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中旬,经北医国合处转达，北京大学为编写《北大的洋先生》一书要采访国际友人米勒先生的夫人中村女士，同时提出采访当时主持工作的原党委书记彭瑞骢同志。经离退休办公室协调，北京大学记者10月22日到人民医院病房采访，彭瑞骢书记介绍了当年米勒先生在北医工作的经历以及对北医的贡献。

　　受此启发，他感到在北医发展的历程中，也有许多“洋先生”为北医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五十年代，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期间，卫生部以北医为基地开展工作。苏联专家中的医学教育管理专家、临床医学专家、公共卫生专家，帮助北医创建了一些学科，以北医为基地为全国医学院校培训了一大批人才。

　　对于苏联27位专家在北医两年多的工作，彭瑞骢书记记忆犹新。他认为，北医的百年发展历程，不能忘记这些“洋先生”们的功绩。

　　洪若诗是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为发展与西方共产党的联系，由英国共产党中央派往中国的医学专家。北医接受卫生部的任务，安排洪若诗到教学医院-积水潭医院，帮助创建创伤骨科，因为北医当时没有创伤骨科专业。至今，在积水潭医院的院史记载中，仍可看到：洪若诗是创伤骨科的奠基人之一。1971年，洪若诗先生在香港大学有一篇演讲“我在中国十五年”，回忆在中国的经历，提到了这段历史。

　　本文经彭瑞骢书记回忆，贾春红整理，再经他反复审阅成文，作为迎接北医百年庆典的历史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行全面封锁,而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已有30多年的历史,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这样,苏联所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自然而然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中国政府在向苏联派遣大批留学生的同时也聘请了许多苏联教育专家。受聘的苏联教育专家成为中国向苏联教育全面学习的有力推动者。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医学院脱离北京大学，独立建制。

　　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正式颁发《北京医学院印》。

　　1953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办公厅通知：“自本年3月份起，北京医学院改由卫生部领导。”。

　　建国初期聘请苏联医学教育专家，卫生部党组召开专门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卫生部当时决定，北医是卫生部重点建设单位，因此所有派去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归国后都分配到北医集中使用，所有来华的苏联医学专家也都分配到北医统一安排工作。据1957年4月17日北京医学院统计，在基础、临床各个院系的苏联专家共有27位。其中基础部3位，公卫系5位，医疗系12位，口腔系3位，药学系1位，俄文教研组1位，医体教研组1位，马列主义教研组1位。北医由院办主任马万芬负责苏联专家在北医的家学安排工作。以苏联专家组一行在北医陆续工作二年左右。在华期间，苏联专家举办全国教师培训班，由全国所属医学院校，分别派出人员参加培训，每次培训一年左右，苏联专家还专门出版了教科书和讲义。

　　病理生理学家——费荛道罗夫教授，六十多岁，1954年12月来华，1956年11月离开中国。他是在北医的苏联专家组组长，在北医期间，他专题介绍了苏联医学院校的组织机构、领导方式。在华期间，他花费心力，帮助北医组建了病理生理学科。为了提高中国的病理生理水平，按照卫生部的部署，在北医学术委员会的领导下，以北医为平台，费荛道罗夫教授开展全国培训班，共举办了8个班次，每班40人。两年时间里，为我国培养了病理生理人才三百多人，为这个学科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公卫系有5位苏联专家。其中“一般卫生学”契特维里科夫是一位苏联著名教授。他在华期间带领苏联专家，开展全国公共卫生人员培训班。每期半年，40-50人为一期，主要是为国家培养师资，为全国医药院校建立了一支师资队伍。

　　医疗系有12位苏联专家。分布在我们北大医院的内科、外科、骨科、营养科、神经外科。其中神经外科专家阿鲁秋诺夫是神经外科教授，他帮助我们创建了神经外科专业，为我们神经外科奠定了基础。医动学专家克拉斯诺谢里斯基教授，他来华时年龄60岁左右，他是我们运动医学的奠基人。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建立了运动医学专业，他培养了曲绵域等运动医学的一批骨干队伍。在创建运动医学专业时，还发展了创伤骨科、运动员营养以及运动医务监督三个专业方向，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还有波纳莫廖娃、亚厂山大罗娃二位教授，为我们创办儿科学系做了一些工作。口腔学三位教授帮助北大医院口腔科建立了完整的口腔学科体系。苏联专家还帮助建立了口腔颌面外科学。

　　五十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这些洋先生们，为我们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为提高我们的医疗诊断水平打下了基础。同时，他们也为我国医药院校培养了大批师资。在那个物质还匮乏的年代，苏联专家们工作时一丝不苟，与我们北医的教授们密切配合，至今还留有深刻的印象。

　　在北医百年庆典时，我们不能忘了在北医百年发展的历史中匆匆而过、留下了印记的这些“洋先生”们。

　　在这里我还要提及一位洋先生，中文名：洪若诗，即英国人Joshua Samuel Horn博士。

　　洪若诗，1914年出生在英国伦敦，他的父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犹太人遭受迫害，被迫沦为俄罗斯大屠杀中的难民。Horn的童年是在贫穷饥饿中度过的。Horn通过奖学金得到了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他选择学习医学，并在医学院里加入了“社会主义医学会”。由于他目睹并参与了当时的许多“向饥饿进军”、争取生存权力的聚会，他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向饥饿进军”时，他尝试了他的第一次临床治疗经历：为游行者治疗水泡、肿炎等。

　　洪若诗于1936年获得了医师资格，当年他选择了在一艘开往中国的远东的货轮上，充当随船医生。从那个时候开始，Horn对中国产生了感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被任命为英国伯明翰外科顾问。

　　在1954年，洪若诗全家又回到了中国。洪若诗作为英共中央的代表，以一名外科医生的身份，派往中国。当时中共中央非常希望加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负责人的联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由卫生部安排，1955年来到北医。他的专业是创伤骨科，因为当时北医没有这个专业，曲正副院长安排洪若诗大夫到北医的教学医院积水潭医院帮助建立创伤骨科，此事具体由薛公卓副院长主要负责。按照卫生部的指示，洪若诗医生的工资及生活待遇由北医发放和解决。

　　洪若诗医生1954年以英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中国，在中国居住了十五年，直到1969年回到英国，又重新回到英国教授解剖学课程。

　　1974年11月7日，洪若诗医生在香港港大医学会的演讲会上作了题为《我在新中国十五年》的演讲，回顾了对新就中国的认识和了解。

　　洪若诗医生是北医建设、发展初期的“洋先生”代表之一。

　　洪若诗医生曾写过一本书《带走所有的害虫：一名英国外科医生在中国》。在书中，他介绍了血吸虫病的防治，介绍了他参与和培训“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源自于中国南部在稻田里赤脚工作，从60年代初到1981年使用）。

　　洪若诗医生介绍“赤脚医生”的作用时写到：这些农民志愿者受到了最基本的医疗和辅助医疗培训。他们工作在村庄中，促进基本卫生、预防保健、计划生育和常见疾病的治疗。作为学员，他们学习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和细菌学。按照毛主席号召的在实践中学习，他们也接受实际技能的培训。这些学员成为农村合格的医生，并建立了乡村诊所。“赤脚医生”的重点是解决农村常见病，以及常用药物的使用。“赤脚医生”的学习并不仅仅局限于西医的，还要学习中医，如了解身体上50个穴位，以及常用草药的使用方法。这些赤脚医生的工作不仅仅在于治疗疾病，他们大部分工作是进行疾病的预防，例如确保进入村庄的水是干净安全的。“赤脚医生”在特定的年代里发挥了作用。

（作者：彭瑞骢）

编辑：玉洁