D）学制，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基础医学各学科师资和高层次科学研究人才；医学实验学专业为四年制本科，培养具有生物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和熟练掌握医学基本实验技能、具有从事高级医学实验技术工作基础的医学实验技术应用型人才。现有本科生826人；在读研究生586人，其中博士生345人，硕士生241人。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来，基础医学院的规模确实是比较大的。

　　记者：基础医学院的老师们承担了相当繁重的教学任务，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还产生了一批国家级、北京市级精品课程和优秀教学团队。请您谈谈创建“精”与“优”的经验。

　　尹玉新：我们的教师们所承担的教学任务不仅仅是基础医学院的，他们从事着医学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药学、护理学、医学英语、医学实验学等本、专科专业的基础医学课程的教学，每年要完成3000余名学生的30余门必修课、10余门选修课的多轨道、多层次教学任务。教学工作确实比较繁重。

　　我想，基础医学院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也是对教师潜心教学的一种肯定吧。我们现有国家级精品课程9门，北京市级精品课程1门——占基础课程的71%；学院几乎每年都有教学成果获国家级和北京市教学成果奖或优秀教学团队的荣誉；比如2007年和2008年病理学和免疫学分别获评“教育部双语教学示范课程”；2007年“生理学科创新人才培养教学团队”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2008年“基础医学”专业被评为北京市特色专业；2006年和2008年生物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分别被评为北京市和国家级的“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还有4人获北京市教学名师奖。2009年“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科创新人才培养教学团队”也成为国家级和北京市级优秀教学团队等。

　　取得这些成绩，说明我们自上而下重视教学工作，重视人才培养。从领导层来看，一方面，在申报的时候，学院的主管院长与系里积极组织配合，进行沟通准备，思想动员，给予经费支持，是多方面积极努力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基础医学院有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和历史，教师都具有以教学为已任的奉献精神和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他们不看重利益，更看重教书育人的价值，希望自己的课成为精品。另一方面，北大、医学部对基础医学院的工作也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我想，这些荣誉的取得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记者：当前医学部的教学改革到了关键时期，基础医学院处于医学部教改试点的前线，学院如何看待基础医学教育教学改革呢？

　　尹玉新：目前，教改在医学部按计划推进，由柯杨常务副校长领衔，王宪副主任及教育处同志直接负责。基础医学院作为试点单位，从上到下，都十分重视，组成了一支很敬业的专家队伍，以各系为单位，立体化地改革。教改工作由管又飞副院长直接抓，教办做了大量工作。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全球化的影响等，对医学教育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传统医学教育与现代医疗需求之间的差异使医学教育面临着巨大的问题与挑战。传统医学已经60年不变了，教师教，学生背，然后又还给老师，考完试学生又不知道哪根神经在哪个位置了。现代医学需要教改！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历程——因为教学效果本身没有统一衡量的标准。

　　医学部的探索在于改变传统教学方式，目标在于做到宏观、系统、整体，在教育教学一体化模式下，以核心课程为基本内容，按器官的系统模式构建课程体系，实施小组讨论式教学。在基础医学院，无论基础学科还是临床学科，以前的教学是在两年时间里把所有课程都压过去，之后，学生或者进临床，或者进二级学科。但现在首先是压缩课时，这两年的课程变成一年核心课程的教学，将每一门课程、每一套器官系统讲授都精炼化，虽然还是理论授课，但内容已调整为必须掌握的强化基础课程，它们对于许多学科、对于整个医学都是至关重要的基础。另一年时间进行PBL教学——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实行小班讨论式授课。学生按器官、以疾病为导向，在教师提出疾病或系统的问题后，要解释疾病，决定问题，因此，他们就必须知道相关的解剖、构造基础是什么，发生的机理是什么，这样将生理、生化、病理等学科有机地整合，再到药理、临床诊断治疗的学习。

　　以疾病或器官系统化为模式，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就是为了让学生自己主动去查找资料，调动积极性，变学会为会学，不仅记得清楚，而且能促进学习能力的提高。并且，他们在学的过程中也会发现自己感兴趣的点和面而格外 的努力，这样的学习对他有更为深远的影响。过去填鸭式的教学，学生学得盲目，改革之后，就是“授之以渔”，不再“授之以鱼了”。

　　记者：可以看出这样的教改思路至少是务实的。目前基础医学院的试点进行得如何？教师和学生们有什么反响？

　　尹玉新：教育改革在基础医学院的试点工作从2008年我上任伊始就正式开展了。课时如何优化、核心课程怎么安排、授课内容如何精炼，都要由老师们集体论证，论证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了。学院内经常召开教学主任、骨干教师的教学改革会，一步步推进具体落实。最为关键是第一年的教学，成立PBL中心，课程已经编写完毕；第二年的正在着手编写；PBL教学的主要系统包括心血管疾病、肿瘤疾病等，病种还在落实之中。

