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9月9日召开的2010年庆祝教师节暨表彰大会上，北京大学医学部宣布了2010年医学部桃李奖的获奖名单。他们是：基础医学院郑杰、护理学院郑修霞、公共教学部胡佩诚、第一临床医学院马明信、第二临床医学院魏丽惠和第三临床医学院毛节明。桃李奖设立于1987年，以表彰从事教学工作数十年、成绩卓著的教师，这是北医教师的最高荣誉。北医新闻网近期将连续刊载2010年桃李奖获奖者访谈录，敬请关注。

    郑杰简历

　　1970年7月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学系。

　　教龄：　40年。历任北京医科大学病理系助教、讲师、副教授，1991年晋升为教授。1995年被评为博士导师。

　　1983.3-1986.2：　赴瑞典卡洛琳斯卡医学院病理系作为访问学者合作研究两年。

　　1994.7-1994.12：　赴香港中文大学病理解剖与细胞学系讲学。

　　1989.5-1998.8：　北京医科大学病理系副主任。

　　1998.8-2004.9：　北京大学医学部病理学系主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

　　2004.9-2008.10：　北京大学医学部病理学系副主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

　　2008.10至今：　北京大学医学部病理学系主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

　　北京大学医学部病理学系继续教育基地的负责人。

　　主要社会兼职：　中华病理学杂志主编、中华病理学会副主任委员、IAP中国分支秘书、北京实验动物学会副理事长、“实验动物科学与管理”副主编、中国病理科主任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医疗纠纷尸检中心主任。 

　　早就知道郑杰老师是一位大忙人，因此我们格外珍惜面对面与郑老师聊天的机会，在采访前便做足了功课——中华病理学会常委，中华病理学杂志主编，中国病理科主任联会副主席，国际病理学会中国分支秘书，北京实验动物学会副理事长——这一系列的头衔，让我们叹为观止。而其中北京大学病理系主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博士导师这三个，或许是郑老师最珍视的，它们高度概括了郑老师在科研、临床和教学这三大领域的成就，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见到郑杰老师，却没有想象中紧锣密鼓快节奏的紧张感。

　　正如郑杰老师的一位学生与我们分享他十几年后再见郑老师时的心情：“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推开病理楼诊断室的房门，当郑老师的脸上再次浮现出那无比熟悉的笑容，并向我伸出手时，那一刹那间，我感受到了温暖，我甚至有一种错觉，恍如时光倒流，如同15年前初次拜入师门时一般。”当我们如约推开郑老师办公室房门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传说中的笑容温和，恍若阳光普照，让人感到踏实而温暖。

　　或许，这便是春风化雨吧……

　　回首向来萧瑟处

　　郑杰老师今年63岁，从教已经40年。当时考入北医，入学第二年便赶上了文革，之后留校……这4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他的眉宇间留下了刚毅和淡然，说起往事，淡淡的语气，却掷地有声——正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能留在北医，还真是缘分。”说起当年毕业留校时的一段小故事，郑老师轻轻感慨。他说与他同届的好多同学，大部分都分配到了遥远的大西北，去支援建设。而当时告诉他的消息是，他被分到了青海茫崖一个名唤“公路工程局三处”的地方。我们一听都乐了：这专业也不对口啊。不过郑老师说，那时的人很简单，大家的口号是“一生交给党安排”，指挥棒指到哪就奔向哪，没有磨蹭也没有怨言。就这样，正准备收拾行李呢，领导突然说有一个留校名额，于是便留校了。“差点就过去了，那个号称‘工资108元，脉搏108次’的地方”郑老师笑着说，颇有些“命运无常”的味道。

　　就这样，郑杰老师留在了北医，开始了他“清苦”的教师生涯。那时北医的月工资是46元，不过看得出来，郑老师乐在其中。

　　“做了教师，就把它做好。要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学生。”这是郑老师常说的一句话。

　　由于文革的影响，在郑杰老师的回忆中，6年的学制似乎只有2年是好好学习的，因此直到做了老师，还有许多知识需要学习。郑老师把他最初的教学经验比喻成“批发商人”——他听完有经验的老师的课，然后一股脑儿“转卖”给学生。在回首这段边学习边教书的病理学事业起步阶段，郑老师不禁流露出对林振纲教授和吴秉铨教授等诸位启蒙老师的感激之情。

