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下午，2010年第7届北京论坛分论坛之五医学分论坛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逸夫楼二楼报告厅举行。来自中、美、英、澳等多国的医学专家和学者齐聚一堂，以“全民健康：医学的良知与承诺”为主题，立足医学，放眼全球，聚焦当前医疗卫生行业的若干热点问题，探讨一条可持续的医学发展之路。

        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间，全球性医疗事件频发，时时考验着全球范围内的医疗应急能力，而当代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与社会经济的深刻变革也给医疗卫生服务带来了长足的冲击和挑战。当下医学界面临的已不仅仅是个体疾病的治疗，而是更为广泛的人类健康问题，因此建构全新的医学价值观，塑造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医学职业精神和培养兼备科学素养与人文精神的新一代的医疗卫生工作者已经成为了医疗卫生行业的当务之急。

医学领域的人文伦理问题

        “历史可以而且应该作为现代医学的人性力量”，作为下午会议的第一个发言者，来自耶鲁大学的John Harley Warner教授认为，病历人性化是医学“以人为本”的重要内容。他从美国医学发展历史的高度深入分析了病史对于医学研究和医疗决策的重要性。与之前会议中的广泛观点相同，他同样坚持医学的回归人文化，也保持关注美国的病历人性化的进程。

        来自悉尼大学的Claire Hooker教授在医学的人文命题上更进一步，她对医学上的人文差异和分歧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她认为，医学人文的原则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第一，要作用于学生想象力和人文能力培养的医疗干预；第二，要充分探讨疾病和健康的人文关怀和情感因素。她同时提出，随着医学人文在世界各地影响的迅速扩大，其跨文化交流将遇到巨大挑战，如何吸收多种文化成果，实现医学人文的全面繁荣，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值得密切关注的。

        来自新西兰Otago大学的聂精保教授则在对待医学文化差异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以病人的医疗真相告知为例深入分析，说明将人文医学中的一些差异完全归结于文化差异是不正确的，而适用于全体人类的伦理上的解释和论证才更有说服力。

        在探讨完一些人文伦理话题后，来自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Derek Martin Morgan教授提出了公民宪法与人类健康的话题。精于医学法和生物伦理法的他指出，市场、国家以及其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医疗政策的完整实施，必须在宪法层面约束和规定对公民的健康保证，才可以有效地保持医疗政策的连续性。

医疗卫生改革热点

        关于这一话题，来自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Nicolas Rose新颖地列举了个性化医疗进行说明。他认为，这是一种新医疗的范式承诺，它将对当前的卫生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和医务专业人员带来挑战，并将撼动团结和公平这一现代医疗保健制度所依据的原则。

        国务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丁宁宁先生则就卫生体制改革尤其是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中存在的问题就行了分析。他认为，“预防为主”是医疗的基本原则，因此当前医保工作中存在的经济手段控制小病开支，政府承担大病治疗费用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这将无形中增加政府本不应承担的责任。关于卫生领域政府和市场的分工，我们应该从医疗技术和社会承受能力等多方进行分析对待，“让政府承担民众的全部健康责任或者要市场去决定病人的治疗方案都是不可取的”。

        协和医学院黄建始教授的报告则将下午的会议推向了高潮。他鲜明地提出——“与其被动等病来，不如主动管健康”，即强调了健康管理的重要性。作为《健康管理杂志》主编的他认为，生物医学模式已经没有能力指导我们应对中国崛起后出现的健康新问题。我们必须从观念上和行动上大胆地解放思想，采取措施，完成先进的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向生物医学模式的转化。仅关注生物学因素的生物医学模式统治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现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会议的最后一个报告由John Hopkins大学的Keith West带来，他主要论述了发展中国家的孕产妇、婴幼儿及儿童微量元素缺乏的现状以及预防。他以中国90年代治疗全国范围内的碘缺乏症为例，深入分析了在应对发展中国家微量元素缺乏所应采取的对策。

        在接下来的提问和讨论中，与会学者和现场观众之间进行了友好的交流和互动，“医学的良知与承诺”这一主题在医疗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得意深刻的解读和讨论，会场气氛高潮迭起，国际化的思维与视野得到了充分的碰撞与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