　　作为老师，我觉得必须提醒学生们的是，改革后并不是完全不用背书了。医学学习的特性决定了你仍必须牢记很多东西，否则代价是病人的生命，一刀错了就要出事；另外，实验课进行了相应的简化，保留了最为重要的实验操作，所以一定要珍惜实验的机会。有所得必有所失，这是一个痛苦摸索的过程。医学教育改革讨论了那么多年没有实行，现在也是在探索中推行，这是否是最好的方式？得通过实践检验，这就是医学教育的特殊性决定的，它不只是授课、讨论、实验就能满足的。

　　记者：除教学外，基础医学院在科研中也表现出雄厚的实力，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请您介绍一下重点开展了哪些方面的研究。

　　尹玉新：在科研方面，学院主要从事生物医学领域的基础研究，科学研究综合实力非常突出。2000年-2009年获得各类科技成果奖90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1项、部委和北京市科技进步奖26项、国家及国际发明专利31项、其他科技成果奖32项；2005年-2009年发表科研论文1500余篇，SCI收录刊物发表论文655篇；2005年-2009年承担各类科研课题和科技项目共计510项，其中，包括“973”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8项，“863计划”项目15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12项，教育部科学基金项目72项，北京市科技项目42项，2009年还新争取了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2009年获得的科研经费首次突破了亿元大关，这是可喜的。同时，我们还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文章，发表了IF>7的高影响因子论文10篇。其中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尚永丰教授领导的科研团队在乳腺癌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其研究成果在《CELL》(IF31.253)发表并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尚永丰教授成为我院首位在生命科学三大国际顶级期刊《Cell》、《Nature》和《Science》都有论文发表的杰出青年科学家。另外，尚永丰教授的研究团队还发表论文于《PNAS》（IF9.38）、《EMBO》（IF8.295）。发表其他高水平的论文还包括：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系王宪教授/孔炜副教授论文发表于《Circulation Research》（IF9.989）。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系朱毅教授的研究团队论文发表于《PNAS》（IF9.38）、《JBC》（5.581）、《Molecular Endocrinology》（5.337）。生物物理学系尹长城教授研究团队发表论文于《PNAS》（IF9.38）。免疫学系韩文玲教授的研究团队发表论文于《Cancer Research》（IF7.514）。心血管所刘国庆教授/神经生物学系崔德华教授论文发表于《J Neuroscience》（IF7.452）。神经生物学系王韵教授的研究团队论文发表于《J Neuroscience》（IF7.452）。这些在国际顶尖杂志发表的高水平论文标志着基础医学院具有国际一流的科研水平，是国内同类科研机构的领跑者。此外，在横向的医药产品研发和成果申请专利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逐渐加强了生物技术和医药产品的科技研发，在基因工程药物、肿瘤的免疫治疗、自身免疫病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基因治疗、干细胞治疗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和角膜疾病、诊断试剂研制等领域，一批新开发项目已取得动物实验或临床试用的良好效果，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学院在研究方面重点开展了以下方面工作：心血管系统研究，以生理学系和病理生物学为科研主力，心血管研究所也是很强的科研力量；肿瘤研究，由生化系领军；神经生物学研究，韩济生院士尽管年事已高，依然在发挥着他的影响力；此外以生物物理系为指导的代谢疾病、糖尿病、结构生物学的研究近年来发展也非常快。

　　 记者：在学院层面上，针对这些不断发展的科学研究，进行了怎样的思考与实践？

　　 尹玉新：主要从两个方向进行了思考：平台建设和科技交流。

　　从历史背景来看，第一，现在的研究不同以往，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疾病并不完全由基因和蛋白决定，学界对各种复杂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开始日益关注。举个例子，人与鼠99%的基因和蛋白都相同，为什么物种就不同呢？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是一个渐进的、去理想化的残酷历程，研究越深越广，未知的问题和发现的欠缺就越多，使我们不得不静下来考虑应对，寻找对能解决复杂问题的先进的系统，促进了现代系统生物学的产生，虽不是灵药，但反应了人们对疾病本身复杂性认知的发展。它不是1+1＝2的简单问题，而是我们说的系统化，希望能做单一的系统做不到的事。第二，医学部的理想是做世界一流大学，我们也要做世界一流的医学院，但我们面对的事实是，一方面，我们的固有条件是一定的，人员需求、经费开支都非常大，真正的科研经费有限。另一方面，国内兄弟院校、兄弟专业带给我们很大的竞争压力。许多院校因为学科集中，科技投入力度能够得到保证。但北大不同，北大还有生命科学专业，北大医学部还有那么多专业，这就促使基础医学院决定在有限的条件下集中力量，集中优势，利用现有的支持系统和服务系统，创造北大的医学亮点，为创建一流大学起到先锋作用。