　　当然，郑老师绝不能允许自己止步于此。那段时间，他总是一有空便去听其他老师的课，不断吸取他人的精华并通过自己的融会贯通，终于形成了他自己“少而精”的教学风格；晚上回家等孩子睡着后还坚持每天2小时的“English on the radio”学习；毕业后还去内科补上了临床的经验——这些都为他的教学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

　　几十年后再回首，有些往事早已淡忘，有些却依然历历在目，时隔多年，没有变的是那颗“赤子之心”。无怪乎郑老师的学生们提到他，“正直”总是点击率最高的一个词。

　　“最喜欢的是教书”

　　作为一位在教学、临床及科研各个领域都颇有成就的三栖人才，郑杰老师坦言，他最喜欢的还是教书。

　　郑老师把他过去的40年大致分为3个时段，最开始10年的临床，接下来10年的基础研究，最后20年回归临床诊断，而在这期间，教学作为保留节目，始终贯穿其中。

　　听过郑老师上课的师兄师姐们都说，郑老师上课，眼光独到，条理清晰，并且深入浅出，声音还很温柔。当我们把这些评价告诉他的时候，他谦和地笑了，说他只是保证每年都会更新课件。“现在科学发展很快，总不能让老古董充斥课题”。郑老师顿了顿，“要对得起学生啊！人家叫你一声老师，你就要对得起他们……”

　　其实，这短短的几句话背后，又哪里真的是老师所说的一个“只是”那么简单。繁忙的工作和交流活动挤掉了他的寒暑假，也只有到了近几年，才偶尔有时间陪小孙女玩玩，享受一下天伦之乐。采访过程中，我们还好几次被电话打断，零星的对话中，郑老师排得满满的日程露出它的冰山一角。

　　郑老师还承担博士生导师的工作。一如他上课时的“少而精”，他带学生的原则也是如此。他告诉我们，他常常一年只带一个学生，就是为了保证他们有充足的经费去做他们想做的研究，有时候如果没有经费，就宁可不招。因为他觉得把学生放到别的老师的实验室，总会限制他们的自由，阻碍他们的发展。这个完全为学生着想的理由，令人信服。

　　提起郑老师，他的学生们都充满了感激，好多学生现在仍与郑老师保持着联系。一位师兄告诉我们：“郑老师学识非常渊博，在研究选题方向上，他能够非常敏锐的觉察到病理学发展的方向以及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因此能够为我们指出一个非常有研究价值和发展前途的课题。在具体实验设计上，郑老师则充分放手让我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了能够让我们不会因为受制于实验条件而影响实验的结果，他努力创造一切条件，满足我们所需要的实验条件。”他还回忆了一件小事：有一次他的研究需要一个非常罕见的细胞系，他联系了国内很多家大的细胞保养中心都没有。郑老师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和他在国外的合作伙伴和以前的学生联系，看能否提供帮助。终于，他的一个学生所在大学有这个细胞系。于是在郑老师的帮助下，这位师兄顺利拿到了他需要的细胞，因而他的实验得以成功地进展下去。

　　此外，为了帮助新来的研究生很快适应研究工作，郑老师还利用他自己的科研经费，返聘已经退休的技术员留在实验室工作，利用他们多年来的实验经验，帮助研究生尽快掌握实验技能，早日出成果。

　　虽然郑老师为学生们创造一切条件以满足他们的研究，对于结果他却并不苛求。他把这归结于他评上教授较早，不需要靠学生为自己“创业绩”，我们却能感受到他那颗着实淡泊名利的心。直到现在，有师姐提起当时做实验的经历，还直夸“我们实验室气氛好”。

　　不过也可能正因为这样，学生们在低压宽松的氛围中，反而都没有怎么辜负他，这是后话。

　　育人在理又在情

　　一提到教学，郑老师有发自内心的热情，在培养学生的素质方面，郑老师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经验。

　　80年代初期，郑老师作为访问学者到瑞典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病理系进修学习，这所评审、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医学院校，其教育模式的灵活方式给郑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学生可以先学习三年之后申请Ph.D，进入实验室做做科研，然后再回去完成医学生的学业。另外他们在学习基础课期间，可以进入老师的实验室，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实验。”