　　在这种考虑下，我们决心建立和发展交叉学科大平台。 在北大和医学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今年建立了北京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所。系统生物医学研究所是基于基础医学院的交叉学科的大平台，利用各学科之间最优最强的部分，通过学科间交叉合作，实现共同提高。这个学科交流的共享平台，包括基因组学、代谢组学、蛋白质组学、结构生物学、分子遗传学、计算生物医学、药物研发、转化医学八个研究室，虽然没有涵盖所有，但代表了八个现代生物医学研究的突出领域，通过它们来提升基础医学院的整体素质，针对肿瘤、心血管、代谢阻谢等相关重大疾病进行系统生物学研究。研究所的宗旨是促进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开展原创性研究，发展转化医学，培育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团队，建成可以从基因、蛋白、分子、离体器官、整体动物、临床同时开展系统生物医学研究的、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国家级研究基地。

　　学术交流是把基础医学院的科研带动起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学院一向有很好的院内、院外交流的传统，我上任后首先开办了院长论坛，每月举办二至三次，全院教师、研究生都参加，主讲的都是国内外一流的科学家或管理人员，希望它能够成为高层次国际交流的平台。其主旨就是促进学科交流，引进国际新成果。第二，各系都在积极组织自己范围内的学术交流，与院长论坛相呼应。第三，最重要的是基础医学院学术年会。院内所有的PI（Principle Investigator，学科研究员、学术带头人），所有有项目的研究人员齐聚一堂，检阅式地陈述自己项目的进展与大家分享，有提问、讨论、点评的时间，对项目的特点、长处，不足进行研讨，互相交叉、互相促进，互相提供搭台的机会，这个学术年会被大家一致认可，成为非常有效的院内学术盛会。学院在不同层次、不同力度、不同影响力方面，开展了全方位、系统的学术交流，开阔视野，也让年轻的教师接触到前沿的学术研究，并积极实践，迎头赶上。

　　我们的努力是希望从整体上提高科研能力和科研素质，营造学术气氛，同时也让学生感受到基础医学院、医学部的学术氛围。

　　记者：这些无不让我们感受到基础医学院奋发向上的集体氛围！您刚刚提到对教师培养的思考，也请您介绍一下整体教学、科研人才队伍建设上的举措。

　　尹玉新：说一千道一万，先有人，后有优秀的教学、科研团队。医学部一向有引进人才、培养人才的传统，我们学院有一大批留学归国人员，他们是各领域的骨干中坚；同时，我们自己培养的青年人才在各个领域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二者共同形成了基础医学院教学、科研的人才团队。

　　现在谈谈引进人才。我们要赶超世界水平，引进人才是最重大的举措之一，引进人才必须保持在最前沿——哈佛的人才也不全是自己培养的，但它名声在外，便于引进最优秀的人才，形成良性循环。医学部也不例外，目前引进人才的力度是非常大的，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国家和北京市许多引进人才的配套政策仍跟不上，医学部的高层对此也很为难。基础医学院新班子上任以来一直着重人才引进，加强投入的同时，在系统生物医学研究所实现了管理机制的新突破：首先引入了竞争机制，采用年薪制，有高启动基金，创造优异的科研条件，但要求有一流的科研成果，定期以成果为结论进行考核，通过之后再续签合同，这是一个双方选择的办法；另外，研究所还实行校内双聘，聘请了学院现有的教师和其他学院尖端的人才、专家，不仅使他们的福利叠加，也使一流人才具有对比的目标，有切实的学术追求，能够真正留得住。灵活的机制超越了编制的限制，有利于调动积极性和热情，有利于均衡发展，使科研达到领先水平，可以说这是医学部机制上的“特区”——只要是想做实事，医学部领导都是支持的。

　　记者：这确实是与我们现有体制不同的用人机制，学院对于年轻教师又有怎样的培养机制呢？

　　尹玉新：年轻教师的成长是学院非常重视的另一个群体。他们也是科研的中坚和教学的骨干，但确实存在待遇较低，面临着升职的压力的现实问题。我们首先提供平台，在学科层面上加强与年轻老师的交流，让他们找到与PI的合作的可能；第二，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教授们的研究团队中来，协同个人的研究与团队研究的方向，带动个人科研能力的成长，同时借助教授的资源，申报自己的项目。对此，院里在考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对教授进行考核的一项指标就是是否带动了年轻人成长；对年轻教师晋升的考核有一项是是否申报了基金项目，这虽是旨在鼓励和强化年轻教师申请PI，让他们知道不是混年限就能提升的。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科研骨干都提升得很快，中青年教师都很优秀，个个都做PI。今年国家级基金就有80多个人申报，都能独立做科研！在中级研究员的水平就能拿国家级的项目，是难能可贵的，他们都是我们的资源和后劲，是持续发展的力量。第三，学院对此做了很多的服务工作，管理人员都是为科研、教学人员服务的，要及时有效地把信息传递到年轻教师手中。总之，我们的培养思路是，让年轻教师积极地参与到学院的活动中来，让我们知道如何帮助你，让你在参与中有收获。只要努力，我们都会帮助年轻人成长，成才。