　　经郑老师这一介绍，我不由得想起了北医基础医学院从2008年开始实行的创新人才计划。在平时与同学的交流中，我也发现，有不少临床的同学纠结于在学习基础课的时候是否需要早期接触实验室，此时进入实验室要注重哪些方面的培养和锻炼。于是，我们也就上述问题请教了郑老师。郑老师给迷茫的同学两条建议：一是锻炼科研的思路。找一个小课题，搜集相关的文献资料，从技术角度上，刚开始不应过于复杂。在做课题前，老师会向你推荐一些好的文献，从中可以学到做实验研究的步骤、方法以及如何去设计实验，应该从哪些方面考虑等等。二是借助实验室的资源多了解一些疾病的相关知识，比如说病理诊断实验室，如果你在这里看到一个黑色素瘤的病例，你就可以查阅有关黑色素瘤的病理、诊断方法以及治疗等方面的知识，扩充对疾病的了解。听了郑老师这番话后，我才发现，自己在做创新人才的过程中，无论是科研还是临床的思维，不知不觉中确实还真收获了不少。

　　一位师兄回想起在谈到病理诊断和病理科研的关系时，郑老师曾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它们就是两只脚，北医病理之所以能够闻名全国，就是因为我们用两只脚走路，两只脚都非常有力量。”由此可见，郑老师把临床和科研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靠的就是“两手都要抓，而且两手都要硬”！

　　正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郑老师觉得医学生的人文教育应该从社会做起，社会风气的良性发展要远远强于课堂上的振振有词。课堂上的说理与教义必须要与时代的发展相吻合，社会要给学生创造这种氛围。

　　“一个人的人文素养是靠社会的影响与感化的，这是书本上学不来的。”在郑老师的实验室里，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是最根本的准则。郑老师会对第一次见面的研究生提出“学问要好、做人要好、专业要好、英语要好”四点要求，而实验室的所有人，不论是在读的抑或早已毕业的，都会将此谨记于心。“郑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并不仅仅局限在做研究生的这个阶段，而会影响到我们这一辈子。”

　　也许就是这短短的十六个字，也许就是这一辈子的影响，让许多郑老师的学生无法忘却。一位海外留学的师兄给我们回复的邮件中谈到：“在国外的时候，MIT BBS上有北医的校友们回忆起北医令人难忘的老师，可以见到他们离校多年以后对郑老师的赞赏；当年在华盛顿与师兄们聚会聊天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他们对郑老师的感激；与国内的师弟妹们通信的时候，我也能够感受到他们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郑老师由衷的尊敬。”

　　或许这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真实写照吧。

　　读史明智再思今

　　郑杰老师平时的业余爱好很少，几乎是一心扑到工作上。但在有空的时候，他喜欢读一些历史方面的书籍，或科学探索的电视节目。

　　郑老师目前是中华病理学杂志的主编，他提到前不久，有一位北医退休后移居美国的闫老师，搜集了许多老病理学家的生平，并进行翻译整理，寄给了他。他特别喜欢并且珍视这些资料。在整理过程中，郑老师也发现了许多现在仍有参考意义的东西。

　　他举了个例子，“比如‘尤文氏肉瘤’的那个Ewing，他在很早就提出‘肿瘤不是一个局部的疾病，而是一个全身的疾病’，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现在对肿瘤的治疗主要就是手术切除，实际上多数并不能切净的。肿瘤需要全身性的治疗。这个观念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学一些医学史，了解医学家们的生平和思想对现代的医疗还是很有帮助的。

　　从教漫漫40载，郑杰老师始终是一颗平常心去对待。虽然没有碰到跨不过的坎儿，也曾有过郁闷和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但他总是说社会是公平的，不能欲望无限，“谦、俭、劳”才是立身之本。郑老师戏称自己现在是“成仙了，已经可以宠辱不惊了”。回首一生，郑老师觉得自己想做的都付出过努力，没有遗憾，在世上这一辈子能用自己的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而且也得到了学校领导和社会的认可，郑老师感到“很满足”。

　　面对“桃李奖”这个对教师极高的美誉，郑老师表现得十分谦和。他感谢学校领导对自己40年工作的肯定，虽然现在已接近退休，但郑老师还会继续以饱满的热情站在讲台的第一线，奉献自己的余热。只要北医需要他，他就不会离开自己的岗位！以便实现“为祖国健康地服务50年”的夙愿。

（北医学生记者团 鲁文馨 臧思雯）

编辑：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