　　记者：管理人员为科研人员服务的创新做法确实是实实在在的，重大决策由谁来决定呢？

　　尹玉新：基础医学院的重大决策是由学术委员会经过讨论，无记名投票做出的。委员会设置了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参加的有院士，有长江学者，都是我们的骨干和精英，他们对学院的学科建设、人员设置、资源分配有表决权。这就决定了提出主张时需要拿真东西说话，也避开了许多干扰因素，是具有基础医学院特色的民主方式。韩启德副委员长说：“北医有纪律还有自由。”基础医学院首先强调纪律，执行党的政策和学校的规章，做一个好公民，在这个前提下研究、申报课题是完全自由的。有纪律的环境，有自由的气氛，心情舒畅——这种土壤就是基础医学院最突出的特点。

　　记者：基础医学院学生的活动也是丰富而自由的，学院是如何做好学生的培养工作的呢？

　　尹玉新：我们一直强调的理念是，学生是我们服务的主体，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必须做好两件事：一个是要照顾好他们，一个是培养好他们。每个家庭的孩子都最重要的，他们把孩子送到你这里来了，我们做教师的首先要做负责的长辈。我实验室有07级两个学生，成绩都很优秀，别人都考虑出国的时候，他们选择留在实验室，他们说，在这里就像在哥伦比亚大学，在这里让他更有家的感觉。我们首先要让他们喜欢这里，才能引导他们学习；此外，他们看中的是我们北京大学，我们就应该有一流的师资，使一流学生有一流老师来培养，让他觉得报考得值——就像柯杨常务副校长在中层干部会上说的：“让最好的学生找最好的老师”。

　　我们的学办与学生有很多直接的交流，学院一再强调：我们不做口号式的教育，要知道学生在想什么，思想才能沟通，否则学生跟你没话说。做学生工作最重要的是让学生信任你，愿意和你谈，只有了解他才能培养他，才能引导他做该做的事，避免糊涂的事。学院领导班子开展了很多工作，学期初就想办法从院长基金里给学办拨了经费，还让学办买好一点的电脑，让学生来的时候能感觉到他们是受重视的。这项经费将逐年增加，学院的党政各方面也都给学生工作创造条件，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当然，我们还面临着很多挑战。我想，我们做老师的，尊重学生，真诚地对待学生、爱护学生、指导学生，自然会受到学生的喜爱。

　　记者：您在国外一直从事科学研究，回来做基础医学院院长，这一年来，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尹玉新：我1990年从协和出国，先到圣地亚哥 Salk Institute，随后考入北卡大学攻读遗传和分子生物学的博士。1997年毕业后去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1999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职，有了自己的实验室，2008年应聘到医学部，担任基础医学院院长。这是难得的机遇也是挑战，之前我没有做过行政工作。我愿意应聘这个位置，希望能在国内做些事情，能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这个大家庭里，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我们的班子，延续了上一届的同志，大家合作得非常好。医学部给了我一个舞台和更大的影响力，这里有最优秀的学生，让我有机会影响这么多的学生；他们也影响了我自己，让我感到年轻。

　　我体会最深的是，北大和医学部的领导提供我们宽松的环境、充分的信任和切实的支持，给我们搭建了敢想、敢为、勇于创新的平台。就我个人而言，“士为知己者死”，我愿意为医学部、为北大、为国家做事。我们都想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融入进来，见证和参与历史的变革。当我国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时候，我们这代人都已经退休了，但是如果我能够看我们教的学生，被我们所影响的人成才了，医学教育事业得到了发展，我就会感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为北医、为基础医学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记者：请您谈谈对基础医学院未来发展的希望。

　　尹玉新：我们处于历史发展的关键进程之中，面对着医改、教改、科研等方方面面的挑战，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作为见证了医学部在改革创新进程中的单位，我希望我们依然要保持着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使我们的整体工作更上一层楼。同时也希望北大和医学部领导继续对我们的工作予以大力支持，从政策上、机制上，推动各个层次教师队伍共同发展，使我们的学院日益强大，为把北京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贡献力量。

（作者： 刘璐  傅冬红     通讯员  杨歌    本文原载于《北医报》第665期)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